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语言学，个别学者—旅行者或者猎获了现今还存在的语言学资料，或者组织了一些旅行、科学考察。相对于群体的努力而言，我们更应当感谢个别研究者的工作。
19世纪宣传民族土语和标准语言之间平等的语言学民主化的口号促成了语言学研究的特殊分支，即所谓的方言学或者关于土语科学的建立。类似的研究和得到的结果不仅对语言学概括特别重要，而且对部落和民族的民族学和历史也同样重要。术语“语言”只限于表示标准语，而用于表示现存的语言世界时，则使用短语“语域”、“语言空间”或者“土语群”、“方言”，这就是方言学研究的结果。
在方言学发展的同时，铭文学或者关于志铭的科学也得到了发展。这门科学既确定古代语言的特点，也确定现今不存在的土语、现今存在的土语特点。所以，它成为了方言学的辅助学科。广义的铭文学还包括研究那些没有完全掌握正字法的人所撰写的书面作品。这就有可能使用书面文献，以便得出方言学的结论。
在语言学所有的这些分支中（研究个体语言和一些部落的整个语域，研究民族土语和标准语、现存语言和书面文献等等），我们注意到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的语法分支既有普通性质的，还有学科性质的：语音学即关于语音表象的或者发音的科学，分为生理语音学（人类言语的生理学）和心理语音学；形态学是关于词语结构的科学（准确意义上的形态学）和关于句子结构的科学（句法）；词汇学或者关于词语的科学；语义学是关于词语意义的科学，即关于语言表象和语言外表象组合的科学；词源学是从历史亲属关系角度研究词语的组成和它们的意义部分的科学。
19世纪科学的这些学科中产生了许多幸运和成功的发明。至今为止，词汇学还属于比较特殊的领域。人类学发展得最快，因为在这个领域不仅有语言学专家在工作，还有物理学、生理学专家在工作。
生理语音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被称为人类言语生理学的生理语音学，研究发音和发音—听觉复制语言的条件。语言外的现象和只有表象组合构成的现象，即只有心理基础的现象，属于生理语音学领域。在生理语音学中，我们使用物理—生理学方法。做实验、使用物理仪器（留声机、词汇机及其他专业性仪器）。甚至发明了综合性的模仿人类声音的构造仪器。1830年，法贝尔发明了这个会说话的机器。但很遗憾，对于真正的科学而言，它并不存在。
生理语音学是普通语音学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完全属于心理语言学的心理语音学和历史语音学。
在19世纪语音学领域的发明中，尤其是在斯拉夫语、立陶宛语和雅利安语领域内，重音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关注（卡拉季奇、达尼奇奇、威廉亚维茨、马津格、施克拉本茨、列舍塔尔库尔沙特、巴拉诺夫斯基、雅弗尼斯、雷斯琴、维尔纳、惠勒、索绪尔、福尔图纳多夫、沙赫玛托夫、梅耶、西尔特和许多其他的语言学者）。
与语音学并列的还有形态学。这门学科在运用到印欧语言中时，在上世纪最近的三十年变为了精密科学，而在一些方面，或许它要比生物学的形态学更精确。
在最近一些年，关于词语意义或者关于语言表象与语言外表象组合的科学，也就是所谓的语音学已经具备了牢固基础。
19世纪，在词源学，即从一种语言或者不同语言的历史同源角度，研究词语和有意义部分组成的科学领域有许多幸运和成功发现。这些成果揭示了人类概念在思维和生活不同领域的发展。
19世纪，确定了语言分类和系统分类的基础，开始认真研究一些语言对另一些语言的影响，注意到混合语的形成（舒哈尔特，彼得里且库哈斯德乌）。
语言学材料在其他科学研究领域（神学、法律历史、民族学等等）的运用，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效果。借助于语言学对比，试图还原原始文化画面的做法（库恩，皮柯泰，施拉德尔）特别值得一提。
最新语言学在教育学中，在学校语言学习过程中，没有得到推广。从另一方面讲，却不能否认，实践性教学语言的教学法在19世纪已经相当完善。
在19世纪下半叶，人们已经试图创建通用的世界人工语言。第一次试图创建这样的语言还应追溯到17世纪。“墨丘利”语言，英国人威尔金斯的著作发表于1665年。莱布尼茨还进行了创建世界哲学语言的工作。在19世纪法国人勒泰里耶和西班牙人索托斯·奥汉多也在这方面做过努力。我们还可以列举：马尔丹特工程师的Chabe语言，尼克拉斯医生的Spokil语言，某一个达尔加诺的Ars signorum语言。所有这些哲学语言不能寄希望于开始被处处使用，只有诞生于19世纪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工语言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在众多这方面的尝试中，只有三个吸引了社会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它们中最为普及的就是牧师施莱尔的沃拉普克语，第二个就是来自华沙的柴门霍夫医生的世界语语言（Espero或者Esperant），还有巴黎的波拉克最近发明的“蓝色语言”或曰“波拉克语”。
如果在语言学中有一个方向能够使人类的智慧折服于语言现象，那么不应当忘记，在主宰理智的正常科学的同时，在整个19世纪还存在整个一批具有豪放幻想、白日做梦的人。他们坚持发音中的偶然相似，认为Giepidów起源于kpów，而Turyngów起源于durni。这样“研究者”的“学术”著作首先属于精神病学，作为研究客体，或者属于幽默文学。
除此之外，就像在统计学、历史学、人类学中一样，在语言学中不止一次歪曲了和篡改了实际状况。这一切都是在贪婪或者爱国感觉影响下，在无意识或者半意识中进行的，或者完全有意识推销自己的知识，出卖自己的“信念”。
就像普及其他科学一样，在19世纪普及语言学知识的途径已经扩大了一倍，而且各种各样。科学文献、大量专著、小册子、出版社、杂志社的大幅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思考语言和研究语言学问题。
或者有一些一般性的、综合性的著作和科学研究，或者有一些专业性、专著性的著作和科学研究。一方面，我们拥有一些语言的完整语法。另一方面，我们拥有的只是语法的个别部分，比如语音学、句法学等等。与此同时，还创建了不同篇幅的“比较语法”语言的分类与系统化，哲学—语言学的概括性论著等等。最后，出现了研究语言学参考文献的书籍、著作和关于这个学科历史的研究等等。
出现了不考虑学校教育，纯理论性研究语言事实的杂志或者学派的、教育学的杂志。无论哪种杂志都具有语言性或者是为语言学及其他科学服务的。专门的语言学杂志，可以区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普通语言学杂志，生理语音学和语音学杂志，研究个别语系的杂志。在综合类杂志中语言学与语文学交织在一起（古典的、东方的、罗曼语的、日耳曼语的、斯拉夫语的等等），或者与民俗学和人类学交织在一起。语言学甚至在普通科学和科普杂志上也引起了关注。很多有价值和重要的语言学材料出现在与物理学、生理学、医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及其他问题有关的杂志中。
在大量的语言学出版物中，古文献（比如，《吠陀经》）和不同方言学篇章，涉及的内容范围广，编写态度认真、深入、扎实的完美词典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贝特林格·罗特的梵语词典（彼得堡科学院出版）、格里姆的德语词典、李特列的法语词典；出版新的大家熟悉的杜康日词典。已经在大规模范围开始并且构思的辞典有：大瑞典词典；拉德洛夫的突厥语土语词典；格拉斯曼的《吠陀经》词典，里登的波兰语辞典；君格曼和科特的捷克语词典；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词典（已经由达尼奇奇主编）；达理的俄语词典；彼得堡科学院语言文学第二部出版，开始由格罗德主编，后来由沙赫玛托夫主编的俄语词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