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八七三年。《群魔》出版。编辑工作。结交写完长篇小说《群魔》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一个时期颇费踌躇，不知接着干什么好。《群魔》耗去了他那么多精力，以致他不可能立即着手写新的长篇小说；而实现早在国外就产生的想法——以月刊的形式出版《作家日记》——也有困难。[3]出版杂志和养家活口需要很多钱，更不用说还债了。况且这杂志是否能取得成功，对我们来说，还是个谜；因为迄今为止，在俄国文学中还未曾有过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出版物。如果《日记》出版失败，那我们就会陷入绝境。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实在拿不定主意，如果这时候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不要求他担任《公民周报》的编辑，我不知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4]这份周报一年前才创刊，由格·康·格拉多夫斯基任主编。在这份新报刊的编辑部周围团结了一批具有同样思想和信仰的人物，其中有：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阿·尼·迈科夫、捷·伊·菲利波夫、尼·尼·斯特拉霍夫、亚·乌·波列茨基[5]、叶·亚·别洛夫[6]，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他们很有好感，觉得和他们共事十分愉快。同样使我丈夫高兴的是有机会经常把蕴藏在自己心中的那些希望和疑惑告诉读者。关于《作家日记》的设想也在《公民周报》上得以实现，虽然发表的形式与后来的形式不同。
从经济方面来看，情况有了好转：除了《作家日记》以及随后的“政治”论文的稿酬外，《公民周报》还支付编辑的职务酬金三千卢布。我们一年总共可以拿到近五千卢布。每月领到一定数目的钱也有好处：这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用不着丢下他的工作而为生计问题苦思焦虑，这种焦虑对他的健康和情绪起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然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听从那些他所喜爱的人的劝说、同意担任《公民周报》编辑的同时，并不向他们隐瞒，他担任这项职务是临时性的，是暂时离开文艺工作，休整一下，而且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前的现实；如果他的内心重又产生写文艺作品的渴望，那么，他就会放弃这项对他的性格很不合适的活动。
由于第一本由我们出版的长篇小说《群魔》的问世，1873年的年初对我来说特别难忘。这次出版为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共同的（在他逝世以后是我的）出版工作打下了基础，这项工作持续了三十八年之久。
我们曾把改善经济情况的部分希望（也许是主要希望）寄托在卖掉长篇小说《白痴》的单行本，随后是《群魔》的单行本的版权上。住在国外时，卖掉版权一事难以安排。我们回到俄国，有了当面与出版者协商的可能性以后，事情也并不好办一些。我们无论找什么人，他们都把买价压得很低：例如，书商亚·费·巴祖诺夫付给我们一百五十卢布，购买了长篇小说《永久的丈夫》单行本（两千册）的版权，有人只愿意出五百卢布购买长篇小说《群魔》的版权，而且还是分期付款，两年之内付清。
还在青年时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想望由他本人出版自己的作品，他曾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哥哥[7]，我们逗留在国外时，他又跟我谈起过。我对这个主意也很感兴趣，于是我就用心一点点地了解出版和推销书籍的全部条件。我在为丈夫定印名片时，和印刷厂的厂主交谈，问他出版书籍有哪些条件。他向我说明，大部分书籍得付现款才能出版；但是，如果作者在文学界享有盛誉，他的书又十分畅销，那么，每个印刷厂都会愿意提供为期半年的贷款，要是半年之后借款没有偿还，那么，尚未偿还的那部分款子就得收取一定的利息。在贷方这样的条件下，借方可以拿到出版所需的纸张。他还告诉我，我打算出版的那本书大致上的费用，亦即纸张、印刷和装订的费用。据他估计，出版长篇小说《群魔》，如果印数以三千五百册计，那就得花近四千卢布。印刷厂主认为：三卷长篇小说用平滑度高的白纸、华丽的大号铅字印刷，每部定价至少要三卢布五十戈比。这样，三千五百册书可以拿到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卢布，从这笔款子中，必须除去给书商打折扣（约七折）的损失费；但是，只要长篇小说能够畅销，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再除去其他的支出，我们还是可以净得一大笔款子。
在当时，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是由自己出版的，即使有这样大胆的人，他也必然要为自己的大胆而吃苦。当时有几家书店——巴祖诺夫书店、沃尔夫书店、伊萨科夫书店等，它们买得书籍的版权，把书出版以后，向全俄国推销。由学术团体或私人出版的书要求书商保存或代买，那就得给书商百分之五十的好处，他们的借口是保存书籍和刊登广告（其实他们很少登广告）得花去很多钱。结果，由他们保存或代销的书中没有卖掉的部分有时就退还给出版者，而这些书甚至已经破损。
为了出版长篇小说《群魔》，我设法向各书店打听，他们要求打多少折扣，我得到的是不确定的回答：这要视书而定，从六折到对折，甚至更多。有一次，我替丈夫买了一本价值三卢布的书，为了核实起见，我请求把这本书转让给书店，开价两卢布，我的理由是，他们自己是以半价买进的，所以他们实际上为这本书只花了一个半卢布。我的要求使店员十分气恼，他告诉我，他们自己是按八折或七五折买进的。只有少数书打七折，而且还得批发数量大的书。经过这次了解后，我就弄清楚，卖掉多少册书，该给书商打多少折扣。
当我们告诉朋友和熟人们，我们想自己出版长篇小说时，他们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劝我们不要去从事这种我们所不熟悉的业务，由于缺乏经验，我们肯定会惨败，除了旧债以外，又得加上几千卢布的新账。但是我们并不受他们劝阻的影响，决定将我们的主意付诸实施。
我们向瓦尔古宁商行买了印刷的纸张，制造这种纸张的是迄今为止以破布为原料的最好的造纸厂。至于印刷，我们交给扎梅斯洛夫斯基印刷厂承印，那时候，这家厂已归潘捷列耶夫兄弟所有。1872年年底到翌年年初，我们都在为这本书操劳：我读初校和二校的校样，副样则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审读。
1月20号左右，书装订好了，有一部分送到我们家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书的装帧十分满意，而我甚至对它们着了迷。在书出版前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拿了一本给一个最著名的书商（他经常在后者那儿买书）看，希望那位书商买下若干册。书商把书放在手中转动了一阵，说：“好吧，送两百本来代销吧。”
“要多少折扣？”我丈夫问。
“至少对折。”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接茬儿。他沮丧地回到家里，把自己碰壁的情况告诉我。我也感到焦急，书商愿意代售两百本书，这丝毫也没使我感到高兴：我知道，即使他把书卖掉，我们也不会很快从他那儿拿到钱。
我们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日子——1873年1月22日来到了，那一天我们在《呼声报》上登载了《群魔》出版的广告。十时左右，坐落在帕萨日附近的波波夫书店差了个人来。我走到前室，问他有什么事。
“你们的广告登出来了，我需要十本。”
我把书拿了来，有些激动地说：
“十本书的价钱是三十五卢布，给您打八折，您应该付二十八卢布。”
“只打八折？七折行吗？”来人说。
“不行。”
“那么，七五折吧？”
“真的不行，”我说，心里却在发慌，如果走掉，我放弃了第一个买主，那可怎么办呢？
“要是不行，那就拿去。”于是，他就把钱递给我。
我是那么高兴，以致给了他三十戈比的车费。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名学徒，是由供应外省城市的书店派来的，他要买十本书，经过讨价还价，也以打八折成交。格拉祖诺夫书店派来的人提出，如果打七五折的话，他们就买二十五本；由于购书的数量多，我就让步了。随后又来了几个人，他们都想买十本，都还了价，但我至多只肯打八折。十二点钟左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识的那个书商派了个穿戴得挺时髦的伙计来，他提出要一百本书去代售。我受到早晨销售成功的鼓舞，回答说，代售不行，得用现钱买。
“那就奇怪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答应让我们代售，我就是来拿书的。”
我说，书是我丈夫出版的，而书的销售归我管，某某、某某书商就从我手里用现金买了书。
“那么，我能不能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呢？”伙计说，他显然指望我丈夫让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晚上工作，我在下午两点以前不能叫醒他。”
伙计要求我给他两百本书，而“钱我们交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
这时候我还是十分坚决，我告诉他，买多少书，打多少折扣，并且谈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总共拿到五百本书，我打算今天就把它卖掉。伙计迟疑了一会儿，空着手走了，过了一个钟头，他们派另一个比较朴实的伙计来，他用现钱买下五十本书，我给他打了七折。
我渴望把自己的欣喜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分享，但是不得不等他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
顺便提一下，我丈夫有一种古怪脾气：他早上起身的时候，整个人仿佛受到夜间那些折磨他的幻想和梦魇的影响，总是很不乐意开口，而且不喜欢人家在这个时候跟他说话。因此，我养成了习惯，早晨从不打扰他（不管有多么重要的事由），一直要等到他在餐室里喝下两杯滚热的咖啡，走进自己的书房。那时候我就去找他，把所有的新闻，无论是喜讯或不快的事都告诉他。这当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情变得十分愉快，对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要问个清楚，把孩子们叫来，跟他们打趣、嬉戏。这一天也是这样：当他和孩子们谈话的时候，我打发孩子们上儿童室，而自己则在书桌边我通常占用的位子上坐下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见我不开口，就嘲弄地对我望望，问道：“我说，安涅奇卡，我们的生意进行得怎么样啦？”
“进行得好极了，”我用同样的腔调回答他。
“你大概卖掉了一本吧？”
“不是一本，而是一百五十本。”
“真的吗？！那就祝贺你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为我在开玩笑，继续嘲弄地说。
“可我说的是实话，”我有点生气了，“莫非你不相信？”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上面记着售出的本数的纸和一叠钞票，总计三百卢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知道我们家的钱所剩无几；因此，我给他看的这笔款子就使他相信，我不是在开玩笑。下午四点钟左右，又有人打门铃：来了新的买主，也有早晨已经来过、现在又要添购的。显然，这一次出版获得很大的成功，我胜利了，而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当然，拿到钱使我高兴，但我之所以高兴，主要是因为我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出版我亲爱的丈夫的著作；尽管我在文学界的熟人们对我预先提出过警告，但我还是把事情顺利地完成了，这使我感到满意。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样很满意，特别是我告诉他一个店员的话，说“读者很早以前就问到这部长篇小说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向十分珍视读者的支持，因为在他从事文学活动的整个时间里，只有读者的关怀和同情在支持着他，而评论界（除了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布列宁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布列宁（1841—1926），诗人，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1863至1865年是《火星》、《圣彼得堡公报》、《现代人》的撰稿人，1876年起为《新时报》的编辑、评论和小品文的作者。以外）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承认他的才能，他们要么漠视他的作品，要么敌视它们。[8]如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世已经三十余年，当我重读一些对他的作品的批评意见时甚至觉得奇怪，这些意见是多么浮面、浅薄、空泛，而往往包含深深的敌意。
但是，当书商科然奇科夫来到我们家，提出要用为期四个月的期票一下子买三百本书的时候，我的喜悦达到了顶峰。他也同样要求打八折。科然奇科夫的提议具有吸引力，因为这些书他是为外省买的，因而并不妨碍我们在本市的买卖。令人为难的是，他准备付给我们的是期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此事跟我商量。我当时对商业期票毫无所知，因此就要丈夫和买主聊天，我自己则去找住在不远处的印刷厂主。我很幸运，碰到了潘捷列耶夫兄弟中的一个，他劝我不要放掉这笔好生意，断言科然奇科夫的期票可以兑现，而且他同意我们用这期票偿还我们欠印刷厂的债务。我带着这个消息回到家里，于是科然奇科夫（作为一个老练的商人，他身上总是揣着空白票据）便立即签发了三张期票，金额共为七百三十五卢布，接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他写了一张向印刷厂取书的字条。
总之，我们的出版工作一开头就获得辉煌的胜利，三千本书到年底都卖光了。其余的五百本则拖到两三年以后才销掉。结果是，除去给书商的折扣和其他一切费用外，我们净得四千多卢布，这使我们有可能偿还某些急需偿还的债务。
不能说，我们一开头未曾受到过损失：有两三个骗子利用了我在出版工作方面缺乏经验；但是这些损失教会我们小心谨慎，不去接受那些表面上看来有利可图而后来发现让我们吃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