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个语域或者某个语言领域中固有的所有土语之间，首先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书面语或者标准语占有特殊地位。某个民族的一部分、在某方面占据优势并且在教堂、管理和贸易方面优于其他阶级的某个阶级就是该语言活的源泉。这样的标准语几乎总是人工的，在亲属语言的影响下形成的。比如，因但丁的原因而形成的意大利标准语，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活的”土语，没有人讲这种语言。它是通过文学途径，在拉丁语的影响下形成。德语标准语首先诞生于萨克森的办公室语言中，在拉丁语绝对影响下形成。俄语标准语起源于教会斯拉夫语言。在古波兰标准语中，很容易看到捷克语、德语和拉丁语的影响。由于某个语系或者其他一小部分人中的成员的相互影响，发生了个体语言的混合。由于部落或者民族的相互影响发生了部落语言的混合。这种混合可能是不同程度的。从最低限度开始，也就是与其他部落接触时，在自己的语言中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结束于最大限度，也就是语言丧失了民族特征，接受了异国语言，取代了自己原有的语言。在这两个极限之间，就是混合语。在重新组成的语言混合体中，或者一种语言占据上风，或者另一种语言占据上风，或者两种语言同时参与到其中。
通常我们可以区分下列语言混合的主要种类：
1）在该语言中外来词语完全被同化；
2）外来词语没有完全被同化，保留了外来词的特征；
3）两个语言成分几乎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一个完整的同类表象系统；
4）混合语言是两种语言的结合。比如，汉语和欧洲语言的混合语言就属于最后一个范畴：俄汉语（恰克图语）、保加利亚—汉语、英—汉语等等。
借用其他语言成分和语言混合通常或是通过口头直接交际的途径（比如，波兰语和立陶宛语、俄语和立陶宛语、俄语和拉脱维亚语、俄语和德语、波兰语和德语、德语和法语、芬兰—乌戈尔语言和斯拉夫语言等的相互影响），或者通过现代书面语的影响（比如，法语书面语对德语书面语的影响），或者通过被研究的和在一定程度上被推广的古代书面语的影响（比如，阿拉伯书面语对穆斯林民族语言、希腊语书面语和罗马书面语对欧美民族语言的影响），或者，最后，通过世界主义的普通人类文化和教育程度的影响（电话、电报、留声机，一般的技术和科学术语）。毫无疑问，教会的影响、教会语言的影响，不管是否属于亲属语言都会有这种影响（比如，教会斯拉夫语对于属于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语言的影响，教会斯拉夫语对罗马尼亚语言的影响，教会拉丁语对罗曼民族语言的影响，教会拉丁语对非罗曼语言的影响）。其他名称的语言，也就是好像只是来自于以前的时代——在祈祷语或者其他的作品中已经僵化的、具有宗教痕迹的语言（比如，在现代的波兰祈祷语中反映出了古波兰语）也可以有类似的影响。一些短语从祈祷语变成了平常的、日常的语言。还不能否认外来流派的影响，其他官方的或者命令式的语言的影响，由其他语言成分构成并且带有其他语言中的口令语的军队语言的影响。在语言史中，各种不同的语言逐渐减少，在争取存在的斗争中，一些语言消失。通常或者大部分讲某种语言的人，因此同化了少数部落，或者战胜语言的某种特殊优势，都可能是这场斗争的决定因素。在相对一致的静态和社会环境下，在为了一种语言存在，而导致一种语言消失的过程中，更容易的语言，也就是要求付出极少的智慧才能和发音器官的语言占据了上风，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比如，在接触中，罗马尼亚语优于斯拉夫语言。这种较容易的、占据上风的语言不仅体现在语言消失时，还体现在混合中。在语言混合过程中，在较难的语言中，令其他部落的人难于掌握的一些细微特点和微小的差异逐渐消失。在形态上有重音移动的某一在语言关系上混合的部落语言会消失，或者在以前形态上没有移动的语言影响下，让位于只有单一重音的语言。拉丁语、英语、西北斯拉夫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拉脱维亚语、亚美尼亚语等由于受到在形态上没有移动重音语言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丢失了重音。同样，如果其中一种混合语言具有语法性，而另一种语言却没有语法性的话，那么性差异感觉就会消失或者减弱。比如，亚美尼亚语属于雅利安语，完全没有性的区分，显然是某种其他语言的影响所致。而且这种语言作为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亚美尼亚语的单位。词尾具有不确定性，建立在不同的格表象、人称表象、时间表象与结尾中和词语内部某些变化表象相联系的基础上，这样的词尾是其中一个语言混合部落所固有的，或许另一个部落完全不明白这样的词尾。而这加速了词语的分化、语言分散化的出现与发展（比如，罗曼语的“黏着语”结构代替了拉丁语结尾）。总之，可以认为，在语言混合时，重新组成的语言是复杂的，合成的，其组成部分呈现出两种语言中较为容易那种语言的特点。
从一种语言借用到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是。
1）实词；
2）句法短语；
3）某些形态成分或者词素。
（比如，从拉丁语中借用的活的俄语后缀ист，енция），并入到任何类别的，甚至是纯粹的“斯拉夫语”来源的词干中（Строкулист，бабенция）；4）某些语气词（псевдо，квази）；5）甚至音素或者音位。这最后的一点或者可能说将新的、以前别的音素和音素组合引入到语言中（比如，在拥有爆破音г、g的俄语土语中，在词语благо、господь、бога中出现了西南部俄语教会语言中的擦音г、h），或者体现了以前就有的其他部落的发音方法（在俄语语域，大概这应当包括ч、ш、ж发音的某些变体）。语言的存在与变化不是任意的。不是因为随心所欲的要求，而是根据一定的规律，不是根据“语音规律”，因为这样的规律在语言中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而是根据心理规律和社会规律变化。而且，我们将社会学与所谓民族心理学看作是同一现象。我们一方面在一般的不允许任意科学思维的基础上，另一方面，通过认真观察个别人和个别团体的语言生活的途径，得出了语言具有稳定“规律”的结论。普及的术语“语言习俗”就像所有的或者很多人的习惯一样，在实践语法中与规定、规则一样，在严格科学的语法中则等同于语言“规律”。
在语言实践中，并且在语言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在不同方面都发现了同化或者部分同化的影响。
1）我们只是有意说出的话语的影响，或者刚刚说出的话语的影响（邻接性联想或者根据时间顺序）。
2）表象群的影响。这些表象群在心理—语言中心同时促进了意识的显现和突出。
3）从他人那里听到的内容影响，或者根据我们的想象，在这些人言语中可能出现的内容的影响。
无论是在个体语言中，还是在部落语言中，都有不同的，也就是被记住的或者通过传统的途径被传递的环境的复杂行为结果的年代层，后来，这些环境消失了，不再发挥作用。语言生活各个时代都具有这样的层次。语言结构是逐渐变化的。“黏着语”过渡到“屈折语”，“屈折语”蜕变为另类的“黏着语”，这类“黏着语”又变为其他的“屈折语”，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下去。在划分词语的感觉丧失时，一些曾被理解为复杂的词语合成为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而最后，这有助于不同的语音缩减和语音变化（比如，法语中不可分离的词语droit、avou、au jourd、hui就是拉丁语中可以分离的词语directum、advocatus、adillum、diurnum、dehodie历史的继续，俄语中的不可分离词语человек、медведь、прост在现代俄罗斯人的语言祖先的语言思维中分解为человек、медвед或者медoед、прост）。
许多世纪都在研究语言，我们确认了稳定的，虽然是很缓慢的词语结构变化（形态上的振荡）。在语言生活中，不断地消除混乱、不一致、不和谐和无条理现象，将顺序性和一致性引入到了其中。
这种追求体现在不同的方面：
1）在个体语言生活中，各种各样儿童语言（属于那个家庭的儿童语言是各种各样的）的消失，儿童语言被周围人的语言同化。
2）在部落语言生活中，语言的多样化越来越少。虽然从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方言分化，也就是曾经一致的语言状态分化为若干新的类别。
3）在语言中，独立的相互没有联系的形式减少，而是被归类为某些类型。
与此同时，在一些条件下，以前的一致性分化为多样性。比如，在历史语音学中原有的辅音k分化为各种各样的k/cˇ/c（k/ч/ц）。最后，这些新多样性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劳动努力的结果。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界和生活与已经就绪的人类精神之间的斗争。语言知识，也就是以语言的形式理解和认识世界，根据一定的心理类型追求有序性。通常，相对于规则的“例外”而言，“正确”的形式，也就是典型形式，较古老的和更偏向于第一性的形式。一般认为，就像“规避规则”一样，例外和不正确性发展得相对晚一些。然而，根据新的和毫无疑问是唯一理智的、由冯特发展的观点，语言的“例外”和“不正确性”是较为古老的现象，而正确性是较晚时期同化和一致化的结果，完全就像无限数量的语言在部落相互交际的影响下逐渐减少一样。
在语言的发展和历史中，在各种各样的和普遍的人类言语中，语言交际的两极越来越遥远：
1）在说话的个体身上，发音越来越外向，另一方面，语言的内部、有意义的方面越来越有灵性。
2）在地球上人与人的相互交际中，由于电报、电话的发明，思想交流的渠道越来越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