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享受这种完满的幸福并没有多久。5月初，天气极好，我们听从医生的一再劝告，每天把我们亲爱的小宝贝带到英国公园，让她在童车里躺上两三个小时。在一个倒霉的日子，就在这样闲游的时候，天气突变，刮起了寒冷的北风，显然，女孩子着了凉，因为就在当天晚上，她开始发烧，并且咳嗽。我们立即去请最好的儿科医生，他每天都来出诊，肯定地说，我们孩子的身体将会复原。甚至在她临死前三小时，他还说，病孩的情况好得多了。尽管医生说得这么肯定，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什么工作都没法儿干，几乎整天不离开她的摇篮。我们俩心惊胆战，而我们那不祥的预感终于应验了：5月12日白天，我们亲爱的索尼娅离开了人世。我无法表达看到可爱的女儿死亡时我们那种绝望的心情。女儿的夭折使我震惊和哀伤，但是我还得为我不幸的丈夫深深地担心：他悲痛欲绝，站在自己爱女冰凉的尸体面前，像女人那样号啕大哭，呜咽啜泣，热烈地吻着她那苍白的小脸和小手。我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他这种痛不欲生的模样。我们俩都感到难以经受住如此的悲哀。我们两天里片刻也不分离，一起奔波于各个机关之间，为的是要获得当局的许可，让我们埋葬自己的婴儿，一起订购她安葬时所需要的全部物品，一起替她穿上白色缎子的小连衣裙，一起把她安放在白色的、包着缎子的小棺材里，同时哭泣着，尽情地哭泣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样儿实在可怕。在索尼娅害病的一周里，他消瘦多了。第三天，我们把我们的小宝贝送到俄国教堂里，为她举行了安魂弥撒，然后从那儿送往“素园”内的墓地，葬在专门埋葬婴儿的那块地里。几天以后，在她的坟墓周围种上了柏树，柏树中间立了一个白色的大理石十字架。我和丈夫每天都带着花到她的墓地去哭泣。我们是那么真切、深沉地喜爱我们宝贵的女儿，在她身上寄托了多少希望和憧憬，而今她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的哀痛实在难以忍受。
五
日内瓦的件件事物都使我们想起索尼娅，我们再也待不下去，就决定立即实现我们很久以来的心愿，迁往也在日内瓦湖边的沃韦。我们感到很遗憾，由于手头拮据，不能一下子离开瑞士，而我丈夫现在几乎痛恨瑞士：他把索尼娅的死归咎于日内瓦变化无常的恶劣天气、医生的过于自信和保姆的笨拙，等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来就不大喜欢瑞士人，再加上我们遇到大难时他们之中许多人表现出冷酷无情的态度，他就对他们更加反感了。举一个他们残酷无情的例子：我们的邻居虽然知道我们丧女，但还是打发人来请求我不要大声哭泣，说这影响他们的神经。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凄惨的日子，那天，我们把行李送上轮船以后，最后一次去探望我们爱女的坟墓，在她的墓前放上告别的花圈。我们在墓碑的台基上坐了整整一小时，哭泣着，回忆着索尼娅，然后，两个孤苦伶仃的人才走掉，频频回过头去看她那最后的藏身之处。
我们乘坐的轮船是一艘货轮，我们待在船尾，那儿乘客很少。这一天天气暖和，但是阴沉，跟我们的心情一样。到索尼娅的墓地去和她告别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心潮起伏，情绪十分激动，此时，生平第一次（他很少发牢骚），我听到他痛苦地抱怨命运一直折磨着他。他回忆往事，向我叙述在他心爱的母亲去世之后他的凄楚、孤独的青少年时期，回忆文学界的同事们对他的嘲笑，他们起初承认他的天才，随后又残酷地欺凌他。他忆起服苦役的地方，忆起他服苦役的四年间所经历的无数苦难。他还谈到他曾想望他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结合能给他带来他梦寐以求的家庭幸福，可叹的是这一希望未能实现：她没有给他生养孩子，而她那“古怪、多疑、充满病态的幻想的性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曾在他1865年3月31日给亚·叶·弗兰格尔的信中用这些言词形容他的第一个妻子的性格。——《传记和书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和研究集》，页27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45]却使他们的共同生活十分不幸。如今，天赐予他“人间唯一的巨大幸福——有了亲生的孩子”《传记和书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和研究集》，页28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46]，他有了认识并且体验这种幸福的价值的可能性；然而凶恶的命运不肯放过他，把他如此珍爱的女儿从他手中夺走了！他从来也没有，以前没有，此后也没有，把他自己生活中从亲人们那儿经受的痛苦和委屈叙述得如此详尽过，有些细节令人动情。
我试图安慰他，恳求他顺从上天对我们的考验；但是，他显然满腔悲愤，需要别人缓解他的痛苦，即使抱怨那折磨他一生的命运也好。我真挚地同情我的不幸的丈夫，为他的命途多舛而和他一起哭泣。我们共同的深重苦难和彼此倾心的交谈（在交谈中，他向我敞开了他全部痛苦的心灵）好像使我们结合得更紧密了。
1868年，我们在维也纳度过了一个忧伤的夏天，在我们十四年的共同生活中，我不记得有哪一年的夏天是如此令人愁闷的。对我们来说，生活似乎停顿了；我们的全部思想、全部谈话都集中在对索尼娅和那一段幸福生活的回忆上，当时，她的存在照亮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碰到每一个孩子，都会想起我们丧女之痛；因此，为了不使自己触景生情，我们就到山间去散步，在那儿可能避免碰到那些引起我们情绪波动的孩子们。失去女儿使我十分哀伤，我为她洒尽了泪水。但是在内心深处，我却暗暗地抱着希望，期待慈悲的上帝为了我们的痛苦而怜悯我们，重新赐给我们一个孩子，我为此而热烈地祈祷。我的母亲也以重新得到孩子的希望来安慰我，她同样怀念自己的外孙女。由于祈祷和期望，我的痛苦慢慢地减轻了。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不然，他的情绪使我真正感到心慌。他在6月22日给迈科夫写了封信，我在信上补充了几句向迈科夫的妻子问候的话语，此时，我读到信中如下的字句：“……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忆越来越刺痛我的心，夭折的索尼娅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我面前。有些时刻实在难以忍受。她已经认识我了，当我在她去世的那一天离家去读报之际，我不知道再过两小时她就要死了，她的眼睛始终凝视着我，伴送着我，这情景直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里，而且越来越清晰了。这一切我再也忘不了，我的痛苦决不会消除！即使我又有了个孩子，我不知道我怎样爱他，哪能爱呢？我需要索尼娅，我不明白她怎么会离开人间，我再也见不到她了。]”[47]
我母亲安慰他，他也用同样的话来回答。他那忧郁的情绪使我十分担心，我忧心忡忡地想：如果上帝又赐给我们一个孩子，他是否会真的不喜欢他，不像索尼娅出世时那样感到幸福。在我们面前仿佛拉上了黑幕，我们的家庭里充满了忧伤和苦恼。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继续进行创作，但是创作并不能给他安慰。这期间，我们又碰到了一件令人烦恼的事：亲友们寄给我们的信开始遗失，这样，我们和亲友们的联系就变得困难了，而这种联系是我们的唯一安慰。特别遗憾的是，阿·尼·迈科夫的来信丢失了，他的信总是充满了令人最感兴趣的内容。后来出现的情况更加使我们对信件的丢失产生疑惑：我们接到一封匿名信《传记和书信》，页192。——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48]，信中告诉我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受到怀疑，当局下令拆他的信，并在他回国时，在边境上对他加以最严密的搜查。[49]恰巧在这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拿到了一本禁书：《（沙皇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统治时期）沙皇宫廷秘闻》。[50]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是书中的两个人物，而且书中还写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事，其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垂危，他的妻子进了修道院。这些故事引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绝大愤懑，他甚至想写信反驳（有信件的草稿），但后来认为不值得把这么一本无聊的书放在心上。[51]
六
到了秋天，我们开始明白，我们那种沉痛的心情非转变不可，因此，在9月初，我们就决定移居意大利，起初住在米兰。最近的旅途是翻过辛普朗山。其中有一部分路我们是步行的，我和丈夫走在巨大的、正在上山的公共马车旁边，后来我们追过了它，顺着小道登山，一边采集路边的山花。下山到了意大利那一边，我们则乘坐长途马车。我记得一件令人发笑的事：我在名叫多莫·陀索拉的村镇上买水果，想考验一下自己在夏天所获得的意大利语知识，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走进一家商店，我想在他与店员交谈的时候帮他的忙，就赶紧走到他身边。原来他想让我高兴一下，正在打听放在橱窗里的一根项链的价钱。那个生意人把我们当作“外国的显贵”，开口要三千法郎的高价，说这根项链大约是韦斯巴芗韦斯巴芗（9—79），古罗马皇帝。时代的。这么高的索价与可供我们支配的钱款很不相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禁为此而失笑，这几乎是我们丧女以来他的第一次轻松的感觉。
环境的改变、旅途的印象、和陌生人的接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伦巴第的农民们的模样很像俄国农民）——这一切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情绪产生影响，在他到达米兰后的最初几天，非常兴奋：带我去参观著名的米兰大教堂——杜姆主教堂，这是他素来衷心赞叹的对象。唯一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遗憾的是，教堂前面的空地上盖了房子，离教堂很近（现在空地已大大地扩展），他认为，这使杜姆主教堂宏伟的建筑风格减色。有一天，天气晴朗，我和丈夫甚至爬上教堂的屋顶，为的是鸟瞰周围的市容，仔细观看那些装饰教堂的雕像。我们住在科尔索附近一条十分狭窄的小街上，人们可以站在自家的窗前和对邻交谈。
我起初为丈夫兴奋的情绪而喜悦，但不幸的是这种情绪持续不久，他重又忧郁起来。有一件事能够稍稍驱散他的愁闷，那就是和阿·尼·迈科夫以及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后者告诉我们，新出了一种名叫《霞光》的杂志，出版者是瓦·弗·卡什皮列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感兴趣，主要是由于编辑部的负责人是尼·尼·斯特拉霍夫——过去《当代》和《时代》的撰稿人；为此，我的丈夫在信中写道：“这样看来，我们所遵循的道路和共同的工作是永存不朽的。《当代》和《时代》还是带来了成果，而新的事业不能不从我们停步的基础上开始，这太可喜了。”《传记和书信》，页261。——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52]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完全支持这本新杂志，很关心它的撰稿人和他们提供的文章（他特别想知道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自然科学家和政论家，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斯拉夫派的历史学家。的情况，后者曾写过一本名为《俄国和欧洲》的很有价值的著作，我的丈夫在早年时代就认识他，知道他是傅立叶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学说的追随者）。[53]
斯特拉霍夫坚决邀请我的丈夫当《霞光》的撰稿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欣然同意，但是要等长篇小说《白痴》结束以后，他写这部长篇小说感到很吃力，而且对它很不满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断然说，他的头脑中从未产生过一个比他在这部小说中所揭示的更美好、更珍贵的中心思想；但是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却不到他想要表现的十分之一。[54]
1868年秋，米兰的天气多雨、寒冷，不可能作长时间的散步，而我的丈夫却极爱散步。此外，在那儿的阅览室里没有俄国书刊，看不到报刊上有关祖国的消息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苦闷。为此，我们在米兰住了两个月就移居佛罗伦萨去过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前曾在那儿待过，他对这个城市记得很清楚，主要是佛罗伦萨的艺术宝藏。
这样，1868年11月底，我们就迁移到当时的意大利首都，在柏蒂宫附近住了下来。环境的改变对我的丈夫又起了良好的作用，我们开始一起参观教堂、博物馆和王宫。我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大教堂，圣马利亚教堂和婴儿通常在那儿受洗的洗礼堂的小教堂叹为观止。洗礼堂大门上的青铜浮雕（特别是天堂门）是著名的季培尔底季培尔底（1378—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雕塑家和画家。——译者注的作品，它们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着了迷，他经常走过小教堂，总要驻足观赏一番。我丈夫十分确定地对我说，如果他有机会发财，那他一定要买下这两扇大门的照片，如果有可能，照片上的两扇门要跟实物一样大小，他将把它挂在自己的书房里，以便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