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醒来以后，我们转乘另一艘驶往旧鲁萨的轮船。船上乘客很少，因此，我们坐得挺舒服。而且，一路上景色绝佳：伊尔门湖平静如镜，由于万里无云，湖水呈淡蓝色，我们感到仿佛置身在瑞士的湖泊上。旅程的最后两小时，轮船在波利斯季河上航行；这条河迂回曲折，旧鲁萨连同它那些从远处浮现出来的教堂好像一会儿靠近我们，一会儿又离远了。
最后，下午三点，轮船靠了码头。我们拿着随身带的东西，坐上大型敞篷马车，出发去寻找由亲戚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出面替我们租下的鲁缅采夫约翰（伊万·伊万诺维奇）·鲁缅采夫（1835—1904），神甫，旧鲁萨教堂的堂长。神甫的别墅。但是，用不着花长时间去找：当我们的马车从佩列雷季察河的堤岸刚向皮亚特尼茨基街拐弯的时候，车夫就对我们说：“瞧，神甫站在大门旁，大概在等你们呢。”果真，神甫一家知道我们5月15日左右到达这里，他们在等待我们，此刻正在大门口，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他们大家都高兴地欢迎我们，使我们一下子就感到，我们来到了一户好人家。神甫和坐在第一辆马车上的我的丈夫寒暄以后，就走到第二辆马车跟前，我抱着费佳费佳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子费奥多尔的小名。——译者注坐在这辆车上。我那男孩子挺怕生，不要别人抱他，但却朝神甫探过身去，从他头上揪下阔边帽，把它扔在地上。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从那会儿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就跟约翰·鲁缅采夫及其可敬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彼得罗芙娜开始建立友谊，这友谊持续了几十年，直到这两位可敬的人逝世。[19]
虽然旅途劳累，然而我们却在良好和愉快的心情中度过了来到旧鲁萨的第一天。
可是，我的上帝！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竟出了这样的事：约莫十一点钟，吃过早饭，我想让孩子们到花园里去，看到女儿手上的绷带已经很脏，觉得不像样，就决定把外科医生绑在她那只受伤的手上的纸夹板拆开，解下绷带，这是早先经过他同意的。不料我看到，在几天内，手上肿的地方固然消退了许多，但是我和丈夫在彼得堡时曾指给外科医生看过的她手掌上方的凸出处却更加明显了。这凸出处看来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是软的，而是变硬了。手臂的外侧则可以明显地看到约莫有一指深的凹处，毫无疑问，手变歪了。这使我大吃一惊，立刻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叫来。他也吓坏了，认为我们在长途旅行时，女孩子手上的伤可能已经恶化。我们请来了约翰神甫，要他给我们介绍一位医生。那位医生住得很近，过了一会儿就来了。他仔细检查了那只受伤的手之后宣布，我女儿的手不是脱臼，而是骨折，由于接合不好，又没有上石膏，所以骨头长歪了。我们问他这只手以后会怎么样，他回答，歪的程度会越来越厉害，手会变得畸形；可能左手长得正常，而右手会短一截，总之，女孩子受伤的那只手不好使了。
我和丈夫听到我们平日那么宠爱的女儿将会残废，心里有多么难受！起初我们还不相信，问城里有没有外科医生。医生回答，有个军医，是跟一些被打发到旧鲁萨进行浴疗的士兵一起来的，但是他不认识这位军医，不了解他的医术如何。我们决定去请军医，同时要求上述那位医生等一会儿走。好心的神甫出发去请医生，过了半小时，他把喝得醉醺醺的军医带了来，后者是在某个旅馆的台球桌边被找到的。惯于跟士兵们打交道的军医不曾想到对小病人应该细心一点，他在检查手的时候，使劲地按刚刚接合的骨头，弄得小女孩拼命喊叫起来，放声大哭。
不幸的是，军医证实了自己同事的看法[20]，那就是说，不是脱臼而是骨折，由于从骨折到现在已经过了近三个星期，骨头已经接合而且长歪了。我们询问两位医生，现在该怎么办，他们都主张，一定要把接合的骨头重新折断，然后再接好，上石膏加以固定，这样，骨头就会长正。他们告诉我们，趁现在骨头还没有完全接合的时候马上动手术，尽可能快一点。我们问，做手术时，病人是否会感到十分疼痛，医生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位军医甚至还说，我们的女孩脸色那么苍白，样子那么脆弱，是否能经得住这样痛苦的手术，他没有把握。
“动手术时是否可用氯仿麻醉药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医生回答他，幼儿用这种麻醉药有危险，他们可能就此不醒了。
当时我和丈夫如何为这意外的发现所惊倒，处在何等不幸的状态中，我如今回忆起来还感到揪心的痛苦。我们拿不定主意，请求医生给我们一天考虑的时间。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眼看女孩子将成为残废而不设法把她的手接正，那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怎么能委托一个甚至可能没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去做这样的手术（曾几何时我们为自己的轻信受到了多么残酷的惩罚！），何况他又喜欢喝酒？再说，外科医生对手术是否能够成功缺乏信心（“我不能保证骨头一定能接正，也许还得做第二次手术，”——这是他的原话），他甚至对我们那可爱的小东西是否经得住如此痛苦的手术，也缺乏信心——所有这一切使我们陷于束手无策的困境。天哪，在这不幸的一天里，我和丈夫反复考虑，拿不定主意，内心经受了什么样的煎熬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痛苦和焦急得好像发了疯，在花园的凉台上急匆匆地来回走着，一边揪着自己的鬓角，这一直是他在极度激动时的特征；而我则时时刻刻担心他会发病，望着他和害病的女儿，我忍不住哭泣。我们那可怜的小东西不肯离开我一步，也在哭泣。总之，那情景够惨的了！
从那时候起和我们建立友谊的约翰·鲁缅采夫神甫搭救了我们。他看到我们陷于绝望，对我们说：“你们别听我们这儿医生的话：他们什么也不懂，一点本领也没有。他们只会折磨你们的女儿。还是带她到彼得堡去，如果需要做手术的话，就到那儿去做。”
约翰神甫说得那么令人信服，列举了那么多理由，使我们终于决定去彼得堡。但是也存在反对去彼得堡的充分理由。真难以设想：一心指望全家单独过一个宁静的夏天，养好身体以待严冬，找到了好的别墅，好容易走完令人疲惫不堪的旅程；可是突然间全家又都得回到闷热的彼得堡，那儿我们连住所也没有（我们在动身以前把房子退掉了）。已经花掉一百五十卢布别墅的租金，现在又得到首都郊区去另觅别墅，而这是在我们手头不宽裕、必须省吃俭用的时候。除此以外，我们也舍不得放弃我们喜爱的别墅，离开那些对我们十分友好的人。
神甫提出了另一种办法，那就是：我们带着柳芭去彼得堡，等她动完手术再回到旧鲁萨，而费佳和他的保姆以及厨娘仍旧留在别墅里。神甫和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彼得罗芙娜答应在我们离开这里的整个时间里由他们来照应孩子和两个保姆。他们俩，神甫和神甫太太是那么真挚地同情我们的苦难，那么诚恳地乐意照顾费佳，使我们可以定下心来，相信他们会把我们的小男孩保护好。
但是有一个情况还是使我们十分担心：我那儿子才十个月，我还在给他喂奶。我和他都非常健康，我打算等他长出犬齿以后给他断奶；而现在却不得不突然把这个还不曾吃过其他食物的男孩扔下。我们感到，一下子改变生活习惯会对他起不良作用，他会生病，而且突然中止喂奶也可能对我的健康不利。这搞得我们俩惶惶不安，但是恐惧感和对我们小女孩的怜悯终于战胜了一切，于是我们便决定第二天就启程前往彼得堡。
我们临走的时候是多么难受！我整个早晨寸步不离我那亲爱的儿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频繁地来到儿童室，似乎对自己的儿子怎么看也看不够。最后，动身的时间到了，我给男孩子最后一次喂了奶，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我好像觉得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接着，大家坐下来在神像前祷告，我们给欢乐地笑着的儿子祝了福，然后惴惴不安地乘车前往轮船码头。
我应该怀着衷心的感激之情回忆鲁缅采夫一家。由于他们的关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后来他们告诉我，我儿子觉得饿了，一直寻找我，指着门说，“上那儿。”老保姆抱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孩子到哪儿都找不到我，就放声大哭，把喂给他吃的东西推开，通夜没睡着。后来他习惯喝牛奶了，身体十分健康。但是最使我感到难受的是，我日夜思念着费佳，可当我过了三个星期回到旧鲁萨时，他却认不得我，认不得妈妈，也不要我抱，把我完全给忘了。
我们在去彼得堡的路途中忧心忡忡，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伊尔门湖和沃尔霍河的景色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点上：怎样保护好我们的女孩子。为了不让她在夜里把受伤的小手放在身子下面而又不惊动她，我和丈夫轮流值班，每隔两小时换班，焦急地等待这漫长的路程结束。
我上面已经说过，我们没有住房，因此，我们决定暂时在我弟弟伊·格·斯尼特金那个目前空着的、在城里的住所落脚，他跟妻子和母亲住在郊区的别墅里。那是一个又热又闷的日子。女仆打开门，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老太太（我的母亲）病了。”
“天哪，她怎么啦？她在哪儿？在别墅里了？”
“不，在这儿，在家里。”
我跑进房间，看到妈妈坐在沙发上，脸色苍白，人也消瘦了，脚上缠着绷带。我便追问起来，得知这件不幸的事发生在我们的家具运往科罗廖夫仓库的那一天。妈妈没有提防，搬运夫大概喝醉了酒，失手将一只装东西的大箱子掉到了她的脚上。左脚的大脚趾被砸碎了。请来了医生，他说脚趾已经开始发炎，严禁走动，估计至少要过一个月才能复原。我们的突然归来，而且由于如此可悲的原因而来，使我的母亲极其难受，她平时非常钟爱自己唯一的外孙女。我母亲哭了起来，心里惶惶不安，开始发高烧。晚上前来看病的医生说，炎症恶化，可能要截去脚趾。可以想象，我得知这个新的灾难以后，真是忧心如焚。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回来就立即去找伊万·马丁诺维奇·巴尔奇，马克西米利安医院的主任医生。他是当时京城里最好的外科医生之一。他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老熟人，但是我丈夫回国以后并没有去看过他。我们那女孩子的手受伤以后，我们本来想找巴尔奇来诊治，但我丈夫知道巴尔奇到我们这儿来看病不会收费，这使我们感到不好意思；而且我们又没有钱买什么礼物酬谢他。另外，给我女儿的手治疗的那个外科医生似乎是内行，而他又把她的伤说成是无关紧要的脱臼，这样，去请教像巴尔奇那样的名家就不大恰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痛苦地责备自己，为了“我们的疏忽大意”（他是这样写的）而一直不能原谅自己和我。
伊·马·巴尔奇十分友好地接待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而且责怪我丈夫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找他，他答应晚上到我们这儿来。他在约定的时间来了，先用表和表坠逗引孩子，然后轻轻地解开她手上的绷带，为了避免不必要地弄痛她，甚至没有触摸这只手，就直截了当地说，旧鲁萨的医生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骨头接得不正。他谈了自己的看法，说女孩子的右手未必会比左手短，但他预先告诉我们，手的一面凹进去，另一面稍稍凸出，这种现象仍然会十分明显。为了补救起见，必须把骨头重新折断，绑上石膏绷带，让它接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知道进行这样的手术会使病人异常痛苦，他担心女孩子会受不了。
“她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的，因为动手术时会用氯仿麻醉的，”巴尔奇回答。
“旧鲁萨的医生告诉我们，”我丈夫说，“年幼的孩子们不能用氯仿麻药，因为这是危险的。”
“旧鲁萨的医生嘛，随他们的便，”外科医生微笑着说，“可是我们连对吃奶的孩子也用氯仿麻药，却没出什么问题。”
巴尔奇仔细询问了情况，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我那害热病的神情没有躲过他的富有经验的目光。
“可您自己身体好吗？”他对我说，“为什么您的脸红得厉害，您得了热病吧！”
这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昨晚通宵发热病，今日整天头痛、头晕得厉害，并且说明了原因。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吓坏了，开始责备我把自己身体不舒服的事瞒着他。
“您瞧，太太，”巴尔奇说，“我们会把您女儿的病治好，但是在您自己没有恢复健康以前，我是不会给她动手术的。您大概得了乳痈，这可不能大意。我给您开张方子，您立即差人到药房去配，而且您要尽量睡得好。”
巴尔奇得知我们住在别人的房子里，而且又有病人，他就建议我们到马克西米利安医院住三个星期，独用一个房间。他预计骨头至少要三个星期才能接合，如果我们不能在这段治疗必需的时间里待在彼得堡，那他就不准备动手术。显然，他，作为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担心以后病人到了旧鲁萨，那儿的医生会因观察病情而取下绷带，这样就可能使手术遭到失败，他不愿意为这种失败承担责任。
我和丈夫马上决定第二天就迁往医院，巴尔奇答应，如果可能的话，明天就动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