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开篇之言
人是一个综合体，就像电脑一样，包括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硬件部分主要由先天的遗传基因决定，而软件部分则是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形成的。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大脑有一个发育的过程，后天的发育、培养和训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个人的软件部分同样具有基因性。
在现实生活中，绝顶聪明的天才不会超过2％，存在先天智力障碍的人也只在3％左右。因为先天遗传，人的大脑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最大可能会有3—4倍的差别。但是，个人后天学习和训练，培养形成的个人软件，最高的差别可能达到100倍以上。因此，人和人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是个人软件上的差异。
一个人最容易改善的部分是个人软件，包括个人的品德、态度、习惯及能力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素质，而改善个人软件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就是教育。因此，改变一个人，有且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改善个人软件的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知识教学，更为重要且基础性的是家庭教育。
人一生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软件基因和软件水平。如果某个人从一生下来就开始被培养，并形成一种良好的软件基因，那么，不仅对他自身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他也可以逐步影响并改善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如果一个民族乃至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具有良好的软件基因和软件水平，那么这个国家的社会秩序、经济环境、科技文化等就会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因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取决于这个民族或国家的个人软件水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个人素质。
如何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注重并培养一个人形成良好的软件，这不仅仅是摆在我们整个社会面前的重要问题，而且关乎国家的发展和希望，更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教育是任何国家发展的根本，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希望。正因为如此，教育被社会各界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的教育走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我们还在黑暗中探索：教育的曙光到底在哪里？
第二节 钱学森如是说
2006年，温家宝总理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钱老提出了“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那么，这种模式到底是什么？钱老没有给出答案，需要我们去探索。
有的人却将钱老提出的“人才培养模式”直接与诺贝尔奖关联起来。每当诺贝尔奖产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民族情结开始不安的时候。中国13亿人口，没有一个本土教育培养的人才获得科技方面的诺贝尔奖。有些华裔获奖了，就像是我们自己脸上有光似的，非要强调是“华裔”。我们没有看到，这些获奖的背后，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
由于缺少一些理性的思考，各种带有情绪的文章出现了，如《华人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教育无关》、《为何获诺贝尔奖的华人都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想得诺贝尔奖》、《请别拿钱永健自我安慰》、《为什么中国大陆与诺贝尔奖无缘》、《诺贝尔奖何时到中国》、《中国人为何难获诺贝尔奖》。杨振宁教授预测，中国二十年内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这种预测使我们得到一种期望和安慰。
面对我们13亿人的期望，我们不妨设想：即便清华、北大或者某个大学的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奖，满足了我们的期望，安慰了我们的精神，那又能怎么样？难道获奖就代表了我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了？笔者认为：如果真有人获得了诺贝尔奖，简单来说，也只能代表这个教授在某个点、某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原创性成果，并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但不能代表中国就成了世界强国。同时，这个世界存在那么多的未解之谜，中国有那么多的大学，难道仅仅为了一个诺贝尔奖，我们就将巨额资金投入在某个点上，却不顾其他大学、其他学科专业的发展建设吗？这样做值得吗？
2009年前后，我们听到了一种声音：中国强大了，“中国可以说‘不’”。广电总局声称“中国是世界电视剧第一生产大国”；国家统计局声称“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全球第一”；还有网络文章称“中国食品合格率世界第一”、“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居世界第一”、“我国瓜类生产规模世界第一”、“中国直流输电规模世界第一”、“我国的高速公路里程数已经跃居世界第一”等，这样那样的“世界第一”声音，此起彼伏。甚至有人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过不了几年，我们将超过美国，位居第一。
我们却没有看到：我国获得了最多的奥运会金牌，但我们的全民健身设施建设状况并不理想，更不能代表中国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了。我们也没有看到：即使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人均下来，分母是13亿，我们又排在什么位置了，何况我们的经济结构非常不合理。我们更没有看到：在规划、质量、管理和其他方面，我们的高速公路无法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别人的公路已经建设使用了几十年，而我们的公路使用三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开始翻修，虽然这样可以创造更多的GDP。
笔者并不否定我国所取得的发展以及我国对整个世界乃至人类的贡献。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缺乏理性的思辨，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理性的声音，同时也需要倾听不同声音的胸怀。诺贝尔奖和奥运会金牌都只是结果，是一种功到自然成的结果。现在靠拿几个国际大奖、多拿几块金牌说明“中国人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常常把祖国的荣誉、民族的复兴维系在某个人的行为、某个具体的奖项上面，对这些奖持有一种偏执的、狂热的态度，似乎获得某个奖可以代表13亿人的荣耀，同时也可以代表“祖国的强大”。
殊不知，获得的各种奖项只是各个点的优势表现。我们并不能这么简单地将某个点的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而获奖、某个指标达到“世界第一”等而与世界强国直接等价。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看，各个部分的最优通常并不能导致一个系统的最优，因此，一个国家的发达和强大，并非单方面的指标超越别的国家，而是一种结构性、战略性、宏观性、综合性的整体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金融的整体运转方面，表现出有序的良性循环。然而，我们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体系等方面的某些不合理和无序，带来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环境问题、诚信问题、道德缺失与诸多社会矛盾。
我们更应该思考，距离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我们到底还差什么。我们的先人所处的时代，社会和经济相对单一，不如我们今天所处的多元化时代，先辈们尚且说：居安思危。我们却陶醉在得到很多“第一”中，大量理性的声音却被淹没了。如果别人说咱们的一点点不是，很多人就奋起反抗。当其他国家出现不正面的事件时，很多中国人甚至幸灾乐祸，冷眼看别人的笑话，“看看你们国家，自己都问题不断，凭什么指责别人？”
我们常常关注“什么又得到第一”、“哪方面超过谁”，这种片面且功利性地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一种只追求结果而不重视过程的思维所致，更是一种只关注微观而不顾及宏观的思维所致，甚至可以说并非一个成熟民族所应具备的思考问题的方法。然而，思考方法和思维方式，归根结底，都是教育所致。我们培养了越来越多的“爱国愤青”，有人甚至说得很严重：教育培养了很多“脑残”的人。那么，我们是否是世界上培养“脑残”人数最多的国家？
作者常常困惑：我们的思维到底怎么啦？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育把我们培养成了这样狭隘且功利性的思维？这里所说的“功利性”不是指世俗对社会功名和经济利益的追逐，而是指非常直接的结果性追求。
任何重大的科学发现和伟大的发明创造，真正体现科学家、发明家智慧的是如何得到结果的过程。我们祖先的四大发明是结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结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结果，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是结果，人类的电话、电视等发明还是结果。知识和技术是结果，学习、引进结果较为容易，而学习、引进这些科学家、发明家“得到结果的过程”却很难。我们的教育，往往只关注知识、技术等结果的学习，却很少关注“发现规律、发明技术、建立知识”的过程。
人们常常习惯于将教育的问题归咎于“体制”、“制度”和“大学教育”。这是一种貌似深刻、其实浅薄的思维：制度体制的演进必定是漫长的渐变过程。体制对教育的影响肯定存在，但绝不是根本性的、唯一的影响。体制之外的社会性思考方法和思维习惯，也许对教育本身的影响更加具有普遍性和渗透性。而大学教育只是人生教育的一个阶段，如果幼儿园、中小学阶段的教育都已经导致了学生的“脑残”，大学教育又于事何补？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将“教育问题归结为体制问题”的思维是一种“把任何问题都要归结为一个原因”的思维，这种思维本身就是功利性、“瞎子摸象”式的微观思维。通常来说，生活中一些沉重的问题，都是多种因素综合所致，而且难以量化。因此，社会上流行的指标性评价官员、评价教育的方式，本身也是缺乏理性思考所致。归根结底，还是教育存在缺陷所致。
教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教”的手段和过程，实现“育”的目标。其核心目标就是教育孩子“没有功利性地辨别是非的能力和人格”和“面对他不懂的东西，知道在哪里找答案了”，化性至善，从而培养“有德行、有思想和判断能力、有人类共同理想和共好意识的人”。因此，教育的问题由文化、价值观、体制乃至心态等诸多因素影响所致，是多年积淀形成的过程性、结构性问题。
针对教的过程、育的目标，如何实施教育，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超前性地谋划教育、不断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设计教育，才是教育发展永恒不变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虽然经过了六十年的探索，但是，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来看，六十年毕竟还是太短了。
第三节 他山之石
今天的西方现代教育经过了几千年的沉淀、发展过程，同样也走过了许多弯路。例如：罗马帝国的崛起到罗马宗教神学垄断教育、世俗教育走向衰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繁荣、文艺复兴末期古典主义泛滥而导致严重的形式主义；“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二战后美国的崛起。“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这些兴衰交替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发现教育的很多规律、特点、经验和教训，从中也许可以看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