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足够的时间对癫痫症习以为常，他的老朋友们对这种病的发作与后果也习惯了，他们对此已不觉得可怕，认为是平常的现象。但他发过病以后常常叫人受不了；他的神经受到损伤，对自己的动辄发怒的古怪脾气变得无责任能力。
他上我这里来，进来的时候往往像块乌云，有时候甚至连招呼也忘记打，还找种种借口骂人，侮辱人；把什么都看成是对他的侮辱，是人家想打架，想惹他生气他觉得我这里什么都不对劲，什么都不对头：一会儿房间里太亮，一会儿又太暗，谁也看不清楚给他浓茶，他一向喜欢喝的浓茶，——他说那不是茶，是啤酒！给他淡茶——他说那是白开水！
我们试着开开玩笑，逗他发笑——那更糟，他会觉得我们在嘲笑他不过，我几乎总是能够很快使他平静下来。要一步一步把他引到一个他所喜爱的话题上去。他渐渐地开始说话，活跃起来，只要不去跟他顶嘴。过了一小时，他往往心绪极佳。只是极其苍白的脸色，闪闪发亮的眼睛和沉重的呼吸表明他有病。但是，如果哪一天他偶尔遇到陌生人，不相干的人，那情况可就复杂了。
有一天，他夜里来访，正好有两位太太来看望我妻子，她们当然是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但对他的为人却毫不了解，因而不知道他的古怪脾气是不必介意的。
她们来到，门铃响了，他还四处张望，很害怕；陌生人来尤其使他恼火。不过我总算好歹把他带到我自己的书房里，宽慰他。
事情似乎顺利地过去了；我们安安静静地闲聊。他已经笑眯眯的，也没有觉得什么都不对劲。但是喝晚茶的时间到了，我妻子没有派人直接送茶到书房里给我们，却亲自进来问道：我们愿意在哪里喝茶，在书房，还是在餐室？
“为什么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气地对她说，“您为什么把我藏起来？不，我要去，到你们那里去。”
事情给彻底搞乱了。又可笑又痛苦！应当看到，他怎样茫无头绪地跨进餐室，怎样惊骇地打量两位无辜的太太，她们继续在愉快地谈话，一点也没去考虑，当着他的面，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
他坐下，看着，不吭声；我只是从他的每个姿势，他的小茶匙搅动玻璃杯的每一下丁当声中感觉出一场风波即将掀起的确凿无疑的迹象。我记不得，一位太太因为什么事情，问起那个古图耶夫岛在哪里。
“您一向住在彼得堡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脸色阴沉地对她说。
“我长期住在这里，我是本地人。”
“可您居然不知道古图耶夫岛！好极了！只有我们这里才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周围像这一位，一辈子住在这里，却不知道她所住的地方！”
他越来越生气，后来竟完全像读起诉书似的结束了他的话，给了女罪人和女听众以极坏的印象。我们作为主人，不知如何才好。幸亏我们的女客起先因为事出突然，十分困惑，继而很快就明白过来，她不能生气，所以她能够继续保持愉快，使他渐渐安静下来我详细叙述这件小小的意外事件，是因为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提及他的古怪脾气，就不足以描绘他的形象。关于他的怪癖，众说纷纭，有许多人把这种怪癖看作是他的莫大罪孽。这样的责难，在他死后，即使到了现在仍时有所闻当然，他生来不是搞社交活动，不是坐客厅的。一个几乎始终在孤独中生活的人，服了四年苦役，工作了十年，与贫困奋斗了十年，神经系统完全受到无法治疗的可怕的疾病的损害，对于这样一个人，自然不能要求他克制自己。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是因为他是个杰出的作家，俄国的著名人士，而仅仅由于他的整个生活状况，由于他身上有着特殊的病，是需要有一些特别的衡量尺度的。他的怪癖可能把一些不了解他的人惹火，这些人跟他毫无关系，但是一切深刻了解他的人丝毫不会，也不可能因为这些古怪脾气而感到难堪。
现在，当他已经不在人世，人们含着悲戚的微笑回想起这些可怜的古怪脾气，好像是什么宝贵又可爱的东西，从而痛惜这一切已成陈迹。意料不到的死亡连同这怪癖脾性，带走了如许温暖，如许光明十我不禁还回想起我们的一次见面。为了写一篇文章见本书页491注③。我需要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传记性材料，我向他去要。他自告奋勇，欣然把他回想起来的一切都告诉我。起先仅限于列举数字和事实，但是照例他很快就兴趣来了，细细说了起来：“唉，很可惜，您不能把我的生活中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情写进您的文章里，但是您会记住的吧，也许您以后会对什么人讲的吧。您以为，我有朋友？从前曾经有过？是的，在青年时代，到西伯利亚去之前，也许有过一些真正的朋友，但后来，除了极少数几个人对我大概有几分好感之外，我从来没有朋友。这一点我得到过证明，得到过太多的证明！您听我说，过了那么些年，等我回到彼得堡，我许多过去的朋友根本就不想认我，后来，一辈子总是这样，我成功的时候，朋友就来找我。一旦没有成就，朋友也就离我而去。当然这很可笑，陈旧不堪，人人皆知，然而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很痛苦地折磨人我根据来看望我的朋友的数目，根据他们的关切的程度，根据他们来访的次数，我可以知道我的新作品成功的程度。这种估算从来不会错的。哦，人有嗅觉，灵敏的嗅觉！我记得，《罪与罚》获得成功之后，大家怎样向我涌来！好些年不来的人也突然来了，那么亲热后来，大家又悄悄离去，只剩下两三个人。是啊，两三个人！”
题解：
作家符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1849—1903）是著名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儿子，哲学家与诗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哥哥。187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
1864年起，符·索洛维约夫在莫斯科的各种刊物（《蜜蜂》、《莫斯科新闻》、《俄国导报》）上发表诗作，后来赴彼得堡，在《霞光》与《欧洲导报》上发表作品。
符·索洛维约夫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后，在《公民》上发表了几首诗（1873年，第46、51期）。七十年代下半期先后在《圣彼得堡公报》及《俄罗斯世界》上主持批评栏。自1876年起，他主要是长篇小说作家，写了许多当时很受人欢迎的历史长篇小说与中篇小说（《奥斯特罗日斯卡娅郡主》、《蛊惑》、《谢尔盖·戈尔巴托夫》、《地狱之花》及其他）。
符·索洛维约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在1873年的1月初。1月3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玛·亚·伊万诺娃的信中写到索洛维约夫：“不久之前我与他相识，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不可能不立即喜欢他。
如果符·索洛维约夫是我的一个普通的熟人，我就不会派他亲自到您处来。他心眼儿相当好。”（《书信集》，第3卷，页48—49）认识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即引符·索洛维约夫进入梅谢尔斯基公爵的文学圈子。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从相识的最初起，符·索洛维约夫显然便是一部分俄国青年的化身，他觉得这些青年在精神和哲学的探索中最接近于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活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新结识的青年朋友怀着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就在这里。
1876至1878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见面较少，他们偶尔有书信往还，1878至1880年间，他们的见面与通信均告中断。
符·索洛维约夫是最狂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之一。还在作家生前，他就发表许多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圣彼得堡公报》，1857年，第32、58期；《俄罗斯世界》，1876年，第38、65、98、189、196期）1878年符·索洛维约夫在《涅瓦》上发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笔记，文中发表见解，认为同时代人不可能领会天才作家的整个深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他在《涅瓦》（1881年2月，第7—14期）上发表悼念文章《纪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里根据《历史通报》1881年第3期，页602—616，第4期，页839—
853刊登，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