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总是非常焦躁不安，非常容易激动，表现出病态的自信，特别忧虑自己的身体，过度注重自己。这种状况也影响到他的家庭。不应当忘记，克鲁舍夫斯基在大学时代被疯狗咬过，因为伤痕已经治愈这并没有带来直接的后果。但生性紧张的克鲁舍夫斯基却不能平静地对待这件事。克鲁舍夫斯基从1880年开始执著地用各种强烈和冒险的手段医治实际的或者想象的疾病。这种治疗过于夸张，已经比疾病本身更可怕。同时，他还被经常性的恐慌所折磨，经常有大难临头的感觉。对于强壮的机体，所有这一切都不至于产生致命的影响，但会彻底击垮他这样虚弱的机体。对于健康人而言，工作量完全不大，但对于他而言就是非常大的，尤其在他几乎失眠的状态下。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克鲁舍夫斯基过度劳累。一句话，无论是身体原因，还是长期不断的忧虑，这一切彻底击垮了克鲁舍夫斯基的神经系统，逐渐使其丧失了功能。
从克鲁舍夫斯基本人的信中我可以猜测，他从1884年春天就已经被寒热病所折磨。到年底时开始出现了抽搐性的颤抖特征，手也发抖，在书写时常写漏和写错字母与词语。这之后，出现了抑郁症的特征：易激动，抑制不住的全身神经痛。这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忘记了一切（除语言学之外），言语出现了障碍，非常虚弱，经常失眠，也就是不使用人工手段无法入睡。毫无原因的恐惧、身体发抖，颤抖的双手无法写字。这就是严重神经病的可怕征兆。一开始时，这种病被确定为神经衰弱。至少病人在医生对他所说的内容基础上可以确信这一点。那时已经开始用电疗方法医治克鲁舍夫斯基了。
1885年初，他的身体状况变得尤其可怕。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离精神病不远了，好几次都想自杀。”1885年夏天，根据医生建议，他本应当去位于施蒂利亚州的奥赛，但是可能由于医生的后期建议，他去了离格兰茨不远的城市。在这里简单的、单方面的用冷水治疗对他身体只能造成伤害。在格兰茨的克雷克教授的帮助下，克鲁舍夫斯基找到了克拉夫特·艾兵戈，他诊断克鲁舍夫斯基的病是神经衰弱。但实际上是吗？或者是为了安慰病人，我不知道。克拉夫特·艾兵戈建议克鲁舍夫斯基去离格兰茨半俄里的爱格尔斯伯格医院，在那里他接受了适度的水疗和电疗，应该说对他是有帮助的。克鲁舍夫斯基非常喜欢电疗，回到喀山后他坚持电疗。可以说，拿自己去冒险。
1885年8月和9月，克鲁舍夫斯基不顾身体状况，成为了一名陪审员。在这段时间他的病已经被确诊为普通的急性脑损伤，这种病的最终结果是大脑脂肪化。
克鲁舍夫斯基写给我的最后几封信的日期是1885年9月5/17日。很快，在这之后（1885年底），疾病完全控制了他。那时候他开始出现剧烈的、外行人都能看出的无可救药的大脑精神疾病特征：持续的几乎不断的幻觉和很短暂的意识。疾病迅速恶化，出现了所有的特征和后果。
医生和朋友们坚信一点儿好转的希望都没有，说服克鲁舍夫斯基提出辞呈。他抵制了很长时间，最终于1886年2月13/25辞职。一星期之后他来到了喀山精神病院，在那里一直待到生命的尽头。可以说在近两年间，他的生活是在郁郁寡欢、垂死挣扎中度过的。对于科学而言，从1884年底克鲁舍夫斯基就不再存在，而从1885年底开始，就只是一个憔悴的人，名存实亡的人，有时会恢复知觉，只是为了亲眼看一下没有出路和希望的可怕、痛苦的处境。
疾病最后一次发作后，他终于在辞呈上签了字。他非常伤心并且对妻子说道：“哎呀，我如此快速地走过了舞台。”第二天，他就完全失去了意识。
从生病的那一刻起，当他还住在家里、完全清醒时，他就非常忧虑，没有用波兰语写下任何的东西。他承诺，只要好一些后，他就开始用这种语言写作。一直到住院这个想法还在折磨着他。只要他恢复知觉，他就会思考这个问题。他痛苦于没有用波兰语写作，经常念叨着这件事情，承诺要写。他甚至经常抱怨自己什么也没有做。科学在进步，他却没有能力赶上。他从家里把一些书带到医院，试图在那里阅读。
但这只是毫无效果地与大脑不断持续的衰变过程进行斗争而已。所以，在这些有知觉的时刻可以发现他的智商越来越衰退，逐渐忘记了以前他所知道的内容。首先他开始忘记那些他了解得相对弱一些的学科，首当其冲的是数学。他记得时间最长的就是自己的研究对象——语言学。
如果说在生病初期，他有时可以在一昼夜内连续说话的话，那么到最后时刻他已经处于消沉的状态。如果别人不向他提问题，他可以连续坐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有时他在毫无意义地重复着同一个句子，比如这样的问题：“你吃午饭了吗？你吃午饭了吗？”
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展现了克鲁舍夫斯基言语功能的衰弱，一直发展到纯机械的一连串动作，不能有意识和熟练地控制言语行为的地步。有一次用固定的语言，比如波兰语询问他，他就会定格在波兰语上，对其他的问题，无论用什么语言问他，他只用波兰语回答。如果休息一会儿，有人开始同他说俄语，病人开始用俄语回答，然后不仅用俄语回答所有的问题，而且对用波兰语和德语提的问题也用俄语回答。他理解比较多或者有意识地说点儿什么的日子越来越少。最终，不可避免的结局慢慢地临近，但却是不可逆转的。1887年10月31日晚上9点克鲁舍夫斯基离开了人世。
我在克鲁舍夫斯基生平上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因为他的生活不是自由地在一般条件下工作的学者的平静生活。在最后一些年里，不管怎么说，他的生活是蒙难者的生活，极大程度上充满了悲剧色彩。当不幸者为了获得学者的资格，完成了国家要求的所有形式上的东西之后，当他本可以自由地、独立地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向工作时，也就是从那以后可怕的疾病开始以疯狂的速度侵蚀着他的身体，麻痹他的智力，将他赶进了坟墓。
我甚至觉得，详细描述这位非凡学者近几年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以适当的方式理解他的近期著作及与前期著作的关系，甚至与其他工作人员活动的联系。现在我开始描述和分析克鲁舍夫斯基的著作。
1）克鲁舍夫斯基的学位论文《咒语——作为俄罗斯民间诗歌的形式》是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写于1875年初，共69页，刊登在1876年《帝国华沙大学的通讯》第3期上。
克鲁舍夫斯基本人称论文为《咒语》或者《关于咒语》。因为“咒语”还表示“秘密阴谋”，因此为了避免含混不清，《通讯》编辑部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这个补充内容不是特别成功，因为克鲁舍夫斯基并不是从诗学，而是从神话—心理学角度分析俄罗斯咒语和咒的。
这里已经显现出他思维的准确性和扎实的哲学教育功底。作者是从发展理论的角度研究自己的题目的。他完全不认可所谓的原始思维、民族思维和现代文明人的智慧之间有根本的差异。相反，他认为整个人类智慧是同类的、一体的，只是头脑的鉴别力程度不同而已。而这种鉴别力取决于智商的信仰差异。
这些思想根本不是新的，因为它们来自于人类学家和现代社会学者。但灵活地和独立地对比这些思想使作者有可能作出引人注意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至于细节，其中的一些可能研究得比较匆忙和肤浅。以后我们会发现，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克鲁舍夫斯基后期的其他论著中。
2）《吠陀经的八首颂歌》。译文。喀山。1879年，12页。（《帝国喀山大学学术札记》）这是用心和认真负责将吠陀颂歌译为俄语的版本。还在特洛伊茨克时，克鲁舍夫斯基就独立研究了这些吠陀颂歌，在喀山最终编辑和完成了译文本身。
3）《观察与重音现象有关的若干语音现象》。喀山，1879年，12页。（《喀山大学学术札记》）这是研究重音现象对于《吠陀经》中第一类“词根动词”中四个“专门的时间”（praesens，optativus，imperativus，imperfectum）词根中的元音影响。在这里作者没有任何特殊的发现，但是根据当时的主流理论（关于元音或者俄语中的元音提高等），他非常认真和小心翼翼地对比相关形式，从而得出一定的结论。这些结论涉及各种重音现象与动词词根中的某一个元音之间的联系。这个不大的研究成果曾经被展示过，就是为了得到教书的资格，成为编外副教授时。
4）为了获取编外副教授的职位，除了提交科研成果以外，克鲁舍夫斯基还应当做两次试讲，一次是自选题目，另一次由系里出题目。第一次的自选题目《论类推和民俗词源》刊登在M.A.克洛索夫的《俄语语言学学报》上，华沙，1879年，第2卷，第109—122页。这里还包括刊登在这个杂志第266页上的一篇非常重要的《关于类推和民俗词源一文的补充札记》。
在这篇论文中，克鲁舍夫斯基反对将类推和民俗词源分开，将它们看作是两个不同的语言过程，甚至反对名称本身，认为这些名称不合适、不准确。而这些名称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分析重要特征的基础上，他承认这两个过程是同类的，用一个共同的名称，即“形态同化”来表示这两个过程。毫无疑问，这个名称比“类推”和“民俗词源”要好一些，但是还不够。克鲁舍夫斯基甚至不想称“类推”为勃鲁格曼和其他学者所建议的“形式联想”。因为“联想”或者“表象联合”是唯一的内部过程，纯心理的，不会引起任何语言后果。同时，被称为“类推”的现象就是用另一个形式替换一个形式，在语言中留下痕迹。
这时克鲁舍夫斯基没有考虑到所谓的民俗词源和类推之间的语言差异，即在“类推”行为中词语的形态划分是现成的，只是一个词素代替另一个词素而已。而在“民俗词源”中发生变化的词语或者是以前完全从形态上进行区分，或者以前的形态划分模糊了，或者至少是不明显。因此，只有词语“民俗词源”完成的过程才会用清晰的形态划分激活这个词语，使其具有起源上的意义。“民俗词源”与词语意义有关，属于语义学。类推与语言形式有关，是词语形态学的研究对象。克鲁舍夫斯基没有注意到这一区别。
这里分析的心理—语言过程的个别类型，“同化”（语音同化、形态同化、词汇同化）（页120—121）范畴的差异在逻辑上还不够严谨，缺乏持续的分类原则。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个方向还很混乱、很难，据我所知，在克鲁舍夫斯基以前和以后都没有提出很好的分类，所以不能求全责备。
“语言结构透明度与同化行为是成正比”的设想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真理。要使模糊的假设，即“语音规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研究语法和词汇材料中，同化作用主要体现在由语法和词典材料构成的结构中”的观点具有力量，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但是即使有这么多不准确的地方，这还是一篇出色的优秀论文。寻找典型特点，根据相似性进行综合，区分差异是与思维的精确性、概括的才能和最好的分析对象同时存在的。虽然区分词语起源性和个性化意义不是克鲁舍夫斯基的发明，但是他在论文中强调这一差异无疑是他的功劳所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所研究问题得到了应有的阐述。
非常遗憾，这篇论文没有出版单行本，也没有翻译成其他语言。它隐藏在发行量很好的俄语杂志中，没有得到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由于这篇论文具有极高的价值，就在如今还值得重印或者翻译，或者更正确的做法，出版修订和补充本。
5）《语言学札记》，华沙，1880，30页。这是他的下一部论著。克鲁舍夫斯基还将该论文发表在А.斯米尔诺夫的《俄语语言学报》上（1880年，4卷，页33—62），现在已经有单行本了。
这本论著有三篇论文，相互间没有联系，只是使用共同的名称而已。
克鲁舍夫斯基在第一篇论文《雅利安语元音系统领域的最新发现》中巧妙、成功地简短叙述了勃鲁格曼的《印度—日耳曼基础语的鼻音领音》和索绪尔的《论印欧系语言的原始元音系统》的内容。他善于从这两本著作中汲取最重要的方面、正确的内容，并且用若干句话简短呈现出来。一些小的不准确之处完全不会破坏总体的好印象。
第二篇论文《辅音EE类型的改变》（页14—20）（即由两个爆破音或者塞辅音，比如p，t，k组成的辅音群）以巧妙自然的分析、准确恰当的表达而著称。
当克鲁舍夫斯基谈到atta组合与ata组合的区别时，提到被耳朵捕捉到的作为某一不可分整体的差异，这就是“由元音字母的典型特征及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之间的停顿组成”时，那么，这可能只属于不发出声音的清辅音tt，pp，kk，但任何时候不会属于dd，bb，gg。
在一种语言的历史发展中，强势的、同样形式的辅音（E1），通常被误称为双辅音，比如tt，pp，kk……组合或者由擦音和塞辅音（SE1）构成，比如st，ft，xt……的组合，这样一些组合是否由两个不同的塞辅音（EE1）组合构成的观点成为克鲁舍夫斯基将所有的雅利安语言分为两组或者两类的依据。第一组包括梵语、拉丁语和罗曼语等；第二组包括曾德语、希腊语、斯拉夫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