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举办这些晚会的听众，不仅与大学或者神学院有关系的年轻人，而且还有一些不相干的语言学者和语文学者都参加了“语言学协会”或者所谓的“星期六家庭晚会”。当时鞑靼学校的学监，如今已经是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院士B.B.拉德洛夫就是这个小组最勤奋的听课者和参与者之一。H.B.克鲁舍夫斯基，先是享受教授奖学金的学生，后来很快成为编外副教授、副教授和大学教授，是正规组织的语言学协会诞生的间接发起人。神学院的大学生弗拉基米尔·普洛特尼科夫是最有才华和实践课的理解力最强的听众与参与者之一（后来，至圣者鲍里斯，于去年或者前年去世）。首先作为大学生，然后作为享受奖学金者成为语言学专家的B.A.博戈罗季茨基（本论文就是分析他的论著）、C.K.布里奇（如今在彼得堡）和A.И.亚历山德罗夫（现今是喀山大学教授）也是积极参加语言学讲坛的喀山大学听众。一部分人是由于对语言学感兴趣，根据个人的愿望去听课和参与课程。另一些人是职务需要，比如留下来准备申请与语言学交叉的教研室教授职称的有能力的哲学家，如今已经去世的С.П.奥尔洛夫，还有俄语、语文学科及其他科目的专家：A.C.阿尔汉格尔斯基，П.В.弗拉基米尔佐夫，A.A.察列夫斯基，А.И.阿纳斯塔西耶夫，H.C.库库兰诺夫及其他人。
在喀山之外，还有著名的波兰语言学者К.Ю.阿佩尔认为自己是“喀山语言学派”的拥护者和追随者。
1883年随着“创始人”离开喀山，语言学流派除了在喀山，首先在杰尔普特（1883—1893），后来在克拉科夫（1894—1900）继续存在。
这一切成为了这个所谓的“喀山语言学派”的外部历史。但它的内部方面、它的内容及特征体现在哪里呢？
从讲课最开始，所谓的“喀山语言学派”创始人首先指出了区分字母和音素的重要性。这也许让人觉得太简单，或许甚至谈论这一点有些可笑。但这完全不是不重要，如果弄清楚甚至一些著名的语言学者都不能以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区别的话，而且不进行类似的区分，就不可能论述非常科学的、客观的对比和研究语言事实。
其次，从在喀山大学讲授语言学开始，就强调区分词语的语音部分和形态部分的重要性，强调区分语音划分和形态划分的重要性，强调区分语言中纯生理成分和心理成分的重要性，强调区分现有语言状况下发生的变化和发生在历史中，很多世纪和数代人中的变化，强调重视语言的地理和年代因素，观察现存语言胜过来自于文献研究的猜测，分析和将复杂的单位分解为特征的重要性等等。
宣传所有语言的平等、研究对象的完全民主化。没有享有特权的、贵族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值得语言学者去关注和全面研究——这就是喀山语言学派的口号。当然，不只是它的一个学派的口号。与此有关，承认方言学的重要性，研究新语言的重要性。在接受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偏见思想教育的语言学者眼中，这些都是庸俗的、粗俗的、失去权力的语言。
博戈罗季茨基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忠实于喀山语言学派的原则，认为对于语言学者来说，第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全面、全方位地观察和研究活语言现象。”（论纲，前言）
如果不能视这个观点是“喀山人”的唯一特征，因为19世纪下半叶许多语言学者们主要从事活语言研究，那么所谓的“喀山语言学派的创始人”经常提出和实现的要求则是很少见到的，即要求站在客观心理主义的立场，全面研究某一个语言社团成员的个人心理。不将无关系的范畴强加于语言中。借助“语言感觉”或者客观存在的语言联想和语言外联想探寻语言中实际存在的东西。正如我们所见，博戈罗季茨基也持有这个客观的观点。
“喀山语言学派”的重要特征就是追求概括，这一追求遭到了许多人的贬斥和嘲笑，然而没有这一追求，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不可思议的。在精密科学领域，在完整意义上的科学领域，只有概括才能决定实际科学性的程度；按照许多历史学家和旧观念语文学家的观点，任何概括都会妨碍限定记录事实的科学。在新时期，无论是语文学者还是历史—编年史学者，都应当服从于共同的科学要求，就像不同宗教组织的成员利用物理、化学和其他学科的发明，并且违心地装作是新科学理论拥护者一样。
“喀山语言学派”创始人还在早期的语言学论著中就表现出了追求概括的思想。他反对在彼得堡“导师们”那里听到的僵死的、灭杀灵魂的夸夸其谈，因为这些人只在出版文献和对比一定程度上的毫无意义的辞典中去发现语言学的全部任务。
“喀山语言学流派”不仅具有现实的积极特点，还有在极大程度上削弱它的意义的一些大缺点。
应当认为，从开始就表现出追求彻底改革、勇于打破许多陈旧的观点，却没有可能以足够数量的新观点取而代之是这些缺点之一。发表了很多新观点，但大部分只是梗概和半成品，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确实，如果成功地建立在相关的土壤上，就是这些缺乏根据的一般性观点也可能成为富有成果的观点，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土壤或者不是总有，或者它本身还未来得及以要求的速度消化掉投入到它那里的种子。
一般观点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被看成是梗概和半成品，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与初始者和“学派创始人”的科学造诣不够有关。其次，时间不足。最后，不会有效地工作。
我们忘记了很久以前发现的真理，不是所有新的就是好的，也不是所有旧的就得剔除和抛弃，然而，在我们的“新发现”中确实有些好的和有益的东西。
已经离世的H.B.克鲁舍夫斯基在喀山语言学小组的发展和独特的走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毕业于华沙大学的历史语文系。在特罗伊茨基中学当了3年的老师。后来，他于1878年来到喀山，在下面署名人的指导下学习语言学。在起初阶段，克鲁舍夫斯基在语言学方面的素养并不是很深，但是，一方面，由于他与生俱来具有的才能和哲学造诣，另一方面，在我的参与下的强化学习，使克鲁舍夫斯基很快克服了初始的困难，可以认为是有能力的专家了。接着他以不同题目的专著而著称，表现出了根底深厚的能力，很快就脱颖而出。而他的《语言学概论》至今为止还是最好的俄语普通语言学论著之一。但克鲁舍夫斯基却陷入了极端，发现全部语言学的任务和语言学者的任务只是为了概括，却缺乏足够的实际基础。而他正好缺少这样的实际基础，因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不可能获取这一基础。为了填补自己和其他人在了解细节和事实方面的不同的大空白，克鲁舍夫斯基开始藐视个别费力细致的研究。这种藐视变得近乎病态，并且开始伴随着毫无疑问的夸大。由于大脑的逐渐退化，这个不幸的人在我离开喀山若干年后，于1887年倒下了，成为了这个病症的牺牲品。
“喀山语言学流派”的一个缺点之一就是试图创建大量新的科学术语。虽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些术语的一部分完全是有用的和必需的，无论如何也是证明新观点和从新角度理解科学问题。因此，虽然新术语的过度发展是缺点，但是在适当范围内确实是“喀山学派”的优点和贡献。
与术语有关的还有一些公式。我们借助于这些公式，尽量呈现整体分解为部分的现象，或者语言过程的连续性。博戈罗季茨基教授不认可其中的一些公式。他在给读者推荐我的书（《拉丁语音学教程》，沃罗涅日，1893年）作为俄语文献中“唯一的合适著作”时补充道：“在这部著作中读者可以不必客气地放弃不明白的公式。”（165论纲）
我允许自己捍卫这些公式。确实，这些公式很笨拙，不灵活。但第一，它们建立在忠实原则基础上。第二，完全可以理解。以这些公式为基础的原则就是将复杂的整体分解为组成性质的原则，我的公式就是这个分解的象征。叶斯皮尔森及其他的丹麦语音学者试图给出类似的公式，但是可能是另外一些样子。分析、分解为特征成为所有科学中精密研究的基础。我的公式很简单并容易理解，只要有愿望理解，那么任何人都能明白。如果我的公式不清楚，那么同样，或许散落在博戈罗季茨基教授著作中的公式就更令人费解。（请看，222—224，226—227，230，232，240，241，252，253，264，268论纲）
上面我谈到了“喀山语言学派”将某种新的东西带到了科学中。是的，对于喀山，或许，对于其他的教育中心，这一切无疑是新的。当然，不是从科学历史角度看。许多我们觉得新的东西诞生于其他的地方，完全与我们无关。有时早于和优于我们的发现。但无论如何，我们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对于外来的、借用来的观点永远持批评的态度。
如今“喀山语言学派的创始人”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只是连续发展了这个学派的阐述原则固有的在萌芽中和在胚胎状态中的东西。
但远不是所有的来自于教授教研室的从前的喀山语言学小组成员都公开在刊物上发表了无论是原始状态，还是有一些改变的这些原则、这个流派的内容。他们中的一些人什么也没有发表过，在哪里也没有教过书。还有一部分人发表了一些论著，但很难发展成语言学理论。还有一些人好像甚至没有理解学说的实质，成为了协会的痛苦参与者。只有三四个人掌握和传播了“喀山语言学流派”原则，而为了谈论真正意义上的“流派”，这还远不够。当然，喀山语言学小组以前的参加者，在这所或者那所大学中从事教学活动，他们也有自己的学生，但据我所知，他们人数也不多。
“莫斯科语言学派”却不同。在那里完全有权利使用这个名称。不难以理解。并且这个学派的创始人自己拥有更扎实的基础，善于关注某一领域中的问题。并且善于有计划有步骤和扎实地工作。它在一个地方的活动非常长久。莫斯科不是喀山。莫斯科大学也不是喀山大学。在莫斯科献身于语言学的人远比在喀山的人多得多。所以，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如此优秀的学者并不奇怪。
但无论如何，尽管受到压制，尽管教学方法不利于进行科研活动，在俄罗斯大学的历史语文系能够培养出独立的语言学专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的莫斯科语言学派和带有问号的喀山语言学派的存在就是很好的证明。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在从上面强压下来的千篇一律的教学计划中，在作为系大学生必修科目、妨碍了自由研究其他学科的古典语文学所起的奇怪作用中，如果大学毕业后不继续学习，那么语言学专家的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