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群魔》这个书名使得一些前来购书的人在发书的姑娘面前用各种不同的名字称呼它：有的人称它《妖魔》；有的人说，“我是来买《鬼怪》的”；还有人说，“给我拿十本《恶魔》”。年老的保姆经常听到长篇小说的这些名称，甚至向我抱怨，硬说自从那时候起，我们家就闹鬼，弄得她照看的孩子（我的儿子）白天变得不安静，晚上也睡不好觉。
在当《公民周报》编辑的初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这个新职务以及他在编辑部碰到的许许多多各种类型的人物颇感兴趣。我起先也乐于让丈夫变动工作，认为编辑周刊不会有特别的困难，可以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几乎花了三年写作长篇小说《群魔》之后得到休息，即使稍事休息也好。但是慢慢地，我和丈夫开始明白，他做错了，他不该决定担任这样一个不合乎他的性格的工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他的编辑工作非常负责，不仅亲自审读周刊的全部来稿，而且那种写得差劲、例如出版者本人所写的一些文章1873年7月29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9]，他还动笔修改，在这方面他花了大量时间。我这儿保存着两首诗的原稿，它们写得粗糙，但是其中可以看出天才的闪光，这两首诗经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修改后，就变得十分优美了。
然而，除了修改别人的文章外，和作者通信也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苦恼。他们之中很多人坚持保留自己的每个句子，如果对有些句子有所删节或改动，他们就会给他写语气尖刻、有时粗鲁无礼的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不甘示弱，以同样尖刻的信回敬那些表示不满的撰稿者，但是到第二天，他却后悔了。他通常把寄信的事托付给我，而我知道，我丈夫的怒气肯定第二天就会平息，他会后悔自己火气大；因此，我并不立即把丈夫交给我的信寄掉，而当第二天他表示后悔不该写如此尖刻的复信时，总是“意外地”发现信没有寄出；在那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回信就写得比较心平气和了。在我保存的文献中，有着十多封这一类“言词激烈”的信，它们可能使我丈夫和一些人闹翻，虽然他根本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但在盛怒之下，他控制不住自己，以致不顾对方的自尊心而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了这些信件“意外地”没有发出而始终感激我。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无数次地亲自与一些人进行个别谈话。编辑部有一位秘书——维克托·费奥菲洛维奇·普齐科维奇维克托·费奥菲洛维奇·普齐科维奇（1843—1909），作家和政论家，1874至1879年任《公民周报》编辑，1879至1881年在柏林出版和编辑《俄国公民》杂志。，但是大多数作者喜欢和编辑谈话，这样，有时候就少不了产生激烈的争执。说话和行动一向真诚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往往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这使他在报刊界招来多少敌人啊！
在编辑期刊期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除了物质上感到不痛快以外，还经受了许多精神上的苦恼，因为许多不赞成《公民周报》的倾向或者不喜欢梅谢尔斯基公爵的人物，把自己的敌意，有时候甚至仇恨转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正因为他是《公民周报》这样保守的刊物的编辑，他在文学界树立了大批敌人。[10]尽管这多么令人纳闷，但是直到后来，不论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逝世之前或以后，许多人不能原谅他曾是《公民周报》的编辑，这种不友好的余波至今还在报刊上出现。
在担任新工作的初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过一次失误，那就是，他在《公民周报》上（梅谢尔斯基公爵所写《在圣彼得堡的吉尔吉斯代表》一文中）刊登了沙皇对代表们的面谕。[11]
按照当时书刊检查机关的规定，要发表王室成员的话，特别是沙皇的谕示必须事前获得宫廷大臣的准许。我丈夫不知道这项法律条文。他受到法庭的审讯，当时没有陪审员参加。这次审讯于1873年7月11日在圣彼得堡的区法院法庭的成员是E.М。博尔赫、B.H.克列斯季亚诺夫、К.A.比利巴索夫、检察官Г。塞格尔。——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举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自出庭申述，他当然承认自己有罪，结果被判处罚款二十五卢布，并拘留两昼夜。[12]我丈夫不知道他何时去蹲拘留所，心中十分焦急，主要是担心这会妨碍他到旧鲁萨去探望我们。为了这件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去找当时的圣彼得堡区法院院长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科尼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科尼（1844—1927），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政论家和文学家。，后者尽一切可能给予方便，把拘留我丈夫的处罚安排在对他最合适的时间执行。此后，阿·费·科尼与我丈夫之间就开始建立十分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我丈夫逝世。[13]
为了要住得离《公民周报》编辑部近些，我们只得更换住处，搬到利戈夫卡，古谢夫胡同的拐角处，在斯利夫昌斯基的房子里。我们找的这套住房很不理想：房间小而且位置不合适；但是我们是在冬季搬家的，因此只得容忍许多不舒服的条件，其中之一是，我们的房东性格很不安静。他是个非常特别、有着各种怪僻的老头儿，搞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感到十分不快。我的丈夫在8月19日给我的信中曾提到过这一点。[14]
1873年春，我遵照医生的劝告，和孩子们一起去旧鲁萨，以便巩固去年盐水浴给予他们的良好疗效。我们这一次不是住在鲁缅采夫家里，因为他们家的房子已经出租，而是住到老资格的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格里布上校的房子里，还在阿拉克切耶夫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保罗一世时代权势极大的专横残暴的宠臣和亚历山大一世时代1808至1810年的陆军大臣。时代，他就在各军屯任职。
和家人两地分居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苦恼，他想念我们，一个夏天到旧鲁萨来了四五次。由于梅谢尔斯基公爵出门去了，他不得不亲自处理全部经济上的事务，为此，炎热的几个月只好在京城度过，忍受着彼得堡盛夏带来的种种麻烦。
上述一切情况影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神经和整个身心的健康，使他抑郁寡欢，以致到了1873年秋，他就觉得编辑工作是个累赘，想望着重新坐下来从事自己喜爱的、纯粹艺术性的工作。
1873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成了宗教教育爱好者协会和圣彼得堡斯拉夫人慈善协会[15]的会员，参加这两个协会的会议和大会。我们结交的范围扩大了，家里经常有我丈夫的朋友和熟人来做客。除了连续几年每逢星期日在我家用午餐的尼·尼·斯特拉霍夫外，还有常来探望我们的阿·尼·迈科夫，这年冬天，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1853—1900），哲学家，诗人，批评家和政治家。也开始到我家来走动了，当时他年纪还很轻，刚刚结束自己的学业。[16]
起初他写信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随后，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邀请，来到我们家。当时他给人十分迷人的印象，随着两人会面和谈话次数的增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越来越喜爱和珍视他的才智和渊博的学识。有一次，我丈夫向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说出了自己对他如此倾心的原因。
“我觉得您跟一个人十分相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他说，“这人姓希德洛夫斯基，在我年轻时曾对我产生过巨大的影响。[17]无论面貌也好，性格也好，您都跟他非常相似，我有时候感到他的灵魂仿佛移到您身上来了。”
“他去世很久了吗？”
“不久，只有三四年。”
“照您的说法，在他去世以前的二十年中间，我是没有灵魂的啰？”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问道，纵声大笑起来。他有时候十分开心，笑得富有感染力。但是有时候，由于心不在焉，他会说出一些可笑的话：例如，索洛维约夫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五十多岁，就认为我，他的妻子，年龄一定跟他相仿。所以有一次，当我们谈到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四十年代的人们》时，索洛维约夫便对我们俩说：“不过，你们四十年代的人可能感到……”如此等等。
听到他的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笑了起来，逗弄我说：“你可听到，安尼娅，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把你也算作四十年代的人啦！”
“他一点儿也没有搞错，”我回答，“我确实属于四十年代，因为我是1846年生的。”
索洛维约夫说错了话，感到十分窘迫：这时候他好像第一次瞧了瞧我，明白了我丈夫和我之间年龄上的差别。讲到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脸，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曾说，这张脸使他想起了他所喜爱的阿尼巴·卡拉齐的一幅画——《青年基督头像》。
1873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游击队员丹尼斯·达维多夫丹尼斯·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1784—1838），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诗人和军事作家。的女儿尤利娅·丹尼索芙娜·扎谢茨卡娅尤利娅·丹尼索芙娜·扎谢茨卡娅（本姓达维多娃；？—1882），作家和翻译家。相识。当时，她刚建立彼得堡的第一个借宿所（在伊兹马伊洛夫团第二连内），她通过《公民周报》编辑部的秘书邀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指定的日子参观她为无家可归的人安排的藏身之所。尤·丹·扎谢茨卡娅属雷德斯托克教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应她的邀请参加了几次由雷德斯托克勋爵[18]与这个教派的其他卓越的传教士所举行的宗教讲座。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珍视尤·丹·扎谢茨卡娅的智慧和非凡的善良，经常访问她，并且跟她通信。[19]她也常来我们家，我认为她是一位善良可亲的女子，我们俩交上了朋友。在我丈夫临终时，她对我的悲痛表现了深切的同情。
1873年，我们常常到卡什皮列夫家去做客：这家的家长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出版《霞光》杂志，他的妻子索菲娅·谢尔盖耶芙娜是儿童杂志《家庭晚会》的编辑和出版者。我们对夫妇俩颇有好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到他们家去做客。1873年，他们家曾举行过有许多文学家参加的有趣的晚会，当时，著名作家阿·费·皮谢姆斯基朗诵了自己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小市民》。从外表来看，皮谢姆斯基并不吸引人：我觉得他身体肥胖，举止笨拙；但是他朗诵得很出色，他以精湛的技巧鲜明地表现了自己小说中的各个人物典型。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早就认识施塔肯施奈德一家，1873年，他恢复了与他们的交往。这一家的中心人物是叶连娜·安德烈耶芙娜，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指彼得堡的建筑师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施塔肯施奈德（1802—1865）。——译者注[20]的女儿。她很聪明，具有文学修养，每星期日邀请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到家里聚会。她始终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非凡友好，我们彼此很亲近。不过，在那些年代，我很少有机会参加聚会，因为孩子们年纪还小，丟下他们让保姆照看容易出事。
我为环境所迫，只得守在家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此一直深感遗憾；1873年冬他就坚持要我利用当时出现的机会，订购意大利歌剧团演出的票子，这个剧团里有着帕蒂、沃尔皮尼、卡利措拉里、斯卡尔基、埃韦拉尔季等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买的是楼座票，正好面对很大的枝形吊灯架；因此，我只能看到舞台右侧的演出情况，有时候仅仅看到演员的脚，我间或询问我的女邻座：“穿发亮的黄色高筒皮靴的是谁？穿玫瑰色半高靿皮鞋的又是谁？”但是不适意的座位并不妨碍我欣赏演员们迷人的歌喉。我特别记得歌剧《迪诺拉》，其中帕蒂“唱得委婉动听，恰似夜莺一般”。——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我不用为孩子们担心，因为在那几个晚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留在家里，只要一听到孩子们的响动和哭声，他就会跑去询问：孩子是否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