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66年10月3日晚上七时左右，我照例来到帕·马·奥利欣在那儿讲授速记学的第六男子中学。讲课还没有开始，大家在等着迟到的同学。我坐在我通常坐的位子上，刚打开笔记本，奥利欣就走到我跟前，在我旁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您愿不愿意担任速记工作？有人托我找个速记员，我想您也许会同意担任这个工作的。”
“我很愿意，”我回答，“我早就想望工作了。我只是缺乏信心，不知道我的速记水平是否能担当重要的工作。”
奥利欣劝我放心。依他看来，他介绍的工作所需要的速记速度并不比我掌握的速度快。
“您介绍我到哪儿去干速记工作呢？”我感到了兴趣。
“到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他眼前在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1]本书用方括号加数字标出者为原书编者注（注释者为С。В。别洛夫和В。А。图尼马诺夫），注文置于各章之后。——译者注，想要请一位速记员帮忙。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计，这部小说的篇幅约莫七印张，大开本，他愿意提供五十卢布作为全部劳动的报酬。”
我赶忙表示同意。我自幼就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他是我父亲所喜爱的作家。我本人也赞赏他的作品，边读《死屋手记》边流泪。想到我不仅能认识这位天才作家，而且还能在他的工作中助一臂之力，这使我非常激动和欣喜。
奥利欣递给我一张叠成四折的小纸，上面写着：“斯托利亚尔内依胡同，在小麦向斯克街拐角处，阿朗金伊万·马克西莫维奇·阿朗金（？—1875），商人，彼得堡的房主，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4至1867年曾住在他的房子里。的房子，十三室，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他说：“我希望您明天就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去，时间是十一点半，‘不早也不晚’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习惯用语，他不愿意在等候中浪费时间，喜欢与人约定精确的会面时间，而且还加上一句：“不早也不晚”。——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这是他今天亲自跟我约定的。”接着，奥利欣对我谈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这我下面还要提到。
奥利欣看了看表，便走上讲台。应该承认，这堂课我完全没有听进去：我激动万分，喜不自胜。我朝夕思慕的理想终于实现：我得到了工作！如果要求那么严格的奥利欣认为我充分掌握了速记术，记的速度相当快，那就意味着，事实确实如此，要不然，他就不会给我介绍工作了。这使我非凡高兴，提高了我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我感到我走上了新的道路，能够用自己的劳动挣钱，成了一个独立的人；对我这个六十年代的姑娘来说，要求独立的思想是最宝贵的思想。但是，比奥利欣介绍的这个工作更重要、更使我欢愉的是，我有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工作、结识这位作家的机会。
我回到家里，就把这一切详细地告诉了我的母亲。她也为我的幸运感到非凡高兴。欣喜和激动使我几乎整夜失眠，一直在琢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什么模样。我猜想他跟我父亲是同时代人，已经相当老了。在我的想象中，他一会儿是个秃头的胖老头，一会儿又是个高身量的瘦子，但必然像奥利欣所说的那样，是个严厉、阴郁的人。使我最焦急不安的是，我不知道怎样和他交谈才好。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么博学，那么聪明，以致我事先就为我要说的每个词提心吊胆。我想到自己没有记牢他的几部长篇小说中主人公的姓名，而我相信他肯定会谈到他们，这也叫我心里发憷。在我的圈子里，我从来也没有碰到过一位杰出的作家，因而我把作家看成是些特殊的人物，连跟他们谈话也得用特别的方式。回首往事，觉得我当时虽然已经二十岁，但还像是个幼稚的小孩。
二
10月4日，我与未来的丈夫初次见面的意义重大的那个日子，我一早醒来，想到自己的宿愿今天终于实现，我从一个女学生或者讲习班学员变成了我所选择的事业中一名独立工作者，我就兴高采烈，精神振奋。
我提早出门，要想事先去商场买几支备用的铅笔，还想买一只小的公文包，在我看来，带上这么一只包能够使我这个年轻人的形象增添几分精明强干的色彩。等我买好这些东西，时间已近十一点，但为了准时到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不早也不晚”，我就顺着大麦向斯克街和斯托利亚尔内依胡同慢步走去，一面不住地看表。十一点二十五分，我到了阿朗金的房子跟前，问站在大门口的看院人，十三室在哪儿。他向我指了指右边，那儿有扇通楼梯的门。这所房子很大，分成许多套小的住所，里而住着一些商人和手艺人。这使我立即想起《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所住的那所房子。
十三室在二楼。我拉了拉铃，立刻就有一个上了年纪、肩上披着绿色方格子围巾的女仆为我开了门。我不久前读过《罪与罚》，这当儿我就不由得想，这围巾可能就是那条对马尔美拉陀夫一家起巨大作用的绿呢围巾的原型。这个女仆问我要找谁，我就回答说，我是奥利欣介绍来的，她的主人知道我要来拜访他。
我还没来得及脱掉风雪帽，前室的门打开了，在明亮的房间里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健壮的黑发男子，此刻头发散乱，上衣敞开，脚上套着一双便鞋。他看到陌生面孔，惊得喊叫一声，刹那间就闪进旁边一扇门里了。[2]
女仆请我进屋，我走进一间好像是餐室的屋子，里面的陈设相当朴素：靠墙放着两口大箱子，上面盖着小毡毯。窗边有只五斗橱，覆以白色的编织物作为装饰。沿另一面墙放着一张长沙发，在它上方有一只挂钟。我愉快地看到，此刻，这只钟上的时间正好是十一点半。
女仆请我坐下，说主人马上就来。确实，过了两三分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来了，把我请到书房里，而他自己却走开了，过后我才知道，他是去吩咐给我们送茶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书房是个有两扇窗户的大房间，那天天气晴朗，房内十分明亮，但是在其他时候，却显得相当沉闷：屋子里昏暗、寂静，由此而使人产生一种压抑感。
在房间深处放着一张长软椅，外面罩着很旧的深棕色套子，长椅前面是一张蒙着呢制红桌布的圆桌。桌子上有一盏灯和两三本画册；周围是几只软椅和圈椅。沙发上方挂着一张放在胡桃木镜框里的女人肖像，这位太太非常瘦弱，身穿黑衣服，头戴同样颜色的便帽。“这大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我想，当时并不了解他的家庭情况。
在两扇窗之间，安着一面镶着黑框的大镜子。由于两窗之间的墙壁比镜子宽得多，为了方便起见，就把镜子安得靠近右窗，这样就显得很不美观。窗台上摆着两只形状很漂亮的中国大花瓶作为饰物。沿墙放有一张很大的绿色羊皮面子的长沙发，沙发旁边是一张小桌，桌子上放一只盛凉水的玻璃瓶。对面，横贯房间，放着一张写字台，后来我经常坐在这张台子旁边，记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口授的文字。书房里的陈设很一般，就像我在那些并不富裕的家庭里见到的模样。
我坐在那儿，留心听着。我觉得自己马上就会听到孩子们的叫声或者玩具小鼓的噪音；要不，房门会突然打开，那位我刚才看到过照片的瘦弱的太太走进书房来。
可是进来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首先表示歉意，因为让我等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您学速记已经很久了吗？”
“总共半年。”
“您的教师有许多学生吗？”
“起初报名的有一百五十多人，现在只剩下约莫二十五个人了。”
“为什么这样少？”
“许多人本来以为速记容易学，后来发现几天之内得不到什么成效，就丢掉不学了。”
“在我们这儿，对待每件新事物都是这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开头的时候热情高涨，过不久就冷淡下来，直到丢掉了事。大家感到需要花力气，而现在有谁愿意花力气呢？”
乍一看，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相当老了。可是他一开口讲话，就立刻显得年轻了些，我猜测他不过三十五岁至三十七岁。他中等个子，身子挺直。浅栗色，甚至带点棕红色的头发上涂了许多发蜡，梳得很平服。使我惊异的是他的眼睛。两只眼睛不同，一只眼睛深褐色，另一只眼睛的瞳孔扩大，几乎占据整个眼珠，连虹膜也给遮得看不见了。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癫痫病发作，在他跌倒的时候，撞在一个尖头物体上，右眼受了重伤。他在容格教授那儿求医，教授嘱咐，将阿托品药水滴入眼内，由此，他的瞳孔就大大地扩张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两只眼睛的相异赋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以某种神秘的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毫无血色，带着病容，我觉得挺熟悉，这大概是由于我早先看到过他的肖像的缘故。他穿着一件很旧的蓝色呢上衣，但衬衫（包括领子和翻袖口）则是雪白的。
过了五分钟，女仆走进来，端上两杯浓得发黑的茶。在托盘上放着两只小白面包。我拿起杯子。我不想喝茶，加上屋子里挺热，但是为了不显得过分拘谨，我就喝了起来。我坐在靠墙一张小桌子边，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时而在写字台旁坐下，时而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吸着香烟，过一会儿又把烟灭掉，重新点燃一支。他也请我吸，我谢绝了。
“也许，您是为了客气才拒绝的吧？”他说。
我连忙对他肯定地说，我不仅自己不吸烟，而且不喜欢看到妇女们吸烟。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断断续续，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转换话题。他神色疲惫，带着病态。我们还没有谈上几句话，他就告诉我，他有癫痫病，日前刚发作过，他这种坦率的态度使我大为吃惊。关于面临的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不大明确：“工作怎么干，我们瞧着办吧，让我们试试再说，好不好？”
我开始感到，我们的合作未必能搞得成。我甚至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犹豫不决，吃不准这种工作方式对他是否可行和合适，也许，他不准备干了。为了促使他作出决定，我说：“好吧，我们来试试，不过，倘若我的协助反而给您的工作带来不便，那就务必对我直说。请相信，如果工作干不成，我是不会抱怨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我把他根据《俄国导报》读出来的文字速记下来，然后再将速记符号转写为普通文字。他开头念得太快，我就要求他停下来，请求他不要念得比平常的讲话速度快。
接着，我开始把速记记录转写为文字，我写得相当快，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老是催促我，生怕我写得太慢。
“我可以把速记记录拿回家去转写成文字，不用在这里写啊，”我安慰他说，“我干这项工作无论花多少时间，对您来说不都一样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检查我转写的文字时，发现漏掉了一个句号，还有一个硬音符标得不清楚，就向我尖锐地提出这一点。他显然很生气，思想不能集中。他时而问我叫什么名字，听到回答以后立即又忘掉；时而长久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仿佛忘记我在场似的。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生怕打断他的沉思。
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此刻无论如何念不下去了，问我当天晚上八时左右能否再去。到那时，他准备口述长篇小说。虽然我去第二次不太方便，但是我不愿意耽误工作，就同意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我告别的时候说：
“奥利欣给我介绍的速记员是一位姑娘，而不是男子，我很高兴，您可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男子可能酗酒，而您，我相信不会喝酒吧？”
我感到十分滑稽，但是我忍住了笑。
“我是肯定不会喝酒的，这您可以放心，”我一本正经地回答。
三
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出来的时候，心情十分悒郁。我不喜欢他，他给我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我想，我未必能与他在工作中协调一致，从而我那追求独立的理想就会化为泡影……昨天我的慈母为我即将从事新的工作而欣喜万分，这就更使我感到难过。
我是两点左右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如果乘车回家，路太远了：我住在斯莫尔尼宫附近，在科斯特罗姆街，我母亲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斯尼特金娜的房子里。我决定前往住在方纳尔胡同的亲戚家，在他们那儿吃午饭，到晚上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去。
我的亲戚们对我的新交很感兴趣，十分详细地打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时间在谈话中很快地流逝，将近八点钟，我就到了阿朗金的房子跟前。我问了为我开门的女仆，他的主人叫什么名字。根据他在作品下面的署名，我知道他的名字是费奥多尔，但是不知道他的父名，费多西娅（女仆的名字）又要我在餐室里等待，然后跑去通报。她回来的时候，请我到书房里去。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过好，就在我不久以前坐过的那个靠近小桌的位子上坐下来。但是这不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意，他要我坐到写字台旁边，说我坐在那儿写字比较方便。老实说，他要我占用这张台子，使我感到特别荣幸，因为就在不久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儿伏案创作，写出了像《罪与罚》那样天才横溢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