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孙氏之对于墨子学说，亦颇有持平之论。其自序云：“身丁战国之初，感悕于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谆复深切，务陈古以剀今，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唯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竞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务为和同，而自处绝艰苦；持之太过，或流于偏激，而非儒尤为苝盭，然周季道术分裂，诸子舛驰；苟卿为齐鲁大师，而其书《非十二字篇》，于游夏孟子诸大贤，皆深相排笮。洙泗龂龂，儒家已然；儒墨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厥书，释其纰，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之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
稍后于孙氏而研究墨学者，有章炳麟，梁启超。章氏精训诂及佛乘，故所言多独到之处。惟无专书，略见于《国故》、《论衡》原名篇而已。如云：“《墨经》曰：‘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说》曰：‘智者若疟病之之于疟也，自注：上之宇训者。智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知，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此谓疟不自知，病疟者知之；火不自见，用火者见之；是受想之始也。受想不能无五路，及其形谢，识笼其象，而思能造作。见无待于天官，天官之用亦若火矣。五路者若浮屠所谓九缘：一曰空缘，二曰明缘，三曰根缘，四曰境缘，五曰作意缘，六曰分别缘，七曰染浄依，八曰根本依，九曰种子依。自作意而下，诸夏之学者不亟辩，汎号曰智。目之见，必有空明根境与智；耳不资明；鼻身不资空；独目为具五路。既见物已，虽越百旬，其像在；于是取之，谓之独影。独影者知声不缘耳，知形不缘目，故曰不当。不当者不直也。是故赖名。曩令所受者逝，其想亦逝，即无所仰于名矣。此名所以存也。”
其解说颇精，大氐类此。
然自毕氏以来，为墨学者或整理全书，或书中之一部分；虽各有精审之处，然大氐皆训故章句之学；而于墨子之学说，评论者不过千百言之叙文，略见己意而已，言墨子之非者，固自有其卓识；而言墨子之是者，亦多游移于孟墨之间；未有大声疾呼，提倡墨子学说者也。有之，自梁启超始。其于清末撰《新民业报》时，会作《墨学微》。其发端叙论云：“新民子曰：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鸣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学墨；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作《子墨子学说》。”
以墨学为救国之学说，虽似言人所未言，然俞樾于序孙氏《闲诂》云：“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亦足以安内而攘外乎？”
则俞氏早已见及此。唯俞氏之说，似偏于战守之具‘而梁氏则大倡其学说耳。梁氏书第一章《墨子宗教思想》，第二章《墨子之实利主义》，第三章《墨子兼爱主义》，言论颇为清晰。胡适谓其能引起多数人对于墨学之新兴趣，其言良是。梁氏至民国十年，复刊行其《墨子学案》，盖为清华学校演讲而作者。其书第一章《总论》，第二章《墨子之根本观念》，第三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第四章《墨子之宗教思想》，第五章《墨子之新社会组织法》，第六章《实行的墨家》，第七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第八章《结论》并附有《墨者及墨学别派》，《墨子年代考》。梁氏自序谓与《墨学微》，全异其内容去。
梁氏又别有《墨经校释》，刊布于民国十一年。其书一《自序》，二《凡例》，三《余记》，四《正文》，五《旁行原本》，六《经上之上经说上之上》，七《经上之下经说上之下》，八《经下之上经说下之上》，九《经下之下经说下之下》，十《胡序》。此为张惠言后专释《墨经》之巨著。盖梁氏前二书为提倡墨子学说之论述；后一书为校释《墨子》一部分之著作。前者近于义理之学；后者近于考据之学也。兹将梁书分别论之。先略举《墨学微》及《墨子学案》之一二例如下：一梁氏于《墨学微》论墨子之政术，及《墨子学案》论墨子之新社会组织法，均引墨子《尚同·上篇》选立天子之说，以为与卢梭《民约》绝相类；谓选立为人民选择而立。其《墨学微》云：“其谓明乎天下之乱生于无正长。故选择贤圣立为天子，要从事乎一同。谁明之？民明之。谁选择之？民选择之。谁立之？谁使之？民立之，民使之也。然则墨子谓国家为民意所公建，其论甚明。中国前此学者言国家所以成立，多数主张神权起源说，家族起源说；惟墨子以为纯由公民意所造成，此其根本的理想与百家说最违异者也。”
其《墨子学案》且举墨子建立巨子之法，以为例证；而不知此乃大谬特谬。孟胜之传巨子，全为个人之传授；不足以明其为民选，适足证其为独断也。余以谓墨子之所谓选立者，乃言天之选立，非谓由人民选立也。举证如下：甲，《墨子·尚同·上篇》云：“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母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相劳，腐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此段诸“选立”字，且置其选立天子之说而不论；而论其他之选立三公，立诸侯国君，选立正长；果为谁之选立乎？其云：“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云：“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又云：“诸侯国君既以立，以其力为未足”云云；此诸所谓“以为”者，天子三公以为也，诸侯国君以为也。其文义甚明。然则下文接言“选立”，乃天子选立三公；天子三公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选立正长；甚明。此皆由尊立卑，则墨子之意，以选立天子归之于天，可知。
乙，《墨子·天志·上篇》云：“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士正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此文云：“有天政之”，云“天之为政于天子”，是明以天为天子之上司。而此文所云，亦皆为以尊政卑，与《尚同·上篇》所云以尊选卑者，文同一例。则彼虽不明言天选立天子；而以此文例之，则墨子之意，固以天选立天子，甚明也。
丙，《尚同·下篇》云：“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关，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孙诒让云：上“天下”二字，疑当作“天。”柱按：孙说是也。然则，此岂非墨子以选立归之天之塙证乎？又《尚贤中篇》云：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赏何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后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此则明明言天鬼立天子矣。尚可谓之民选邪？尚可谓为无神权说邪？
丁，《尚同·上篇》既云：“一人一义、二人二义，十人十义”，倘选立者为人民，则一人选一人，二人选二人，十人选十人，安能选出一人，立以为天子者乎？
要之，墨子此论，假令以为民选天子，则亦决非初民政治所能，有违事实；如以为天选，亦远不及柳子厚封建论为有合于理；梁氏于此等处，均未阐发，不免多阿所好之言。
一，梁氏《墨子学案》第三章 论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有一段云：“我想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内中最可注意的两件事：第一件，他们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多钱，要奢侈也奢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第二件，强迫劳作，丝毫不肯放松；很合墨子‘财不足则反诸时’的道理。虽然不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但比诸从前工党专想减少工作时刻，却是强多了。墨子说：‘安有善而不可用者。’看劳农政府居然能彀实现，益可信墨子不是幻想家了。”
依梁氏此说，则墨子直二千年以前劳农政府之先达矣。然梁氏谓“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语，考墨子之《节用·中篇》所言“圣王制为节用之法”云云，下文皆继之曰“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此皆与民对言，则其法为专对在位者而言可知。且云，“圣王弗为”，而不云圣王禁民不为；所称者亦为古圣王，则古圣固未有绝对干涉人民衣食住之事者，则墨子此言，亦必非如梁氏所说，都由政府干涉可知。然墨子“尚同一义”，则节用之义，亦必欲强天下之同；是梁氏之言，似亦未为大过；唯言墨子之于衣食住，尽主由政府干涉，则终属臆测，而无显证耳。
至梁氏又谓“遍查《墨子》书中并没有一个字说君位要世袭”云云，尤为不然。考《天志·上篇》云：“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柱按之通知。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以业万世子孙为善，非赞成君主世袭而何？梁氏于是乎疏矣。
要之，近人之事，颇似商贾趋时，好以外国学说，皮传古书；往时人喜谈卢梭，故以卢梭说传会之；今人喜谈劳农政府等，故又以劳农政府等传会之。此乃近世学者之长技也。其学术之能耸动听闻者在此，其短处亦正在于此。
至于《墨经校释》，长在文字明晰，能引人入胜；依鲁胜之例，引说入经，各附其章；又以校与释分而为二；均极便学者研究。至其疏失，亦可得而言。
一、拘守《经说》必牒举经文首一字以为标题之说。故多妄加妄减。而不知《经》说固多牒经文首字为题，而亦有牒举两字者，有首句《说》与《经》文有同字而遂不举者；不必拘守一律，以削趾就履也。此条胡适已论之。
二、本前人之说而不出前人之名。如《经》上云：“勇志之所以敢也。”《经说》云：“勇以其敢于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于是也害之。”张惠言云：“人有敢亦有不敢；就其敢于此者，则命之‘勇’矣。”孙诒让云：“‘名’犹‘命’也，言因敢得‘勇’名。”而梁氏则云：“‘命’犹‘名’也。言因敢得‘勇’名。人有敢，亦有不敢；就其敢于此即命曰‘勇’；虽不敢于彼，仍不害其为‘勇’也”，其说全本张孙。又句下校释之语，亦多此类。如《经说》下云：‘极胜重也’，孙注云：“《说文·木部》云：‘极栋也。’屋栋为横木，引申之凡横木通谓极。”《梁》注云：“《说文》云：‘极栋也。’屋栋为横木，引申之凡横木通谓之极。”梁氏此注亦全本孙氏。如是之类，未免有攘美之讥。
三、援引多讹。如《经说》上云：“不若金声玉服。”梁云：“‘不若’之‘不’，孙云疑衍”，然今考孙书本云“不”疑当作“必。”而无“疑衍”之文。如《经》上云：“间虚也。”梁本改“”作“栌。”云：“‘栌’字从孙校。”然考此条孙注引王引之云：“‘’乃‘栌’之借字。”是当云从王校而不当云从孙校也。又梁氏引张惠言云：“但就虚处则谓之栌。”今考张原本作从糸之“”，不作从木之“栌”；而梁氏既改经文“”为“栌”，并改张注之“”为“栌”，误矣。凡此皆著书不小心，或削趾就履之过。
四、改字太多之病。如《经》上云：“同异而俱于之一也。”说云：“侗二人而俱见是楹也，若事君。”梁校云：“侗”疑当作“同。”“楹”字当为“相盈”二字分写之讹。“人字”涉上“人”旁而衍。“见”字涉上文“是”字形近而衍。“事君”二字不可解。是《说》文十二字，而梁氏疑改者几过半数。如此解释古书，其意虽美，恐非古人之意也。不知此文本无一误。“侗”与“同”同，犹“侒”与“安”同。墨子之意，谓当立一以为法仪。“于”依也。“之”此也。谓人人虽异而俱依此一以为法仪也。《说》云：“二人而俱见是楹”，则譬此“一”为“楹”；以此“楹”为标准，虽二人之不同，而“俱见是楹”，以是“楹”为标准则同。“若事君”者，谓若万民之事君，而志无不同也。举“二人”为言，即仁从二人之意，多数之称也。此即《法仪》、《尚同》、《天志》之恉，不须改字而本文自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