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化的迅速推进和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我们前所未知的一种程度（Beck，1992）。更为严重的是，与其他问题相较，这种风险的扩张常常是无界限的，它们可以显性或隐性地肆意流动，使得社会风险的冲击力和波及范围更大，更难以把握，从而更增加了其解决的难度。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物质层面的现代化、都市化的迅速推进，加快了风险社会或者更严格地说是“高风险社会的来临”（童星等，2010）。遗憾的是，市场失灵、政府失职、社会失德，令这些风险进一步恶化。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所遇到的治理危机的挑战可能比发达国家曾经遇到的还要复杂，曾经的后发优势因为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双层限制而逐步演变为后发劣势（徐湘林，2010：13）。卫生风险作为社会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条件下突破域值演化为卫生危机或卫生安全事件，冲破疆界、阶层、种族、年龄和性别的界限四处散播；而都市常因其人口密集、流动性大而成为卫生风险与危机的主要冲击区，这必然威胁到高效性城市的构建和城市生态文明的维护，所以必须强化卫生风险的监测预警，推进卫生危机的事中处置和善后修复，从而为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一、都市化与都市卫生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技术、信息发展的中心。按照目前发展趋势，中国的城市人口将从2005年的5.72亿增加到2025年的9.26亿，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有望达到10亿。2025年，中国将有超过6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GDP占全国GDP的比例将由目前的75%增加到95%，将出现221个100万人口的大城市，23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武汉、重庆、成都等8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巨型城市（华强森等，2008）。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也显示，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6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9.68%，比2000年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而2000年的城镇人口又比1990年上升了9.86个百分点。
但是，诚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巨型城市或特大城市人口集中，经济活动频繁、基础设施发达、人员流动快速、财富迅速集聚等特点也为城市发展带来诸多社会矛盾和潜在风险，给社会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陶希东，2010：79）。同时，大城市灾害的发生常常表现出链状特点。灾害链的产生能导致城市在短期内遭受连续不同的打击，给城市减灾带来更加复杂的问题（高汝熹等，2002：110）。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城市公共服务业的压力必然加大，因此，保证公共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良性互动网络，实现三者优势互补，预防和减少潜在或可能的社会风险，就成了都市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新近的统计数据已经显示，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当公共服务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之时，需求就催生新的供应源；在市场供应日趋多元的前提之下，市场无力完全掌控产品的质量，在政府监管缺位而供应商又自我约束不强的情况下，各类风险就会随着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纷至沓来，风险的聚集会最终酿成危机。这种风险的出现和危机的来临尽管同中国社会转型直接相关，如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因中国正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两三百年现代化的里程，期间社会转型的痛苦、震荡是不可避免的，宛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快速吃下一盒压缩饼干，短时间可能还尚无饱意，但不久肠胃胀痛与不适就会接踵而来，故中国也即将进入风险社会（贝克，2008：5）。这一比喻形象地阐释了中国正在遭遇的发展困境，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政府和市场推卸责任的借口。
更为严重的是，尽管中国城市遭受突发性危机事件威胁的形势十分严峻，但其危机处理能力却非常脆弱，一旦发生重大突发性灾害，后果往往不堪设想。目前，提高突发性城市危机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各个城市政府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王茂涛，2005：198）。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都市卫生风险正由外部风险向人造风险转变。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或者说1992年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中国都市的卫生问题还多归因于外部风险，例如因误食有毒食物造成的食物中毒、肠道传染病，因疫苗供应短缺而产生天花、霍乱的流行，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随着物质财富丰裕和技术进步得以解决。然而进入风险社会后，诸多的卫生风险事件特别是食品药品安全事故、传染病大规模传播和扩散，多是人为因素导致的，人类现有知识和经验的局限性也加剧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卫生风险如果处置不当，很有可能导致失控。安东尼·吉登斯就指出，“现在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风险的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而且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它们负责，或能够被要求‘正确地安排’它们”（吉登斯，2000：115），”或许灾难已经逼近。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指出，“非典”（SARS）爆发给全球拉响了警报，通过呼吸道传播、潜伏期较短的传染性疾病不会给人们太多的反应时间。根据以前应对类似威胁的经验，全世界25%的人口即超过15亿人会受影响。因此，再一次的流感大流行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WHO，2007）。
二、卫生安全化与危机治理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