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构成元音时，原始雅利安语状态固有的两种程度的差异，也就是两个a差异（宽a和窄e，类似于俄语的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只保留了一个宽a，而窄e或者与宽a合为一体，或者被元音i所替代。所以，这种发音行为，也就是借助于舌根部收紧口腔的元音完全消失，或者，有利于其定位，只是开度更宽。或者向前移动，保留了原有的收紧度。
语言音素的组合变化最终导致了以较前部位的行为替换较后部位的行为。报告人指出了下列变化：
1）在拉丁语中，出现了唇辅音f。这个辅音是原有送气辅音的历史继续，即不仅是唇音定位（bh，ph），不仅是前舌音定位（dh，th），也是舌根音（gh）的历史继续。
2）在原始舌面音影响下，舌根辅音在个别语域中已经被前舌音所代替：cˇ，，或者c、dz，或者t、d成为原有的舌面音k和g的历史继承者。我们在斯拉夫语言的不同历史时期，在拉脱维亚语、在古印度语、在罗曼语、在古希腊语、在新希腊语、在英语、在丹麦语、在瑞典语中都可以确认这一点。这里也包括德国式的拉丁语发音：cicero，cecini，facit，facere等等。在语言史中我们发现越来越新的沉积（отложения）。我们指出，俄语中的ти、де代替了原有的ки、ге（паутина、тисть代替了кисть，андел代替了ангел等等）。
软化音和唇化音是这个领域经常发挥作用且有巨大影响的因素。
报告人认为，一方面只需要指出古代语言状态中舌根和舌面发音的应激性和执行性程度的巨大差异，因为在这一古代语言状态中有三列独立区分的舌根辅音，有两个级别区分的舌根元音（宽a和窄a）。另一方面，这种差异也体现在较晚时期的语言状态中。较晚时期的语言状态只有一列舌根辅音，但这种状态不仅区分tsrl，而且还区分tsth（英语的）—sc，以达到理解这个以较前部行为替换较后部行为的历史—语音过程实质的目的。
这种偏离一般情形的现象或是虚假的偏离，或是即使是实际的偏离（尤其在不同起源的两个部落的语言混合或者由于病态的退化所致）都不能改变历史语音过程的历史结果。
历史进程的合力处处在所指明的方向中前进。
当然，应当从远处，从长久性角度透视这些历史—语音过程。如果只是盯着一个选中的地方，隐藏在一个语系的短暂生活中，我们就只能看见一些小曲线，而不能发现历史潮流的庞大气势。应当环视年代顺序中的长距离。从喉部位到口腔，或者从舌根部分到舌面并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需要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才能达到将一个领域的发音行为转移到另一个领域的目的。
但是我们坚持现实的观点，我们在思考：
1）一个人即使活到了百岁，也没有必要进行类似的移动。
2）正是由于一部分个体将发音的应激性（возбуждаемость）和执行性（исполняемость）传递给另一部分个体的结果，经过数代人，发音行为所有这样的变化得以实现。
以上部和前部发音行为替换下部和后部发音行为的历史—语音过程有三类：
或者移动，替换，也就是上部行为替换了下部的行为（喉腔的）。口腔前部行为替换了口腔后部的行为。
或者只是消失：下部的行为或者后部的行为只是消失，其结果是改变了下部或者后部行为与上部行为或者前部行为之间的一般关系，更有利于后者。
或者，在上部和前部区域产生了新的行为和新的区分性，保留了下部或者后部区域原有的行为和区分性。其结果也改变了下部或者后部行为与上部或者前部行为的一般关系，更有利于后者。
除此之外，还应当区分所有这些过程的两个方面，也就是两类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削弱了一组发音行为，强化了另一组发音行为。
1）在保留这种区分性的情况下，在发音领域的数量关系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它们的统计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原始雅利安语向古印度语的历史发展中，替换窄元音就属于这一类。
2）出现了新的区分性，在一个领域内出现了新的发音成分组合，或者在其他领域消失了某种区分性，发音成分的某些组合消失了。新系列或者新类型的舌面音位（从原有的k、г等发展出ч、ж、ц、дз）的产生就是第一种情况的证明。三个舌根辅音定位的消失，送气音和非送气音之间区别的消失就是第二种情况的证明。
报告人试图借助于象征性的公式将这一切简短地表现出来。
这里分析的语音历史变化的主要后果之一与发音的每一个过程是一致的。因为发音是呼气的，也就是从深处向表面呼出的。
上面陈述的观点属于纯人类学的结论。在心理上和严格的语言学方面应当说：
发音和听音的区分，区分发音行为和听音印象的能力，发音表象形成与发展，总之，发音领域的语言思维已经越来越从发音器官的下部和后部移向上部和前部。
所有上面陈述的内容在第二论纲中作了归纳：
由于小小的偏离，或者是假象的，或者是实际的，最终从人类学角度看，人类言语发音历史变化的一般性质就在于逐渐强化上部和前部器官的发音功能，加强这些器官的行为，在发音时相对减少下部和后部器官的行为。从心理角度，一方面可以认为执行—语言思维是逐渐按照一定方向变化的，另一方面，可以认为发音区分性的张力程度是呈比例逐渐变化的，在发音器官的上部和前部领域内容变得有利于越来越强的区分性。
接着报告人开始研究在所有语言区域中出现这个重现历史—语音过程可能的“原因”。
当然，不能谈论某种“预先的计划”和“命运”。
以前，曾经指出过某些个别过程的个别“原因”。我们发现，舌根辅音的软化和唇化是推动口腔发音行为的最巨大因素之一。从语言学视角，从此时、此刻的角度，这只是历史—语音变化之一，与共同思想无关。但从我所指的语言“人类化”的发展角度，从永久性角度看，这一切都属于积累事实的概念。而这些事实证明了我所做的概括。
所发生现象和所涉及现象的相对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阐释了下部和后部器官能力和它们的心理区分性减弱的原因。而它们所固有的确定性、清晰性和表现力解释了上部和前部器官能力，及属于它们的心理区分力增强的原因。
这时还应当注意，在表达说出的和听见的内容以及被说出和被听见的内容、预料到的内容时，从一部分个体传递到另一部分个体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这里相对清晰透明度、确定性和表现力的意义就变得更明了一些。在没有听见，在没有准确理解时，向更透明、更确定的方向倾斜就成为了合力。普通的、复杂的区分性分解为以下独立的区分性：区分作为客观的、物理现象的音素。区分肌肉感觉。区分音响印象。区分语音表象。
在数代人口腔中不断重现的主要言语器官舌末梢神经的分布是这里所分析的历史—语音过程的个别原因之一。这些原因慢慢地逐渐地起作用，经历了数个世纪。舌部末梢神经的分布就像内部的、离心式的语言末梢的按摩一样，一直在强化它，强化它的灵活性和能力。
所有上面阐述的内容在第三论纲中体现：
应当承认在复杂语言过程中的三个领域——发音、听觉和语言思维（церебрация）中，追求节省劳动是所指出的历史连续性的起因。
如果将所指出的历史—语音过程与人类学联系起来研究，那么就有权利认为这些历史—语音过程越来越在人类语言中得到了巩固，越来越远离动物状态，远离类人猿、前人状态（дочеловек）和洞穴人的状态。
这个过程也是唱歌与语言分化的过程。唱歌首先用喉腔。人的语言或者言语器官是口腔，喉腔和鼻腔是辅助的参与器官。
现今意义的分节音的产生是语言人类化的第一个行为。
上述内容在第四论纲中进行了陈述：
可以认为发音行为体现在外部的这个过程是语言人类化第一个行为的继续。一方面，是唱歌与语言的分化，另一方面，是人类“分节音”的发展。通过这些不断变化，人不仅越来越远离一般的动物状态，而且也越来越远离自己直接的“人前状态”和洞穴人状态。
这里分析的历史—语音过程与社会心理活动的其他领域的一般发展密切相关。我们到处都发现了逐渐走出来的现象。
有思维能力人的面部变得越来越有表现力。在这张面孔上越来越强化的内心世界的灵性表现得越来越有力量和越来越明确。
在全人类、在所有种族中，不取决于皮肤的颜色：无论“白种”、“黄种”、“红种”还是“黑种”人中，我们所强调的过程都是不断复现的。皮肤的颜色——这是人类学的外衣。在这件外衣下面，所有人的心脏都是跳动的，血液都是循环和流动的。肌肉都是同样地发挥作用，感觉神经、运动神经在履行着自己的功能，都同样燃烧着激情，同样地去感受，获取印象，形成表象、思想、概念及它们的联想，同样确定逻辑联系和连续性，萌芽的精神动机同样没有显露出来，由于逻辑思维的缘故，正义感和在不满意状态下经历的难以忍受的疼痛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语言领域也是一样，除了所有的历史偶然性之外，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些流派都会完成得很顺利。在这个论纲中指出的历史—语音过程领域的流派就属于这一类。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不管“种族”和其他群体特点，一方面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思维积累，完全抛开感觉；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具有灵性的诗学创作。
外部言语越来越走向表面。内部语言思维越来越走向深入。
最后，我们在最后的两个论纲，也就是第五、第六论纲中陈述刚刚讲述的内容。
人类学的“地带”，其中包括在语言学领域，相互离得越来越远：执行的“地带”越来越走向外部，越来越抓住外部世界不放，“指导性”的心理“地带”越来越走向深入，越来越抽象，越具有象征性。
抛开任何任性和随意性，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环节，人的客观进步体现在语言逐渐人类化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