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快要死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由于哭泣而语不成声。“没有她，叫我怎么办呢？对我来说，她就是一切，没有她，我怎么能生活下去啊！”
好心的神甫太太搂着他的肩，对他说：
“别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别悲伤，上帝是仁慈的，他不会让您和孩子们无依无靠的！”
好心的神甫太太的同情和劝说对我的丈夫起了良好的作用，使他那沮丧的情绪重新振作起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怀着感激之情回忆神甫太太的关切，对她抱有深深的敬意。
不难想象我在病中的绝望心情：我明白，我的情况在恶化，我已经好几天不能说一句话，只能把自己的要求写在纸上。看了医生每天两次的体温记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记录藏了起来，但是保姆什么也不懂，她按照我的请求，把记录拿给我看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病情是在向哪方面发展。想到自己快要离开人世，我不胜悲戚，我实在不忍心丢下我亲爱的丈夫和孩子们，在我看来，他们的未来至为黯淡。孩子们失去了母亲，父亲又有病在身，生活没有保障，他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呢？我的母亲年老多病，姐姐已经去世。只能指望我那好心的弟弟，他不会对我的孩子们置之不顾的。我深深地怜惜我那善良的丈夫：谁会爱他，谁会关心他，分担他的忧患呢？我做着手势：一会儿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会儿把孩子们叫到自己跟前，吻他们，为他们祝福，并且把自己的主意写给丈夫看，告诉他，如果我一旦去世，他该怎么办。但是在出现转折之前的最后两天，我却处于一种麻木状态：我仿佛不再怜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孩子们，我好像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使我们大家感到欣喜的是，就在这一夜，我的病情发生了转折：我喉咙里的脓疱破裂了，身体开始复原。过了约莫两个星期，喉咙里又出现了脓疱，但病情较轻。我们在1872年遭到的一系列不幸到此结束。
我一生中经受了许多苦难，其中包括丧失亲人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丈夫和儿子阿廖沙阿廖沙和下文的廖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次子阿列克谢的小名。——译者注的去世；但是像这样在一段时间里接二连三地遭受灾祸的情况却没有重复出现过。
注释：
[1]作家的儿子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毕业于彼得堡的一所中学，接着在杰尔普特大学读完了两个系——法律系和博物系的课程。他从事育马的工作，曾在彼得堡拥有一个相当大的赛马场。他是俄国育马业方面最有名的专家之一，他的名字可以在俄国育马的专业手册和出版物中见到。
[2]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莫斯科向《俄国导报》领取稿酬不是在“8月底”，而是在7月底至8月初。从他1871年8月9日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从莫斯科回到彼得堡好几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368；也可参阅《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通信集》，页45）
[3]1917年春，Л。Π。格罗斯曼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稿时，找到了一个笔记本，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其中开列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最后一个时期全部藏书的清单。这张清单可供编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最后几年所拥有的图书目录之用。（参阅Л。Π。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书（根据未曾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图书目录资料和附录）》，敖德萨，1919年）1958年，Γ。М。弗里德连捷尔在苏联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次查到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所记的第二个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目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是Л。Π。格罗斯曼未曾发现的。（参阅Л。Π。杰夏特金娜、Γ。М。弗里德连捷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书》，《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和研究集》，第4卷，页253—271）
[4]有关《罪与罚》的笔记本已经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献。〈罪与罚〉。未发表的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193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Л。Д。奥普里斯卡娅、Γ。Φ。科甘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年，页427—597；《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卷集》，第7卷，页5—212。在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档案中，没有发现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经办《当代》和《时代》两杂志的业务记事本；但是1920年底，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叶·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交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一本类似的册子，它至今还保存在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里。
[5]此人比较确切的姓是京特尔拉赫。（参阅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页145；《文学遗产》，第83卷，页181、185、194、216、218；《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通信集》，页46）
[6]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信件中曾经提到过屡次威胁他的“塔拉索夫的房子”——债户拘留所。例如，在1867年8月16日（公历8月28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它，比方说（我谈这个不是为了渲染，也不是为了说俏皮话），债户拘留所，从一个方面来说，甚至对我有益：现实生活，资料，第二个死屋，总之，这些资料至少值四千或五千卢布；但是，我刚结婚，除此以外，我是否能在塔拉索夫的房子里经得住酷暑的煎熬呢？——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我在塔拉索夫的房子里一再发病，不能写作，那我怎样偿清这笔债呢？”（《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5—26）
[7]见第二章“注释”7。
[8]见第二章“注释”7。
[9]见第二章“注释”33。
[10]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本来是个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起先在雷瓦尔，随后在彼得堡供职，但六十年代初因病离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一直特别怜爱和同情，经常帮助他，后者整个一生几乎都过着赤贫的生活。关于尼·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请参阅沃洛茨科伊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纪事（1506—1933）》一书，页348—355。
[11]瓦·瓦·格里戈里耶夫的斯拉夫派的信念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东方和俄国在东方的使命（俄国同时是欧洲和亚洲的强国）的关心促使他们接近起来。Α。С。多利宁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认为瓦·瓦·格里戈里耶夫的一些文章（特别是论文集《俄国和亚洲》，圣彼得堡，1875年）对《作家日记》中涉及“东方问题”的政治小品文产生过影响。Α。С。多利宁还提到1876年《作家日记》中联系到东方问题对作为学者的季·尼·格拉诺夫斯基季莫费·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俄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莫斯科西欧主义者的首领。——译者注的描述（论文《空想家—犬儒主义者》和《做空想家是否可耻？》）与瓦·瓦·格里戈里耶夫那篇轰动一时的早期论文《季·尼·格拉诺夫斯基在莫斯科担任教授之前》（《俄国谈话》，1856年）有相似之处，从而指出，“格里戈里耶夫所描写的格拉诺夫斯基的形象与《群魔》中的韦尔霍文斯基有着那么多的共同特点，使人不由得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出国之前就读过这篇文章，而且还可能认识它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Α。С。多利宁编，1934年，第3卷，页298）
[12]关于弗·彼·梅谢尔斯基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公民周报》撰稿的情况，请参阅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的下文（第六章）和第六章“注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