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12月中旬，为了等待我分娩，我们搬到另一所坐落在勃朗峰路、靠近英国教堂的房子里。这一次我们租用两间屋子，其中一间很大，里面有四扇窗户，通过窗户可以看到教堂的外貌。这套住房比先前的那一套好，但是我们经常想到那两位善良的太太——过去的女房东，就觉得不胜惋惜。新房东家的人经常外出，屋里只留下一个女仆，她是出生于瑞士的日耳曼人，不大懂法语，一点儿也帮不了我的忙。因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在我的产期里请一个gardemalade法语：助理护士。——译者注来照料孩子和我。
在连续不断写作长篇小说的共同劳动中，在对其他事务的处理中，我们觉得冬天迅速地消逝，1868年2月已经来临，正是在这时节，发生了那件我们殷切期待，但又使我们忧虑不安的事。
年初，日内瓦的天气一直很好，可是到2月中旬，突然来了个剧变，开始每天出现暴风雨。天气的骤变照例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神经起刺激作用，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癲痫病发作了两次。第二次发病是在2月20日夜间，来势很猛，弄得他精疲力竭，以致早晨起床以后，几乎站不稳。他昏昏沉沉地度过了一天，我看到他这样乏力，便劝他早些上床；因此，他七点钟就睡着了。他入睡以后过了一个钟点，我感到疼痛，起先并不厉害，但是后来越来越痛。由于这种疼痛具有特征，我明白，快要分娩了。我忍了两三个钟点，临了我害怕没人救急；因此，尽管我很不愿意惊动丈夫，但还是决定叫醒他。于是我便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肩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快从枕头上抬起头来，问道：“你怎么啦，安涅奇卡？”
“好像开始了，我痛得要命！”我回答。
“我真为你难过，我亲爱的！”我的丈夫说，声音里充满了怜惜之情，可是刹那间，他的头往枕上一倒，立即睡着了。他那真挚的柔情和软弱无力的状态深深地感动我。我明白，按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目前的状态，他不可能去请女助产士；如果不让他长时间地睡眠，使他那受到损害的神经得到休息，那他的病可能再次发作。房主们照例不在家（他们每晚不知在哪儿通宵参加聚会），而求助于女仆也无济于事。幸好疼痛稍稍减轻了一点，于是我便决定竭力忍住。但这个夜晚十分可怕：教堂周围的树木吓人地飒飒响，风和雨吹打着窗户，街上黑森森的。说实话，完全孤立无援和束手无策的感觉令我苦恼不堪。在我生活中如此艰难的时刻，我身边却没有一个亲人，而我唯一的保护者——丈夫——自己也处在需要别人帮助的境地，这使我感到忧伤。我开始热烈地祈祷，祈祷支撑着我的那微弱的力量。
拂晓前，疼痛加剧，七点钟左右，我决定叫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醒来时，精神好多了。他知道我折腾了一夜后，万分吃惊，责备我为什么不早些叫醒他，瞬息间，他穿好衣服，就跑去找巴罗太太了。他拉了很久铃，好容易等到有人开门，那开门的女仆却不愿意叫醒太太，说太太从客人家回来还没多久。那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吓唬她说，要是这样，他就继续拉铃或者打碎玻璃。太太终于被叫醒，过了一小时，我丈夫把她带了来。我年轻无知，有许多场合行动不大小心，我只得为此而受到她的责备；同时，她向我断言，由于我的不谨慎，我分娩的过程就得拖长。她还肯定地说，最早要过七八个钟点才会发动，她答应到那时候再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乘车去请助理护士，我和他都惊恐而忧愁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巴罗太太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来到，我丈夫便再次去请她。原来她到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朋友家去吃午饭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按那个地址去找她，坚决要求她来诊察一下。在她看来，事情进展不妙，估计要到夜里很晚才能分娩。她给了我一些指点，就去吃饭了；我仍然疼痛难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望着我，心里难受极了。过了九点钟，他再也忍不住，又到巴罗太太的朋友家去找她，看到她在玩罗托罗托，一种摸子填格游戏或赌博。——译者注，便告诉她，我实在痛得厉害，如果她再不去，不寸步不离地待在我的床边，那就得请医生介绍另一位比较尽责的女助产士了。这一威胁起了作用。巴罗太太显然不满意人家硬要她放弃有趣的游戏，并且向我表示了这一点，外加几次说：“Oh，ces russes，ces russes！！”法语：哦，这些俄国人，这些俄国人啊！！——译者注为了使她高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她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买了各式各样的小吃、甜食和酒。去请女助产士，安排酒食，哪怕时间不长，但终究能把他那痛苦地集中在我身上的注意力暂时吸引开，这使我感到宽心。除了分娩时通常经受的痛苦外，还有另一种情况折磨着我：我的痛苦状态对刚发过病而身心衰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强烈的影响。他的脸上现出痛苦不堪、十分沮丧的神色，我还时而看到他号啕大哭，于是连我自己也开始害怕起来，怕自己处于死亡的边缘；回忆我当时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说，我怜惜的倒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丈夫，我的死亡可能对他产生惨重的后果。我当时意识到，我亲爱的丈夫对我和我们未来的孩子寄予多么热烈的期望。这些期望的幻灭对性格急躁、难以自制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也许，我为丈夫担心和焦虑拖延了我分娩的过程。巴罗太太也发现了这一点，最后，她就阻止我丈夫进我的屋子，向他断然说，他那绝望的神情搞得我心烦意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从了她的话；可是我却越发担心了，在阵痛间歇的时候，请求女助产士或助理护士去看看我的丈夫在做什么。她们一会儿告诉我说，他在跪着祈祷，一会儿又说他坐在那儿双手掩着脸，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我的疼痛越来越厉害；我时而失去知觉，醒过来的时候，看到一双直视着我的黑眼睛，其时，我认不出那是助理护士的黑眼睛，我感到害怕，不明白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情。临了，在俄历2月22日晚上五点钟左右，我的疼痛停止，我们的索尼娅索菲娅的爱称。——译者注出生了。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告诉我，他一直在为我祈祷，蓦地，他听到在呻吟声中间一种奇特的、好像是婴儿的啼哭声。他不相信自己的听觉，但是当孩子的哭声再次传来的时候，他就明白孩子已经生下，于是他欣喜若狂，从跪着的状态中一跃而起，奔到上了锁的房门跟前，使劲敲门，接着就跪倒在我床边，吻起我的手来。我也感到幸福之极，我的痛苦过去了。我们俩都那么激动，以致在起初的五至十分钟之内不知道我们生了个男孩还是女孩。我们听到有位在场的太太说：“Un garon，nestce pas？”法语：男孩，是不是？——译者注而另一个回答说：“Fillette，un adorable fillete！”法语：女孩，一个可爱的女孩！——译者注不过，无论生的是男孩或女孩，我和丈夫都同样高兴——我俩是多么欣喜，我们的理想已经实现，我们的头生儿，一个新的生命出世了！
这时候，巴罗太太给孩子裹上襁褓，祝贺我们生了个女孩，同时把她抱到我们跟前，她的形状就像一个白色的大包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虔诚地为索尼娅画十字祝福，吻了吻起皱的小脸，说道：“安尼娅，瞧，我们的女儿长得好漂亮！”我也画了十字，吻了吻女孩儿，看到亲爱的丈夫兴高采烈、深受感动的脸上那种我至今未曾见到过的心花怒放的神情，我为他而欣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高兴得什么似的，一时激动，拥抱了巴罗太太，几次紧握助理护士的手。女助产士告诉我，在她多年的实践中，她从未看到过有哪个新生儿的父亲像我丈夫那样自始至终激动不安、心慌意乱的，接着她又重复这句话：“Oh，ces russes，ces russes！”她差助产护士上药房买东西，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守着，不要让我睡着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通过长篇小说《群魔》中沙托夫的妻子分娩的场景，描绘了我生长女时他的许多感受。——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巴罗太太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根据瑞士的法律，刚生下孩子的父亲必须亲自到警察局去报告，拿到合法的证明。她提醒我，这事得尽速去办，要不然，他就要受到罚款的处分，还可能被拘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第二天就上指定的机关，去了四个钟点还不见他回来，这使我忐忑不安；由于他的病情，我想象着他可能发生的种种灾祸。最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终于回来了，他高兴地讲了他碰到的一件意外的事。原来，他来到警察局，才知道，新生儿的父亲必须随带两名证人，以证明父母的身份和孩子的出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官员说明，他是外国人，在日内瓦没有熟人，但是官员根本就不听，赶忙叫下一个申请人说话。费奥多尔·米洛伊洛维奇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他走出警察局，就去讨教在大门口值勤的中士。那中士立即使我的丈夫摆脱了困境，他表示愿意当证人，但说，要到半小时后另一个中士来接他的班，他才能效劳。接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中士到哪儿去找第二个证人，中士提出，去请“un camarademoi”法语：我的伙伴。——译者注。事情有了着落，但必须等待，中士劝他在林荫道边的长凳上坐一会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做了，想到要过很久才能回家，心里十分着急。中士在规定的时间交了班，便去找第二个证人，把他带了来，这样，三个人——我的丈夫和两个中士便来到负责接待申请人的官员面前。官员记下新生儿的父亲和证人们的陈述，把申请书登记入册，然后开出证明这儿还得附上证明文件的有趣的副本。——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这花了很多时间。事情办完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自己的恩人——那位中士，他和他的伙伴为这事花了很多时间，应该怎样酬谢他们。中士回答：“Mais rien，monsieur，rien！”法语：没关系，先生，没关系！——译者注这当儿，我丈夫便想到邀请两位中士到小吃店喝酒，以庆祝女儿的出生。中士们高兴地同意了，他们领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最近的一家饭店，在那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找了一个单间，要了三瓶本地产的红酒。这酒下了肚，那两位中士便打开了话匣子，开始向他们的交谈者讲述各种各样在他们的公务活动中碰到的事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想到自己迟迟不回家，我不知会急成什么样子，他真是如坐针毡。可是丢下这两位谈伴也不合适，特别是第一次要了几瓶酒以后，接着又要了两瓶，两个中士乐了，频频举杯为我的健康，为小索菲娅，也为她的父亲祝酒。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请他的朋友，诗人阿·尼·迈科夫做我们索尼娅的教父，请我的母亲——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做她的教母。我母亲要想来看亲人，但是得了病，医生不准她在春季以前出远门。我的母亲是在5月初到达日内瓦的，那正是给索尼娅举行洗礼的时候。
虽然我的健康在产后恢复得相当快，但由于经历了连续三十三小时的难产，身体十分虚弱，尽管我高高兴兴地开始给孩子喂奶，然而不久就确信，除了自己的奶汁外，非得添加别人的奶不可，因为孩子长得又大又壮，需要大量的饮食。给索尼娅雇个奶妈办不到——在瑞士，孩子们是用人工的方法，即用瓶装牛奶和营养粉喂大的。有些母亲则把自己的新生儿送到六十俄里外的山区，请农妇们喂奶。让索尼娅离开我们，交给别人去抚养，这简直难以设想，何况医生也不赞成，因为没有人照看，农妇们往往同时带几个婴儿，他们之中许多人就此夭折。
我们在家里安定以后开始过的那种生活，作为最愉快的回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真幸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个体贴入微的父亲：小女孩洗澡时他必然在场，做我的帮手，亲自用凸纹布做的小被子把她裹好，拿英国别针将被子别住，然后把她抱在手里，摇着她睡觉；只要一听到她的声音，他就马上放下工作，急着来看她。他早上醒来或者从外面回到家里的第一句问话就是：“索尼娅怎么样？好吗？睡得可安稳？吃奶了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往往一连几个钟点坐在她的小床边，一会儿轻声唱歌给她听，一会儿跟她谈天，而且，当索尼娅才两个多月时，他就确信，她认得出他，他在1868年5月18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是这样写的：“这是三个月的[小人儿]，那么可怜，那么弱小，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她的特点和性格。她开始认识我，爱我，看到我走近她的时候，向我微笑。当我用滑稽的声音朝她唱歌的时候，她听得很高兴。我吻她的当儿，她不啼哭，不皱眉；我一走到她身边，她就不哭了。”[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