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区分，事实上还是有些勉强的，如果想一下上面提到的语言语音历史，这一点就很容易确认。
克鲁舍夫斯基认为在拉丁语词语equester，claustrum，infestus中，tt组合变为st组合。按照其他许多学者的例子，他的观点是错的。
“不能从解剖学角度想象t或者k向p的过渡”，音素可以很快从舌部位向唇部位跳跃，但却不是过渡（页20）的结论只是吹毛求疵、纠缠字眼的做法。
克鲁舍夫斯基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语言的语音方面的历史发展，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来说，没有准确意义的音素过渡。只有语音表象的变化，也就是不以生理行为变化和变动为前提的纯心理变化才具有实际重要的意义。音素本身的变化只是这些变化必要的间接结果而已。我在这里所说的，只是针对分析克鲁舍夫斯基的主要著作《语言学概论》而言的。
第三篇论文《关于形态简化》（页21—30）发展了别人的观点和概括，提出了相关的论据。
1865年或者1866年，当我还是大学生时，非常仔细地研究了斯拉夫语和其他一些雅利安语言的变格问题，我不满意在我所读过的著作中提到的将名词分为个别类别变格的观点。无论是葆普，还是施莱赫尔等人提出的以a，i，u为结尾词干的观点，还是天主教司铎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雅利安语言中固定不变的以辅音为结尾的词干，都不符合我的要求。除此之外，这两个体系的特点不能相互迁就，它们是相互排斥的。这两种体系都应是错误的。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两种分类是假的。我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葆普的体系等（可以说，印度语法体系）和天主教司铎马林诺夫斯基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在同一种语言领域中都很狭窄，根本就是错误的。因此，我决定综合葆普体系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体系，就像我在我的一些同事面前所说的那样，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元音变格的古词干减少，而它们结尾的元音过渡到结尾的前部，然后作为结尾的组成部分或者保留到今天，或者完全消失。虽然我那时没有发现这个现象，也不能以适当的方式评价，但这种观点激活了已经死亡的、不变的、死气沉沉的变格系统，用发展原则、历史变化原则解释变格形式。对于民族自身的语言而言“我觉得在研究波兰语变格的文章中阐述的内容更重要。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接受词语原有的样子，不会根据历史状况区分虚假的有类型标志元音结尾的词干和结尾，他只承认语言现状中的语音组合是词语的形态部分。”（克鲁舍夫斯基：《语言学概论》，页7），这个观点使自身有序的形式变成了民族个体的实际语言意识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什么艺术记忆力表演中心。我阐述的“为了结尾的利益而缩减词干”的观点在开始时只用于变格。后来经常以此为依据，在自己讲雅利安语言包括斯拉夫语言形态学的不同章节时，将这一观点运用在形态学的其他部分。我经常发现前面的词素，或者是其他的后缀，或者是词根所致，因为词干的存在，每一次都会有词尾增加的现象。由于前面的后缀或者由于词根的存在，后面的后缀会增加，而由于前缀的存在，词根会增加，等等。除了在课堂上，我还在其他地方发表了此观点，并且尽量在自己论文中详细地论证这一观点。在1868年发表在《比较语言研究集刊》杂志的《波兰语变格中类推行为的若干情况》一文中，我第一次以详细的论据提出了类似结论。但奥古斯特·施莱赫尔作为杂志的编辑之一，毫无根据地指出，波兰语只有辅音词干，删除所有证明元音词干是由于词尾而减少了元音词干的内容。
怎么可以忍受在正统的“原始语”杂志上有如此的无稽之谈！或许，我很快将有可能回到这个问题上，理顺施莱赫尔忽略的地方。在这里有些过于偏离我们的主题了。
后来我在《论波兰语言先驱者马林诺夫斯基》（1875），在评论雷斯琴的《古保加利亚语手册》（1876年发表在国民教育部杂志上），在《语言学札记》（1877年，沃罗涅日）、《1876—1877学年度课程详细计划》（喀山和华沙，1878年等）中都阐述了这个观点。
我不习惯过度评价自己的思想，任何时候都没有思考过，我提出的这一概括对于雅利安语言如此重要到像克鲁舍夫斯基所赋予的意义。克鲁舍夫斯基在《论形态简化》中称这种概括是“最广泛的概括，只有在形态学中能够作出这一概括”（页23）。克鲁舍夫斯基解释自己的结论，非常成功地论证了这一结论，可以大胆地说，经过他的编辑后，这个形态概括远比我在不同论著中提出的、还没有连接为一体的理论要重要得多。
在《语言学概论》中，克鲁舍夫斯基提出的形态简化发展成为更大的规模，被称为“再整合”。
克鲁舍夫斯基在谈到形态简化与语音同化方向的联系时，在术语上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他在走许多前人走过的老路，确定音素同化的走向时，却以消极的或者已经发生变化的音素为基础。这样一来，他将前一个音素同化后一个音素的现象称为“顺同化”，后一个音素同化前一个音素的现象称为“逆同化”。在这个术语的基础上，他得出结论：形态简化的逆向是以“语音组合变化的顺向为前提的”。所以，在语言的发展历史中，形态简化的走向和语音同化的走向是相反的。我在确定形态简化和语音同化的走向时，通常以起积极作用的方面，也就是进攻性的方面为出发点。如果进攻的音素（用拟人化的语言或者拟人化）同化前一个音素，那么我在这里就能发现逆向的同化，反之也是这样。这样的观点使我接受了两个走向的完全对应的观点，并提出一个观点：在雅利安语言发展的下一阶段，无论是在语音上，还是在形态上的征服性都是从词尾向词头运动的。
6）就像上面提到的最重要语言学著作一样，他的学位论文《元音规则问题：对古斯拉夫语元音系统的研究》也刊登在А.斯米尔诺夫的《俄语语言学报》上（1881年，华沙，第五卷，页1—109；还有单行本，华沙，1881年）。这部论著分为三部分，且这三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①前言：关于语音交替的一般见解（页3—19）。②论元音规则问题（页20—106）。③论文提纲（页20—106）。
只有中间部分与标题一致，占据了很大篇幅，在内容和价值上却处于次要地位。克鲁舍夫斯基的这部论著是将索绪尔关于原始欧洲元音系统的成功假设运用到斯拉夫语语言材料中。这时，克鲁舍夫斯基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盲目地坚持索绪尔的观点，将斯拉夫词语归类为这位研究者确定的范畴中。被斯拉夫语所限制，其实是被《米克罗什奇词典》中的那些起源于非常可疑的斯拉夫语的词语所限，这种在斯拉夫语语言领域中的限制，任何时候都不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少一些对米克罗什奇的信赖，多一些对起源的批评。总之，应该有针对事实的批评。这篇论文的作者如果根据第二条提纲，以索绪尔的假设为出发点，全面研究某一种活的斯拉夫语言代替米克罗什奇的古斯拉夫词语的浑水摸鱼的行为，就会做得更好一些。没有掌握好材料的有序性。在很多地方，克鲁舍夫斯基都将章节置于一定的标题下，而这些章节无论如何也不属于这些标题。
但是，尽管如此，克鲁舍夫斯基论文的主要部分对于研究斯拉夫语音学和词源学而言永远都是珍贵的事实汇合。
若干成功的词源学和在其基础上作出的涉及该部落文化和世界观的结论值得关注。我认为，其中的一些是克鲁舍夫斯基的个人贡献，另外一些是他借用他人的。从词源学角度解释плънъ，брълогъ，хытръ，звезда等词语属于第一类范畴。词语столъ，кратъ，нравъ的词源属于第二类范畴。
只是因为不够了解研究对象的文献，或者准确地说，因为设想，在这个文献中存在一些事实上完全不存在的东西，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解释克鲁舍夫斯基提到的那种情况，即“不允许缩小音节存在的某一古斯拉夫语言规律”。克鲁舍夫斯基只是从我这里得知了这个规律，区别在于，我认为这个规律属于所有斯拉夫语言原始的、典型的发展阶段，而不是古斯拉夫语。这个规律鲜为人知，没有完全走入科学，好像就连克鲁舍夫斯基都有两次忘记这个规律，在43页和47页，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与克鲁舍夫斯基的学位论文相比，这篇论文的前言《关于语音交替的一般见解》（页3—19），或者音素交替，即阐述在语音上相互区分，具有同一个历史来源，也就是说在词源上等同的成对音素，倒是具有非常重大的科学价值。比如，mog，moesz中的g和，piek，pieczesz中的k和cˇ，strata，stracic＇中的t和c＇，nosic＇，nies＇c＇中的o和e等就是例子。一句话，这与大量的语音事实有关，因为可能不存在一种语言没有音素的情况。大概，拥有静止的且不可分的孤立词语的语言除外。比如在汉语中，一个音素和另一个与其发生语音交替的音素是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从语音上讲，完全是另外一个音素，但在词源上还是同一个音素，因为语音交替的科学包括了所有词语。
克鲁舍夫斯基区分了三类语音交替。（1）可以借用语言现有状态中发挥作用的语音学影响解释第一类语音交替之间的差异。比如，词语rodu，rogu，wodza，rowu∥rod，rog，grob，wodz，row中的g，b，d，dz，w∥t，k，p，c，f。在俄语中，发音位置不同的元音代替了词源上的o，比如，гд，год，годовй，полгда……
我称这类语音交替为变异交替，而相互交替的音素就是交替项。因为这些音素实际上不是两三个不同的音素，而是同一个音素的变体、分裂体，取决于在词语中的位置、语音位置。
（2）由于音素不断自然变化，部分变化是由于语音影响所致，甚至由于发生变化的原始元音消失及不再存在，从第一类语音交替发展出第二类语音交替。
这样，比如在雅利安语言发展的一般原始阶段，某种原因影响到一个原始元音分裂为两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斯拉夫语中，从这两个音素中发展出清晰的e和o。但是这种原因消失了，今天我们不能指出这个原因。代替这一原因，我们只知道这个原因是给予我们推进音素分化的动力，即像wiez＇c＇—wozic＇，nies＇c＇—nosic＇，ples＇c＇—pot，leec＇—oe……这样的成对音素。
作为不起作用的原因而产生的结果，并且在历史运动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的结果，类似的结果出现在元音与零音素，即没有任何元音字母的音素交替中，而在波兰语中与e，在俄语与o交替。比如，suchyschnc＇sech，duchtchcdech，machmszyca（俄语мошка）。
这样一来，我们接触到了对于全世界而言的共同现象，即尽管原始的原因已经不存在，但结果却存在并继续发展。
非常明显，语音交替项的第二类范畴可以来自于第一类范畴。
（3）就如第二类范畴只是第一类范畴的继续一样，第三类范畴也是诞生在第二类范畴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形态和语义差异之间的联系，是由内部形式和这些形式的固有音素差异之间的联系所致。
比如说，与由静词构成的动词kroczyc＇，loczyc＇，rczyc＇，sroyc＇si，trwoyc＇，strcic＇，rzucic＇，radzic＇，godzic＇中固有的cˇ，，dz＇等音素相反，很难否认k，t，d...与krok，tok，rka，srogi，trwoga，strata，rzut，rada，gd没有类似的联系。与词根中含有元音e的重复性行为动词，持续的或者多次行为，一句话，长时间行为动词chadzac＇，waszac＇，gaszac＇，padzac＇，gnajac＇，galac＇不同，可以在chodzic＇，wosic＇，gosic＇，podzic＇，gnoic＇，golic＇等词根中含有元音o的直接行为动词中指出类似的语音—形态联系。
克鲁舍夫斯基将第二类和第三类范畴交替项统称为相关项。这个术语至少用在第二类范畴中是不成功的，因为很难说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关系，既没有语音联系，也没有形态联系的地方具有“相关性”。只有第三类范畴交替项可以称为“相关关系”或“相关项”。
如果克鲁舍夫斯基有时间研究更多的事实，如果他将语言与语言载体看作是一体的话，那么，他大概会改变自己的结论，首先会发现语音交替项中更大的差异。他的结论和阐述是暂时的，部分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他首先是以取自小范围和一种语言的个别事实为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