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到了写字台边，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坐在小桌边我刚才的位子上。他又询问我的姓名，同时向我打听，我是不是不久前去世的天才的青年作家斯尼特金指阿列克赛·帕夫洛维奇·斯尼特金（1829—1860），彼得堡大学学生，幽默诗人和小说家，以笔名“阿莫斯·希什金”发表作品。的亲戚。我回答说，我不过是和他同姓罢了。他又细问我家里有哪些人，我在哪儿求学，是什么促使我学习速记的，等等。
对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得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后来对我说的那样，简单而又认真，几乎有点严峻。我早就打定主意，如果我在私人家里干速记工作，那么，一开始就不能举止随便，而要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我所不熟悉的人们，使他们不会想到要对我说些无谓或放肆的话。在我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谈话的时候，我好像连笑也没有笑过一次，而他很欣赏我这种严肃的态度。他后来对我坦直地说，我那雍容大方的风度使他感到惊喜。他经常在社交界碰到一些女虚无主义者，她们待人接物的态度激起他的愤慨。看到我的举止风度和当时占上风的那一类年轻姑娘截然相反，特别令他高兴。
这时候费多西娅在餐室里准备好了茶，给我们端来了两杯，还有两只小白面包和柠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问我要不要吸烟，并且请我吃梨。
在喝茶的时候，我们谈得更诚恳、真挚了。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早就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感到轻松和喜悦。
不知怎的，谈话触及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们和死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沉浸在回忆之中。
“我记得，”他说，“我站在谢苗诺夫阅兵场上，在那些被判决的难友们中间，眼见周围正在作临刑前的准备，知道我只能活五分钟了。但是，对我来说，这几分钟好比几年，几十年，我感到自己好像还要活很久！我们已经给穿上尸衣，分成三人一排，我挨在第八，站在第三排。[3]最前面三个人被绑在柱子上。过了两三分钟，两排人被枪杀了，接着就要轮到我们了。天哪！我多么想活啊！生命多么可贵，我还可以干多少有益的事！我回忆过去，感到那些大好的时光没有很好地利用，我是多么想重新体验生活，长久地活下去……猛然间，传来停止行刑的命令，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的那些被拴在柱子上的难友们给松了绑，押了回来，有人宣读新的判决：我被判处服苦役四年。这是我所记得的最幸福的一天！我在阿列克塞三角堡的单人囚室里走来走去，一个劲儿地唱歌，唱得很响，庆幸自己被免除了死刑。后来，当局又准许我哥哥指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0—1864），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翻译家，作家和戏剧家，《当代》和《时代》两杂志的出版者。在我远离前和我告别，在圣诞节前一天，我就启程远行了。我保存着在宣判那一天我写给如今已过世的兄长的一封信，这是不久前我的侄子指小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1896），小名米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儿子，彼得堡音乐学院学生。还给我的。[4]”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叙述使我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是最使我吃惊的是，他对我，对他今天才初次见到、几乎还是个小姑娘的我竟然如此坦率。这个外表含蓄、严厉的人向我叙述他以往的生活时，谈得如此详细，如此真挚和亲切，使我不由得感到诧异。直到后来，当我熟悉了他的家庭情况之后，我才明白这种信赖和坦率的原因：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孤立，被一些对他抱敌对情绪的人所包围。[5]他急切地需要向那些怀有善意、关心他的人吐露衷曲。他在我们初次相识的那一天所表现的推诚相见的态度使我特别喜欢，给我留下美妙的印象。
我们的交谈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而工作还是没有开始。我心里很不安：时间已晚，回家的路途又很远。我本来答应母亲，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处就直接回家，如今我怕她已在为我担心了。我不便提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去他那儿的目的，而当他自己想起来要我动手听写的时候，我欣喜万分。我准备就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开始快步在屋子里来回走，从门边向斜对面的火炉走去，到了火炉边，总是在它上面敲两下。同时，他吸着纸烟，经常把未吸完的烟丢到放在写字台角上的烟灰缸里，尔后重又点上一支。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口授了若干时间，就要我把写下来的词句念给他听，我刚念了头几个词，他就要我停住，说：“怎么是‘从鲁列特恩堡回来’呢？后来，小说的开头改为：“我离开了两星期终于回来了。我们在鲁列特恩堡已经待了三天。”（长篇小说《赌徒》起初的篇名是《鲁列特恩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6]难道我讲过鲁列特恩堡吗？”
“您讲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念过这个词儿。”
“不可能吧！”
“请允许我问一下，在您的小说里，是否有一个城市叫这个名字？”
“有的，情节发生在一个赌城里，我把它叫作鲁列特恩堡。”俄语中“鲁列特卡”（рулетка）一词的意思是“轮盘赌”，因此，“鲁列特恩堡”（Рулетенбург）这个名称含有“赌城”的意思。——译者注“既然有，那您无疑念过这个词儿，要不然，我怎么会记下来呢？”
“您说得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承认，“我有些搞糊涂了。”
误会解释清楚，我感到很满意。我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之所以出错，是由于他在全神贯注地思索，也可能是由于他这一天疲劳过度。而且，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他说，他不能再念下去了，要我明天十二点以前把记录带去。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时钟敲了十一下，我准备走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知道我住在佩斯基，便说，城里的这个地区他没有去过，他不知道佩斯基在什么地方。如果那儿很远，那他可以打发女仆送我。我当然拒绝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送我到门口，吩咐费多西娅持灯在楼梯上给我照亮。
回到家里，我兴高采烈地告诉妈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如何坦率和亲切；但是，为了不使她难过，我隐瞒了过得挺有趣的这一天在我心中留下的那种我从未经受过的沉重印象。这种印象确实使人感到压抑：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聪明、善良，但却遭到不幸、仿佛被大家遗弃的人，于是，深切的怜悯和惋惜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我十分疲劳，赶紧上床，要家里人第二天早一点叫醒我，以便把速记记录转写为文字，在指定的时间交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四
第二天我起身很早，立即就着手工作。速记记录比较少，但我想把文字写得漂亮、清楚一点，这就得花工夫。尽管我时间抓得很紧，可还是迟到了整整半个钟点。
我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非常激动。
“我还以为，”他一面向我问好，一面说，“您觉得我这儿的工作繁重，不准备再来了，而我又没有记下您的地址，我怕我口授的东西会丢失。”
“我来得那么迟，请原谅，”我道歉说，“但是，请相信我，如果我准备放弃这个工作，那我一定会通知您，而且把我记录下来的原文送交给您。”
“使我担心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解释道，“我必须在11月1号以前写完这部小说，而我却连这部新小说的提纲还没有拟好。我只知道它的篇幅至少应该有七印张，出版者是斯捷洛夫斯基。”
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询问详情，他便告诉我，他落入了一个极其可恶的圈套。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他的哥哥米哈伊尔过世以后，把兄长生前出版的《当代》杂志的全部债务都承担了下来。[7]这债务是由于期票到期付不出款而欠下的，债主们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搞得惴惴不安，他们威胁说，要查抄他的财产，并且把他本人送进债户拘留所。在那个时候，这种事是有可能发生的。
急需还清的债务将近三千卢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各处去张罗款子，但是结果并不顺利。当所有说服债主们的尝试都告失败，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绝望的当儿，出版者费·季·斯捷洛夫斯基突然找上门来，说他愿意出三千卢布购买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卷集的版权。此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得为这笔款子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在危急的关头，他同意契约中的全部条件，只求摆脱失去自由的威胁。
契约是在1865年夏季签订的，斯捷洛夫斯基在公证人那儿交付了这笔款子。第二天，这些钱就偿付给了债主们，因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什么也没有到手。最气人的是，过了几天，这所有的钱又回到了斯捷洛夫斯基手里。原来斯捷洛夫斯基以极低的价钱收购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期票，并且通过两名代理人向他索款。斯捷洛夫斯基是个剥削我们的文学家和音乐家（皮谢姆斯基阿列克赛·费奥菲拉克托维奇·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一千个农奴》，他还著有长篇小说《四十年代的人们》、《小市民》等。——译者注、克列斯托夫斯基弗谢沃洛德·弗拉季米罗维奇·克列斯托夫斯基（1840—1895），俄国作家，“反虚无主义”小说的作者。、格林卡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1804—1857），俄国作曲家，其创作对俄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作有歌剧《伊万·苏萨宁》、《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等。——译者注）的狡猾、诡诈的家伙。[8]他惯于乘人之危，诱使他们落入他的罗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享有盛誉，出三千卢布购买他的作品的版权，这价钱太微不足道了。最苛刻的条件是，必得在1866年11月1日以前交出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如果不能如期交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得支付一大笔违约金；如果在同年12月1日以前还未交出，那他就要失去对自己作品的权利，它将永远归斯捷洛夫斯基所有。不言而喻，这个凶恶的吸血鬼指望达到这一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1866年潜心于创作长篇小说《罪与罚》，很想把它写成一部富有艺术性的作品。像他这样一个病人怎么还能写一部篇幅这样大的新作品呢？
秋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想到自己不可能在仅仅一个半月或两个月之内履行和斯捷洛夫斯基所订契约中的条款，心情十分沮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朋友们——阿·尼·迈科夫、亚·彼·米柳科夫、伊·格·陀尔戈莫斯季耶夫[9]以及其他人想要搭救他，表示愿意帮助他写出小说的梗概。他们每个人负责写小说的一部分，这样，三四个人就能如期把这项工作完成；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须将小说加以编辑、校阅，把在这种工作条件下不免要出现的粗糙之处磨平、修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宁愿付出罚金，或者失去对作品的权利，而决不愿在别人的作品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亚·彼·米柳科夫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此事（《历史导报》，1881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10]这时候，朋友们就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找个速记员帮忙。亚·彼·米柳科夫想起他认识教速记学的老师帕·马·奥利欣，就去找了这位老师，请他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家去一下。虽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怀疑他能顺利地完成这项工作，但鉴于时间紧迫，他还是决定向速记员求助。
尽管我当时涉世不深，但是斯捷洛夫斯基的所作所为却使我义愤填膺。
仆人送来了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开始向我口授。看来，他难以全神贯注地工作：他经常停下来思索，要求我把记录下来的文字读一遍。过了一小时，他告诉我，他感到疲劳，想休息了。
于是我们就像昨天那样聊起天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激动不安，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他又问我叫什么名字，过了一分钟就忘记了。他两次递烟给我，尽管他已经听我讲过，我不吸烟。
我开始向他打听我国作家们的情况，他就变得活跃起来。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仿佛丢开了那些难以摆脱的念头，讲得挺平静，甚至乐滋滋的。我记住了他当时所说的一些话。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涅克拉索夫是他青年时代的朋友，他对后者在诗歌方面的天才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喜欢迈科夫，认为迈科夫不仅是个天才诗人，而且是个最聪明、最卓越的人。他把屠格涅夫看成第一流的天才。他只为屠格涅夫长期留居国外，因而对俄国和俄国人民不够了解而感到惋惜。[11]
我们休息了不多时间，又重新开始工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激动不安起来：看来，他工作不下去了。他把原因归诸他不习惯向一个陌生人口授自己的作品。
下午四点钟，我准备回家，答应次日十二点以前把整理好的速记稿送去。在分别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交给我一叠他写东西时经常用的厚实的信纸，上面印有隐约可见的横线条，然后指点我该留出多少页边空白。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