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一件事情。我在一张报纸上谈到《少年》，指出这部长篇小说的精彩片断和许多优点，同时我终究还是应当谈谈它的不足。符·索洛维约夫论《少年》的文章（《咱们的期刊》）发表在《圣彼得堡公报》1875年第32、52期上，署名Sine Irae。此外，索洛维约夫谈到长篇小说结尾的文章《俄国的杂志》，发表在《俄罗斯世界》第237期上。几天后我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当我像一个深深地侮辱过他的人那样接待我，我们之间进行了一场剑拔弩张的谈话，我拿起帽子便要走。但是他拦住我，锁上他的书房门，开始辩解，向我论证，说是我的文章错了。
问题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老头身上，这是《少年》中他最喜爱的人物之一。
他开始向我说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这个人物。现在我当然不能担当公正地评论《少年》的重任，因为我知道的这部小说，不是它发表时的那个样子，而是作者构思中的那个样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讲了两个钟头光景，大概还不止，我只能因为没有速记员而感到遗憾，否则倒是可以把他的话准确地记录下来。当时他对我讲的话，如果公之于众，让读者去判断，那么他们将会看到艺术家所创造的最崇高而富有诗意的形象之一。
“马卡尔就是这个样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他的热烈的发言说，顿时感到没有力气了，“难道您现在不同意，您所写的，根本不是您屈加于我的，我完全有理由生您的气？！”
我很沉重地对他说，今天的马卡尔不是我按发表的原文来评论的那个马卡尔我的话对他产生了影响，倒使我害怕起来：他突然间变得那么痛苦，那么可怜。他垂下头，紧皱着眉头，一动不动地坐了片刻，突然抬起眼睛来望着我，目光里既没有刚才的恼怒，也没有刚才的欣喜。这双眼睛是温和的，但是非常悲哀。
“亲爱的！”他特别恳切地说着他所喜爱的亲昵的话。“我知道您是对的，您知道我喜欢您写的东西，因为您总是写得很真诚的。
可我觉得很受不了的是：恰巧是您触到了我的痛处！现在，忘掉我说得太多的话吧，我也将忘掉够了够了！”
他建议我一起出去走走。可是在外面他是那么阴郁，恼火，一声不吭，我觉得受不了，就跟他告别了。
七
写完了《少年》，也就是表达了他喜爱的思想，把久已在想象中闪动的形象具体表现出来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立即着手同样的工作——写新的长篇。然而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却必须工作：一方面，社会生活每天出现新的现象，强烈刺激着心理学家—思想家，他有话要说；另一方面，为了生活，为了维持家庭，为了把搞得乱糟糟的事情作彻底的安排（后来渐渐开始理清头绪），需要工作。重新担任编辑职务连想也甭想，他厌恶这工作，他已经不相信这个职务会成功，对他会有什么好处。
有一个主意，在编《公民》时曾经付诸实现过，后来忘记了，此刻他又想了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考虑按月出版他的《作家日记》。
1875年秋，他又从旧鲁萨迁到彼得堡，这时和我谈起此事，但还只是作为一种设想。他下不了决心，怕不成功。《少年》没有产生强大的影响。《作家日记》是否会有足够数量的订户呢？
是否还要再经受新的失败，新的屈辱性的挫折呢？这样的失败和挫折已经不少了啊！
十二月，他的两个孩子害猩红热，整整六个星期的隔离期，我为自己的孩子担心，不能与他见面。不过这期间我们书信往来。十二月底，他在报上刊登广告征求《作家日记》的订户。他打定主意了，但一直还有种种担心。他写信给我说：“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一切决定于将在一月底出版的第一期。”1875年12月28日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199—200）
估计到刊物的独特的、非同一般的形式，初期会引起公众的兴趣，随后作者本人也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我预言他会成功。可是文学界和搞刊物的人却不是这样看法。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波隆斯基家的晚会上，经常可以遇到神通广大的编辑部的代表，观点极不相同的人，我从各方面听到事前对《作家日记》所作的判决。他们断定刊物必定要垮台，谁也不会对它感兴趣。他们说：“他大概又要开始谈别林斯基，谈自己的回忆了。现今谁要看这种东西？谁会感兴趣？”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交旧友》一文，谈到别林斯基和赫尔岑，1873年《公民》上的《作家日记》即以此文为开端。
“那他假如谈起昨天和今天呢？”我问。
“那更糟糕他能说什么呢？！他要胡说八道了！”
但是即使听了这种普遍一致的判决，我还是估计他会成功。
以他的热情，他的真诚，直接面向社会，用随便闲谈的形式——
难道他会引不起人家的兴趣？他本人就是他的最优秀作品里有趣人物当中最有趣的一个，他当然会全身心整个儿投入到这《作家日记》中去！耐人寻味的只是他从何着手1876年1月来临，他家里还继续在实施隔离；我不能去见他。下面符·索洛维约夫引用了1876年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的信的片断（《书信集》，第3卷，页201—202），这里删去。
到预定的那一天，第一期出版，立即产生强烈的反响，大家争先恐后地购买。连报界也忘记了“疯子”、“傻瓜”、“背叛者”的字眼，而以赞许的口气说话，——其他的一律不见了。以“赞许的口气”写的文章有：亚·斯卡比切夫斯基在1876年第36期《市场新闻》上的文章，彼·波波雷金在1876年第4期《圣彼得堡公报》上的文章，1876年16期《传闻》上的文章。1876年报刊上对《作家日记》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从确认这本刊物是无益的“混乱”（《新时代》，第37期）到认真的赞许。例如斯卡比切夫斯基关于《日记》的问世就这样写道：“我们和这样的作品见解一致，如果我们有什么诚心诚意的、深入人心的信念的话，这些作品对于我们就比生活本身还要宝贵。”（《市场新闻》，1876年，第36期，具名“平庸的读者”）然而斯卡比切夫斯基的意见因《日记》的内容而改变了（试比较《市场新闻》的第70、159、187、306期）。订户的数量完全出乎意料。成功终于向痛苦的劳动者微笑了。
我将不仅仅只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逐步增强，这是他的热烈而坦率的言论对读者，大部分是青年一代读者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不过成功之中常常也有艰难的时刻。反对他的人挖空心思地讥笑他那勇敢的、鼓舞人心的思想，预言家的口气。
时局是动荡的，紧张的。“东方问题”又提了出来，塞尔维亚战争，车尔尼亚耶夫米·格·车尔尼亚耶夫（1828—1898），将军，参加过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志愿军一场伟大斗争不可避免的紧迫感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得勇敢，独出心裁，有他自己的格调；提出意想不到的问题，又意想不到地加以阐明，作着鼓舞性的预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6年六月号第二章及十月号第二章中写到“东方问题”。（《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316—330，427—443）见本书页674注⑤。真正的俄国人、真诚的人内心怀藏的思想和感情，对许多人是不合口味的，更何况这个人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于是冷嘲热讽又来了。
“奇谈怪论！”报界叫嚷，这些叫嚷又激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下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76年7月16日给符·索洛维约夫的信的片断。（《书信集》，第3卷，页226—228）。
八
1876至1877年及1877至1878年的冬天，我们继续相当频繁地见面。尽管我们住在城市的两头，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时常在我处度过傍晚。
这里我要提到一个情况，当然是偶尔有之的情况，毫无愉快可言，不过为十分可笑的场面提供了根据。他到我这里来几乎总是在痛苦的癫痫症发作过之后，所以我们的一些友人得知他发过病时就说要找他得到我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