综观道咸之际的学宋诗人，其创作成就并不低于不立门户的一批诗人。如郑珍、朱琦、鲁一同、江湜等其艺术造诣远在张维屏、张际亮、汤鹏之上。其中如郑珍，誉为 “近代 ”之冠，洵无愧色。而且，这批诗人的政治立场也并无本质区别。当然，在思想史上，龚、魏的成就和地位，在道咸之际可谓无与伦比。但如果以此作为衡量诗歌成就的标准，那么李白、杜甫都不足挂齿，更何谈其余，因此还是实事求是为好。若以关心国计民生的态度来论定道咸诗人，那么，我们在前面涉及到的大多数诗人都基本相同，忧国忧民、痛恨时政的黑暗和腐败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即使像曾国藩这样的人，我们也应该作具体的历史分析，对于他效忠清王朝，残酷镇压农民起义，无疑应该否定，但对于他早期表现出的爱国思想和对时政腐败的揭露，以及利用西方先进科技的做法，也不能一概抹杀。而且，像龚自珍、魏源这样的人物，也不能只看到他们对时政的批判，而掩饰他们的历史局限，由龚自珍反对农民起义的言论作推测，如果清王朝委之以重任，让他去镇压起义军，也很难说他不会操起屠刀。事实上，比龚自珍晚逝的魏源，在太平军兴起以后，“扰江南，陷省城 ”的危急关头，不是也忠于职守，“首倡团练，亲督巡防，设卡以稽来往，守隘以遏窜突，添驿以通声气，侦探以窥贼情，重赏以作士气，峻刑以靖内奸”（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积极备战，负隅顽抗吗？又 “奉檄击宿州匪，斩馘六百余人”（同上），手中之屠刀，不也染有农民起义军的鲜血吗？故擅长考据求证的章太炎不仅认为龚自珍“与国家同休戚，不敢有二”（《章氏丛书 ·别录 ·箴党新论》），又斥魏源等 “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大者为汉奸剧盗，小者以食客容于私门”（《捡论》四《学隐》），言词如此激烈，不谓无故。然而，又是这个章太炎，却为钱谦益、梅曾亮等作翻案文章，因为他隐约看到了他们有反清行为。当然，钱谦益晚年的复明活动完全属实，而梅曾亮之参加太平天国，尚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很难证明梅曾亮是清王朝的叛逆者和造反派，而且即使证明了，也很难就此可以抬高他的诗歌成就。皮日休参加了黄巢起义军，也是新乐府的著名作手，但就能认为他的诗歌成就高于忠君不二的杜甫吗？所以不能以政治立场和政治功绩来论定文学成就。
再如何绍基，他晚年虽有避世的倾向，但早年同样关心时政，忧国忧民。曾与包世臣、龚自珍一起为 “五簋会 ”常客，一起慷慨言天下事，“论议几千载，酣嬉无算杯”（何绍基《陈秋舫属题秋斋饯别图》）。也正是由于上书言事激烈而遭贬，因此，在何绍基与龚自珍之间也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再从私人交游来看，张维屏、张际亮、汤鹏与朱琦、鲁一同、曾国藩等都是较好的朋友，集中交往题赠之作俱在，可以为证，而梅曾亮、何绍基、朱琦与龚自珍、魏源等关系也很好，如朱琦在《孔宪彝母碣书后》曾说：“卷中题跋（按：包括龚自珍文在内）多余旧游，海内贤豪长者，丰才博闻之士。呜呼！梅、龚二先生死矣，览兹遗刻，不独贤母遗徽，邈不可及，而于友朋离合死生之感，亦不能无慨于中已。”而魏源也曾为梅曾亮作墓志铭。何绍基不仅赞赏龚诗，也钦佩魏源。何绍基有诗云：“著述吾老默，今日洁园真清客。”又：“今古微言恣探讨，又闻精猛课宗门。”（《扬州魏默深留饮洁园》）而梅曾亮《题龚璱人文集》则云：“胸中结构赞普帐，眼底波浪皮宗船。红袖乌丝醉年少，只今谁识杜樊川？”也极欣赏龚自珍的才华。他如年辈较高的程恩泽也同样是龚自珍的知交，梁章钜在《师友集》中记载云：“（龚自珍）初入京师，即与程春庐先生及余订交，皆素不相识也。丙申余由甘藩入觐，君约程春海侍郎、徐星伯、吴红生二中书，饮余于红生寓斋，为文饯之，春海赏其工，特用精楷书赠，余尝刻入《宣南赠言》中，而读者嫌其语多触忌，此井蛙之见耳。”又在《槛联丛话》中记载道：“龚暗斋观察丽正，七十生辰，其子定庵仪部，求寿联于春海。春海信笔书与之云：‘使君政比龚渤海，有子才如班孟坚。’”推重之意可谓至矣。这些可靠的史料都证明，学宋诗人，与龚自珍、魏源等并不是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相反，却是互相尊重、关系融洽的朋友。
而学宋诗人的诗学观点，与龚自珍、魏源等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看法都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在前面也已多次指出过这一点，这里不再赘述。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学古重点不同，创作趋向不同。学宋诗人虽然并不排斥汉魏盛唐，但学古的重点是宋诗，并上溯开宋诗之风的韩愈以及杜甫；而龚、魏他们的取径比较复杂，龚自珍较多地取法近人，而魏源的重点则在唐以前，二张、汤鹏、贝青乔也基本相同，金和则受袁枚和俗文学影响较大。在创作趋向上，学宋诗人虽然各有自己的风格，但都讲究锤炼、生新、不落凡近。何绍基与江湜，虽然面目平易流畅，但皆非粗俗之辈，而且在艺术趣味方面，都趋于 “雅”；而不立门户的一批诗人则较复杂，龚自珍虽然不喜平易俚俗的笔墨，但诗语驳杂，不求醇雅，不拘法度，逞心适意，颇乏锻炼，惟其才高学博，能调适阳刚与阴柔为一体，故尚不致失于粗疏，但龚诗之变并非雅变，可以说是一种瑰奇的俗变；姚燮和魏源比较注意锤炼，能趋于雅，其中尤以姚燮成就最为杰出；而二张、汤鹏则不免失之于粗豪，而且境界也并不十分新奇和深刻，此正是于汉魏、宋人用功不深之故；贝青乔之讽谕诗在新创中，能注意锤炼和剪裁，故尚能趋于雅；而金和之诗，不仅语言不以平易俚俗为病，且有不少作品尚嫌枝蔓冗沓，不够洗炼，然能不拘一格，自创新声，堪称俗变之雄。而郑珍则堪称雅变之杰，两人恰成鲜明对照。就诗歌的艺术质量而言，在整体上郑珍无疑要胜于金和。当然，雅和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发展的概念，就像美和丑一样，尽管人们经常在使用这两个概念，但却迄今为止尚无统一的定义，而且以后也不可能有绝对的定义。因为，它们是发展的、活跃的，带有强烈的感觉色彩，而感觉乃是最生动、最不稳定的，因此，我们虽然经常使用雅和俗这两个概念，但却不准备，也不可能给雅和俗下精确的绝对的定义，而什么是雅和俗的大致标准，已经寓于我们的具体分析之中，当然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因为雅和俗本身就是模糊的概念。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由于审美的传统继承性，以及相对的不稳定性，同一时期内，先锋的审美趣味，与保守的审美趣味之间会有矛盾，他们会有不同的雅俗观念。梁启超就认为金诗元气淋漓，胜过郑珍。然认为金诗俗不可耐的，也大有人在。他们都有偏执之处。另一方面，在创新过程中，如果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突破，也会与既定的雅的观念相悖，而沦为俗诗。如白话诗形成之初，就曾被视为俗诗。但只要这种突破，给诗歌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那么虽俗犹荣，不足为非。因此，雅和俗并非绝对的价值尺度，金和的创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诗歌形式（其新变的意义主要在这里），但并未能为诗歌发展开辟全新的前景，金诗在根本上并未超越古典的规范，但他在古典规范内部扰乱了秩序，是“胡作非为 ”的醉汉，“斗胆包天 ”的梦游者。
总之，道咸时期不立门户的一批诗人与学宋诗人之间虽有异同，但在总体上都未能超越古典诗歌的基本规范，当然，他们在努力扭转乾嘉性灵诗风的过程中，在诗歌艺术上又取得了可喜的新成就，为丰富我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宝库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