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其书有四大特色：（一）改正错简。如自叙所举诸篇是也。（二）发明古义。如《非儒篇》云：“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毕氏读为苟且之“苟”，而王氏以《说文》训“自急敕之笱”正之，是也。（三）因传写之讹以考见古字。如《尚贤·中篇》，“贱傲万民。”“贱傲”二字，义不可通。王氏以“贱”为“贼”之讹；“杀”字古文作“敖”，与“敖”相似，知“敖”讹作“敖”，又讹作“傲”是也。（四）阐明同声通假之字。如《尚贤·中篇》：“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王氏引《管子·侈靡篇》，“公将有行，故不送公”，以明“故”“胡”通用，是也。有此四者，故墨书至王氏而大略可读矣。然其误解者亦时或有之。兹举一二例如下：一，《天志·中篇》，“雷降雪霜雨露”王注云：“‘雷降雪霜雨露’，义不可通。‘雷’盖‘霣’字之讹，‘霣’与‘陨’同，《春秋经》庄七年‘星陨如雨’，《公羊》‘陨’作‘霣’”，按王氏改“雷”为“霣”，非也。考《说文·雨部》，霣下云：“齐人谓雷为霣，从雨，员声。”“雷”，《说文》作“靁”，籀文作“”云：靁间有回，靁声也。盖“回”“员”双声，故“雷”“霣”同字；叚“霣”为“陨”，为同声之叚；叚“雷”为“陨”为双声之叚；其理同也。王氏必以“雷”为“霣”之误，此于古音考之未审之过也。
二，《非攻·下篇》，“以诤诸侯之毙。”王云：“‘诤’涉下文诸字从言而误，今改。”
按王氏改“诤”为“争”，非是。《说文·言部》，“诤，止也。”《攴部》，“救，止也。”然则“诤，救”同义。“以诤诸侯之毙”，犹云，“以救诸侯之毙”，义自可通；何劳改字？此于古义考之未审之过也。
墨子书虽至王氏而略巳可读，然《经》上下及《经说》上下四篇，函义既奥博，讹脱尤众；毕王之书，尚未能得其十之一二也。武进张惠言则有《墨子经说解》，以专释此四篇。其书据其后叙，成于乾隆五十七年。然其书未尝刊布，至光绪丁未，孙诒让始得校写本，以其说入于《闲詀》；乙酉岁，国学保存会，始有景印本。其书先列《经》上旁行为一篇，而后以《经说》上附《经》上为一篇，为上卷；《经》下旁行为一篇，又以《经说》下附于《经》下为一篇，为下卷。其注均用单行小字。其书之得失，孙诒让论之甚允。孙氏云：“余前补定《经》下篇句读，颇自矜为剏获，不意张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谈名理；虽校雠未寀，不无望文生义之失；然顾有精论，足补余书之阙误者。”
至其后序立论尤多精辟。今节录如下：
“当孟子时，百家之说众矣。而孟子独距杨墨。今观墨子之书，《经说》、大小《取》尽同异坚白之术；盖纵横名法家惠施公孙龙申韩之属皆出焉。然则当时诸子之说，杨墨为统宗。孟子以为杨墨息而百家之学将销歇而不足售也。独有告子者与墨为难而自谓胜为仁，故孟子之书亦辩斥之。
呜呼！熟知其后复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乐节葬；此三言者偶识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爱；而兼爱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爱之言曰：‘爱人者，人亦爱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聪明耳目，相为视听；股肱毕强，相为动宰。’此其与圣人所以治天下者复何以异。故凡墨氏之所以自托于尧禹者兼爱也。尊天，明鬼，尚同，节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乐，薄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惟惑其兼爱之说；故虽悖于理不安于心，皆从而和之，不以为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诛其说而诛其心，断然被之以无父之罪，而其说始无以自立。”
其论孟子辟墨不辟其他说，而独辟兼爱，可谓得擒贼先擒王之旨者矣。张氏之外，治经说四篇者，尚有丁小山，定本《墨子闲诂》作‘小疋’；聚珍本作‘小山’。柱按：据孙志祖《读书脞录》作‘小山’，则定本误也。许周生二家之书，见孙志祖《读书脞录》。小山名杰，周生名宗彦，并德清人，孙诒让云：然其书今皆未流布，不知尚存否也。
继毕王而为全书校释者，有苏时学，著有《墨子刊误刊误》。其书刊于同治丁卯。孙诒让与梁启超书，见籀高述林原题梁卓如。称其书为专门之学。陈浓之跋云：‘苏爻山以所著《墨子刊误刊误》见示，正讹字，改错简，涣然冰释，怡然理解；而《备城门》以下尤详。墨子以善守称，《备城门》诸篇，乃其法也。此又兵书之最古者。墨子之书害道；而爻山乃能取其长，探其奥，真善读古书者。’
观陈苏两家所称道，则其书之足重可知。然以余观之，亦有巨失。
一，笃信《伪尚书》，故往往据《伪尚书》而误解《墨子》。如《非命·中篇》，“《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苏氏云：“此与上下二篇所引，略见孔书，而其词稍异；所引《太誓》亦然；真古文也。而以古文为伪，何欤？岂作书者不能雷同以征信，反加点窜以致欤？抑孔书不足信，而墨子亦不足信欤？”此说孙氏《闲诂》未载入。”其笃信古文如此。故于《非命·下篇》，“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苏云：“殷”宜作“夏。”《泰誓》曰：“厥鉴惟不远，在彼夏王。”引《伪书》欲改“殷”为“夏。”而不知作书者勦袭墨子。墨子所引之《泰誓》曰：“厥鉴惟不远，在彼夏王。”引《伪书》欲改“殷”为“夏。”而作伪者，乃以为伐纣时之言，故改“殷”为“夏”也。
二，小学非其所长，故所说时或不免于陋。如《亲士篇》云：“谿陕者速涸”，苏《注》云：“陕与狭通”，此说孙氏《闲诂》不录。而不引《说文·自部》“陕隘也”为释，以明狭为陕之俗。《尚贤篇》，“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苏《注》云：“事当为使，二字形近而讹。”而不知古“事”“使”同为一字，见于金文也。见吴大澂《说文古籀补》。
至其本书校勘之疏，尤为他书所罕见。如“则子西易牙竖刁之徒是也”，乃《所染篇》之文，而录入《法仪篇》。《修身篇》“虽劳不图”，而注竟以“啚”为“图”皆未改正。刊书艸率，未免太甚。馀群余所著《墨子刊误刊误》。兹不赘。
苏书，孙氏《闲诂》，采取甚众。然亦闲有不录者，如上所举二例之类是也。然苏书行世甚少，世之得见其书者盖亦寡矣。
与苏氏同时而治墨学者，有邹伯奇，陈沣，孙诒让与梁启超书称其学云：“《经》、《经说》、《上下》及大小《取》六篇，文义既苦奥衍，章句又复裭贸。昔贤率以不可读置之。爻山即苏时学。刊误，致力甚勤；而于此六篇竟不著一字；专门之学，尚复如是，何论其他？唯贵乡先达兰甫陈沣。特夫邹伯奇，兩先生，始用天算光重诸学发其恉。惜所论不多，又两君未遘精校之本，故不无望文生训之失。”
盖以泰西科学释《墨经》，实始于邹陈二君矣。邹说多载于陈氏《东塾读书记》，孙氏《闲诂》采之，多题为陈说；此学者所当知者也。陈氏对于墨子，亦有极精辟之言。兹节录其三则如下：“诸子之学，皆欲以治天下。而杨朱之计最疏，墨翟之计最密。杨朱欲人不贪，然人贪则无如之何；老子欲人愚，然人诈则无如之何；商鞅韩非皆欲人畏惧而自祸其身；墨翟兼爱非攻，人来攻则我坚守；何以为守？蕃其人民，积其货财，精其器械；而又志在必死，则可以守矣，此墨翟之所长也。”
“孟子谓墨子无父，尝疑其太甚；读墨子书而知其实然也。墨子书云：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志，岂有贤于婴儿子哉？’自注：《公孟篇》。此之谓无父。”
“韩非子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自注：《显学篇》。韩非犹以学子为戾，孟子谓之无父，不亦宜乎？盖专欲富国强兵，遂至于戾而无父而不顾。是则墨子之学矣。”
其论墨学之得失，可谓深得要领矣。继苏氏之后而为全书之考证者，有俞樾，著有《墨子平议》，刊布于同治庚午。其书精博与王念孙书等：且后出于王书，故足补王书之所未备者甚众。然疏失之处，亦时或不免。姑举一二如下：一，《兼爱·中篇》云：“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于”旧本作“于”。俞云：“‘于故’二字疑衍。”而不知“于”道藏本作“于”；“于”有大义，故从“于”之字，均有大义。《说文·大部》“夸奢也，从大，亏声。”段玉裁注云：“奢，张也。”是“于”有张大之义。《艸部》，“芌，大叶实根骇人，故谓之芌也；从艸，亏声。”段《注》云：“《口部》‘吁，惊也，’《毛传》曰：‘，大也’，凡于声多训大。”然则“于故”犹言“大故”也。《吕氏春秋·节丧篇》，“不以便死为故”，《注》云：“故，事也。”“大故”犹“大事”也，“难物”“大事”，正相对为文，岂得谓之衍字乎？此俞氏于古人语根未及深求之过也。
二，《节用·上篇》云：“冬加温，夏加清者，芉”不加者去之，“芉”二字，学者多不得其解。俞云：“‘芉’疑当作‘鲜且。’‘鲜且’者，鲜也。《说文》‘《黹部》，，合五采鲜色；从黹，虘声。’鲜色谓；故合而言鲜。”而不知《中篇》皆作“则止。”“鲜”或可误为“芉驵。”而断无可误为“则止”之理。予以谓俞氏以“芉”为“鲜且”，其字则是，其义则非也。“鲜”“斯”双声，古多通用。《易系辞》“君子之道鲜矣”，《诗》“鲜民之生”，“鲜”均当为“斯”之转。《说文·且部》，“且所以荐也；从冂，足有二横，一其地下也。古文且字，又以为几字。”几者人之所止，故且有止义。如阻沮等均有止义。然则此文之鲜“且”，其义犹云“斯止”也。详拙著《墨子闲诂补正》。若俞氏之说，则未免深求之过矣。
自毕氏至俞氏八九十年间，墨学已日臻完备。然自毕书外，汪书不传，其余均不列入《墨子》原文。
故著者虽众，散见各家之书，未便学者研诵；其于墨学犹未为大功也。后俞书二十五年，乃有孙诒让之书，取许叔重题注淮南王书曰《鸿烈闲诂》之义，名其书为《墨子闲诂》；博采诸家之说，录入《墨子》本文之下。俞樾序其书云：“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即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薶终古矣。国朝指逊清。镇洋毕氏始为之注；嗣是以来，诸儒益加雠校，涂径既辟，奥窔粗窥；墨子之书，稍稍可读。于是瑞安孙诒让仲容，乃集诸书之大成，著《墨子闲诂》；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整纷剔蠡，衇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是书也。”
俞氏之说，诚非溢美之谈。然孙氏书实有两种。一为聚珍本，于光绪乙未在苏州毛上珍印行；二为定本，即今通行之本，镂版于光绪丁未。两者各有长短，孙氏自书定本云：“余续勘得胜义百余事，有误读误释，覆勘始觉之者，咸隨时迻录别册存之。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余前以未见皋文先生《经说解》为憾。一日，得如皋冒鹤亭孝廉广生书云：‘武进金溎生运判武祥，臧有先生手稿本。’急属鹤亭驰书求叚录。金君得书，则自写一本寄赠，得之惊喜垒日。既又从姻戚张文伯孝廉之网许叚得阳湖杨君保彝《经说校注》，亦间有可取。因张解并删简补录入册。”
是定本所网罗殆富于聚珍本矣。然就版本之校勘而论，则聚珍本之错误少于定本。兹略举一二如下：一，一文之脱误。如《尚同·中篇》，“以求兴天下之害。”“兴”下脱“天下之利除”五字。本作“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各本均同。聚珍本不脱，而此独脱。
二，注文之脱误。如《尚贤·上篇》“文王举惯于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注》引毕云：“或以《诗·兔罝》有公侯腹心之诗而为之说”云云。“之”字下“诗”字，毕本原作“语”；此误为“诗”，而聚珍本则不误。
此则聚珍本比定本为优者矣。然亦有聚珍本误而定本不误者，要在少数而已。兹略不举焉。
孙书内容共四种。一闲诂十五卷，二目录一卷，三附录一卷，四后语二卷，共十有九卷。于墨学之故训及学说等，可谓甚备。盖不独孙氏之学力使然，亦时势所使然也。盖治《墨子》者日多，其说亦日备，故孙氏得以集其大成之功耳。
孙书所采，则前此治《墨》者尚有洪颐煊及戴望；其说无多，今不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