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与人类学相关的发音领域的语言逐渐人类化的一个方面
（1904年3月19日会议上宣读）
报告人在自己的专题报告中将遵循之前已经公布的提纲顺序。
在第一论题中指出：“虽然语言从根本上完全属于社会—心理现象，然而，研究语言得出的一些材料却可以成为作为自然—历史科学的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指出，人是如何实现自己心理对外部世界反射的，又是如何借助于概念混合的途径将只有在心理上存在的东西强加于外部世界的。因此，“公正性”及人的逻辑—心理活动的其他结果被强迁到外部世界，被复苏，甚至被神化。
追求回归到所有表象、思想和概念的源头，也就是从客观—心理角度研究语言成为了社会—心理领域新派的典型特征。
语言属于心理整体的一员。而且通常是从虚假的，也就是不考虑人的心理角度，研究这些在心理上是整体的现象。就像寻找社会心理的其他表象综合体一样，一方面，应当在某一个语言化社会成员的个体心理中心，另一方面，还应当在语言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交际中寻找语言现象的真正因果关系。
甚至属于语言的音素也只能在心理世界存在，只能从社会心理角度，音素才能被理解。
所以在语言学中，我们应当真正用心理等价物的概念、经常存在的表象，即音位来替换音素这一概念。广义的语言的“音素”，也就是不仅在音响方面，而且在很高程度的言语器官发音活动方面，都是人类学的财富。
在这里人类学研究边缘现象，也就是物理和生理的同行者——心理上存在的表象和思想的坐标。
在存在与发展的心理世界中独立的边缘同行者之间，具有间接的因果依赖关系。除此之外，还可以从数量上确定它们的相互关系。
无论在通常情况下，还是在现有情况下，人类学问题都可以分解为两个领域：
1）研究人与动物之间的客观区别。
2）研究人类社会的逐渐演化。
报告人在陈述有关论题本质的第二个论纲时，尽量先确定发音习惯和历史变化方面的个别材料。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第二个论纲中一般性的结论（在这里我们区分语言祖先和语言后裔）。
描写人类的发音器官，也就是人类机体的发音部位成为了分析和研究的出发点，实施的基础。
报告人在指出四个主要部位（胸腔、喉腔、口腔和鼻腔）之后，从研究中排除了作为任何发音需要的常项——胸腔及对于该问题失去意义的鼻腔，只是更加详细地去描述喉腔和口腔。总的来说，四个部位中的胸腔和喉腔属于纵向的，而其他的两个部位——口腔和鼻腔属于横向的。
对于语言的发音来说，口腔是最主要的部位。在口腔中，有弹性的、可移动的器官和被动的、不移动的器官。器官包括：小舌、双唇、舌。我们在舌部位可以发现纵向和横向的部分及区域。针对我们的问题，横向划分舌的表面发音区域和在这个表面上区分三个区域——舌前部、舌中部和舌后部是最重要的。
在发音时起作用的口腔中不移动的器官是，向上颌骨过渡的硬腭的不同部分、牙齿，在一定程度上的上唇。
动物也在“发音”：鸟类和哺乳动物。但是它们的发音和人类的发音根本区别在于：
动物：
1）发音点集中在下部和后部器官。
2）如果它们用口腔发音，那就是整个口腔都在参与发音过程，不区分口腔的独立部分，也没有个别定位（локализация）。在人类的发音中，口腔行为的差异很大，在口腔中定位是人类发音的主要特征。
如果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那么必须预测，从动物和前人（дочеловек）语言状态过渡到人的语言状态，实际上发音行为从喉腔过渡到了口腔，出现了真正的分节音。
人的发音方式、发音的可能性与人两条腿行走有关。四条腿行走与人类言语是不相容的。除此之外，两条腿行走使得人能够看到前面，能够自如地向上抬头，丰富了宇宙印象，成为了充实语言内部的、有意义方面取之不尽的源泉。
如果说最初的语言人类化在于发音行为的主要部分是从喉腔向口腔过渡，那么试问：在我们熟知的研究和假设的构拟中能够达到的语言生活时期是否还有这一历史过程的发展？
我们讲一些与此有关的事实。
根据提出的问题，对立现象是最主要的方面。
1）喉腔和口腔的对立。
2）在口腔中后部器官和前部器官的对立。也就是一方面，舌后部和舌中部的对立，另一方面，是舌前部和唇部的对立。
比如，在雅利安语语音方面，历史的这些对立是如何表现的呢？
喉腔和口腔的关系体现在下列语音过程中：
1）以前，在不同语言生活的过去，更多的发音差异是通过喉部位行为体现的。我们较熟悉的语言，阿拉伯语和高加索语言就有这样的痕迹。后来，我们只是发现了这个原有的多样性的残迹和痕迹。后来在发辅音时，对偶性、悦耳的颤音和自由伸展代替了喉部声带的三个伴随行为：声带收紧和声带爆破、悦耳的颤音和自由伸展。
2）与此相关，描述我们语言较古时期状态的喉部发音行为，所谓的送气音逐渐减弱，或者完全消失，或者至少出现的频率、每时的完成情况都在减少。在从拉丁语状态向罗曼语状态过渡时（意大利语、法语等），在日耳曼语言史（以前是hl、hr，后来变为了l、r）中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
3）在雅利安语里最古的历史重建状态中，根据喉部的行为，不仅区分清辅音和浊辅音，而且还区分送气音和非送气音。后来，这第二种差异或者消失，或者被另一种差异取代，这种差异的发音基础正是口腔。对于古代送气辅音的命运解释正说明了这一点。这些辅音一方面出现在斯拉夫语言、波罗的海语言、凯尔特语言中，另一方面，也出现在了印度语言、希腊语言、亚美尼亚语、日耳曼语中。
4）在丹麦语、中部德语、爱沙尼亚语中塞辅音消失。而且口腔中的发音能量的第二类差异升级为第一类主要的差异程度。字母t表示“hartes t”，字母d表示“weiches t”。
5）元音的重音和音调的多样性逐渐减少。这些元音的焦点就在口腔中。
6）以不同的规则、不同的口腔形式替换元音之间的时间—数量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代替以前的长o和短o、短e和长e原有的差异，出现了o和u、e和i的差异。
7）以前不存在的元音ü、的出现，强化了口腔中的发音行为和在元音领域的区分性。在保留鼻腔参与情况下，这一切成为了有利于口腔行为的优点。
8）利用口腔区分各种不同的元音特征。而这些特征对于该语言社会的语言祖先是陌生的。这里包括英语的不同元音、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尤其是丹麦语言的元音。舌部肌肉部分的紧张不同程度地决定了这些元音的区分性。
报告人在谈到口腔、研究口腔中的后部器官和前部器官的发音对立时，首先指出了一种情况，也就是根据人类学家的观点，至少一些洞穴中的洞穴人的前凸下巴或者是突起的下巴是欠发达的。与此相关，下巴—舌部肌肉的行为也非常弱小。所以，洞穴人的舌前部不参与发音，或者几乎不参与发音。洞穴人主要是用舌的后部发音。
在语言史中发现的舌前部和双唇的发音行为逐渐强化到舌后部行为的现象，与这个假设是一致的。
大量的历史—语音过程都证明了这一概括是正确的。
从这一观点出发，历史—语音过程或是自发性的，或是组合性的。自发性的变化取决于该音素本质，准确地说，取决于发出该音素的发音行为。在组合变化中，历史语音变化的第一动力来自于其他相邻“音素”或者将若干语音单位组合成为一个更为普通的语音整体的一般条件。
在雅利安语言领域自发性的历史—语音过程就是用较前部位替换口腔中较后部位的行为（也就是用前舌和唇部行为替换舌根和舌面的行为）。首先应当承认下列过程：
1）应当在雅利安语言材料的古时构拟状态中设定三个独立舌根辅音的定位，也就是三列在心理上不同的，类似于k、g的辅音。后来，在雅利安语言世界中并没有保留下来这一差异。在所有的雅利安语中，我们只发现了一列，而且是唯一的一列舌根辅音。中列（среднийряд）几乎在所有雅利安语中都保留了舌根音的定位。最后一列（самыйглубокийряд）在所有的雅利安语系中东部语支中，也就是在所有亚洲、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波罗的海和斯拉夫语支保留下来。在其他语支中，在西部语支中，这一列成为唇化音，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完全失去了舌根音定位，以唇音代替了舌根音。最后，最前列（самыйпереднийряд），也就是大约接近舌面音的一列在刚刚提到的西部语支中是舌根音，而在东部语支中，它的舌根音定位被前舌音所取代。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语言史的较晚时期。以前舌音定位替换舌根音定位的情况也出现在了意大利—日耳曼语中，比如，代替拉丁词语canis、camera、causa中的k，出现了法语词语chien、chambre、chose的ch或者拉丁语的c＇。在罗马尼亚语中，唇化音在其他条件下会重新出现。
2）在用较前部位的音替换较后部位的音时，实现了用前舌辅音替换原有的共同雅利安语中的j的过程：在希腊语域（dz，甚至只是d），在罗曼语域（意大利语的d，法语的等等），在印度语域（中印度语的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