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错误地理解词语和短语简化是非常正确的（259论纲）。确实，“只有语言学者已经感觉到复杂词语是简单的词语，而且已经将其分解为形态部分”。因此，“他将复杂词语简化为一个不能分离的词语”。或者换句话说，“一个接着一个的形态部分融合为一个不可分类的整体”。他“推断融合的方向，发现同化，推断哪个形态部分同化，哪个形态部分被同化。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简化，也没有融合，也没有同化，只有以前是复杂的词语，如今已经被理解为简单的词语”。（259论纲）但不应当忘记，我们作者对这一流行说法的公正批评是以未表达详尽的观点和形象理解一系列现象为基础的。而且只分析了假设相互联系的外部现象，没有考虑到它们“内部的”心理动力。
虽然“再整合”可以在实际中与“同化”相吻合，但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在整合或者同化”的表述在逻辑上是不准确的。
借助于“比例式类推”（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аяаналогия）：《вогон：огонь=вовторник：хх=овторник》（269论纲）解释овторник是完全正确的。但应当补充一点，вовторник的组合经常使用，因此，在与词语вторник有联系的形式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在弱化时，这个第一性的组合首先暴露于紧密相连的心理联想的表面。这个组合又组成了其他形式，包括名词单数的овторник。同样，产生于Варшаву、Варшаве的Аршава代替了BВаршаву、ВВаршаве。
关于词语овторник，博戈罗季茨基教授奋起反抗“比例式类推”的概念。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觉得，“比例法、得出与三个数据有关的第四个比例数据”是不正确的。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比例法，完全没有三个数据，但由于许多的练习，习惯了一些关系。比如，вогонь：огонь听见词语вовторник以后，由于某种相似性，这个词语可以归类于这个类别，于是出现了овторник的发音（当有机会发这个音时），但根本没有什么比例法”。（261论纲）非常正确，即使已经简单地认为，比例适用于数量关系，不过在这里数量未被重视。但我认为，谁也不会将“比例类推”理解为数量意义的概念。大家都是将它们当作描写该第一性的心理过程的非常便捷、省事的方法。
我们的作者在谈到“将法语词ami错听成俄语的нí”（239、240论纲）时，没有强调一个重要情况，即法语词语在俄语社会语言氛围中，已经根据这个调整为俄语声调的，预先接受的所有听到的词语的氛围内，首先是以俄语为出发点的，而不是法语。只是忘记或者暂时减弱偶然性将音调调到法语调上的“调音扳子”（音乐的调音扳子），主要的联想成分，即思想或者母语的表象占据了上风。该语言的一般基础就是主要的联想环节。
至于法语ami（含有“软音”m、м，尤其在俄语的发音中是这样）和俄语они（含有“软音”н）的音响混淆，可以解释为辅音m和н这些整个音素综合体在音响上极其接近。由于口腔中发音位置的不同而产生的印象，不仅因鼻音共振，而且还因共同的舌面音，即舌面音和噪辅音的混合大幅减弱。
同样，通过“民俗词源”途径，借助于词语небель、небель轻松替换词语мебель，这是软辅音H和m的弱势的主要发音（准确地说，行为）所致，就像在波兰语言基础上出现了词语niedz＇wiedz＇，Mikoaj一样。类似的混淆“硬音”、“非舌面音”n和m的情况不是很多。
博戈罗季茨基教授认为词类是“我们头脑中的实际范畴”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分类时，他常常混淆分类原则：
1）形态原则，2）句法原则，3）语义原则，4）词汇原则；忘记了自己提出的观点：“考虑在广泛归纳的基础上，能够提出词类分类的依据，需要提出下列观点：形式观点、语义观点及它们与句法（句法成分）观点和逻辑（范畴）观点的关系；静态的研究和谱系—比较研究。”（282论纲）
所谓的“数词”和“代词”，尤其是数词，在形容词变体中（280论纲）从形态角度而言，只是形容词。同样，与“副动词”不同，所谓的“形动词”也应当被认为形容词。
应当承认我们作者的观点，将代词看作文化手段，即“不是看作名词替换”，而是具有重要意义，指出人与相类似的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发展的独立现象。（291论纲）
在“感叹词”及其他的特殊种类，即组成“听觉在发音器官上的反射性质”的“象声词”中，按照斯列兹涅夫斯基的术语，应当提及所谓的“动词语气词”。
只有在极大的学术信心中，才可以确定，“词语的象征”，“限制在第三个大脑回中”。（289论纲）
Ⅸ.“喀山语言学派”
博戈罗季茨基教授在论纲前言中提到“喀山语言学派”，将自己归为它的追随者。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提及“喀山语言学派”，唤起了一些学者，甚至是非常严肃的、完美的学者嘲讽般的微笑和轻薄的、滑稽的情感。所以，我想利用这一机会，客观地、不带有成见地谈谈这个引起误会的“学派”。
有类似的现象存在，这一点不容置疑。因为有一些人毫不客气地声明自己属于“喀山语言学派”；有所有人熟知的一般阐述方法和对待科学的观点。最后，还有如果不是敌对地，那么至少是不友好地对待这个学派的代表。这最后一点，或许促进了这个“语言学派”的更加独立和团结。在这里小规模地重复着如此平凡的现象，即一群人在来自于所谓的“亲近人”的不友好态度影响下联合起来。
……
印欧比较语法的本地正式代表于1875年在那里开始了教学生涯。首先他个人对这群年轻人的态度，如果说他没有促进“语言学派”的诞生，那么至少他在喀山大学的学生中间激发了对语言学问题的真诚态度。这位所谓的“喀山语言学派创始人”没有像将军，或者至少像校级军官对待下属那样来对待学生，而是像长者和指导初学者的导师。
根据1863年章程，25年满后，每一个教授都面临着重新选择的岌岌可危的境地，然后每五年后都是这样。所以，这些先生们中一部分人害怕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年轻学者的竞争力，竭力阻挠，而不是在推动教研室新专家的出现。而所谓的“喀山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却一点也不担心。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在考虑这个领域的成就，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尽量传授知识，不隐藏自己的知识，发展学生们的独立性。
为此，他不吝惜时间，甚至损害了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些年，他在大学需要讲授5—6小时的课，还要在神学院讲授4小时。除此之外，他还组织两次家庭课堂。一方面是演讲，目的在于帮助留在大学里的享受教授助学金的学生和其他专家去了解选择的科学学科（比如，阅读《吠陀经》、方言学练习、了解语音生理学或者生理语音学的论著）。另一方面，类似于语法或者语言学协会，参与者对阅读内容或者思考内容做学术性专题报告，使其他人了解自己独立完成的著作内容，交流思想等等。一周有6—8小时的时间用在了类似额外的家庭课堂上。在这个语言学小组中处处洋溢着鼓舞和对科学的激情。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都相互影响，营造出了真正的科学氛围。
确实，“领导者”本人和“喀山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不满意自己的科学造诣和不很渊博的知识，但这个财富暂时足够唤起生动的交流和思想的改变，足够正确地理解科学事实。“领导者”付出了能够付出的一切，向听众和实践课的参与者倾吐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一般性的见解，完全没有嫉妒心。在外行人面前，不是充满妒忌和忌恨地去守卫自己的“智慧财产”。“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借助于共同力量和努力得出了一些结论。有时还有奇怪的情况，听众和“被领导者”从“领导者”那里了解了不仅处于萌芽状态，甚至可能是或多或少已经成熟的一些思想和旨意，完全掌握了这些思想和旨意，将它们看作是自己的独有成果。当“领导者”允许自己在刊物上使用自己的观点时，他受到了指责。如果不是指责他剽窃，那么至少，指责他使别人失去了署名发表“新观点”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