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亲去世到父亲从彼得堡回来，这段时间是他活动繁忙的时间，他在工作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不幸，或者，至少是情绪正常地忍受下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后来收拾行装，迁居乡下也费了他许多心思。最后他到了乡下，这时已值秋冬季节，连田里的农活儿也停止了经过二十五年辛辛苦苦的工作之后，父亲发现自己竟蛰居在两三间乡间小屋里，而且没有任何社交活动！他当时四十六七岁，中年丧偶，成了鳏夫。据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说，开头一个时期，他就大声说话，当成自己是在跟亡妻谈话！又用妻子常说的话回答自己这样的情况，尤其是他一人独处时，几乎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我们看《温顺的女人》时，里面也写到这种“内心混乱”状态，一个人“思想钻了牛角尖，使劲儿去想那已经发生的事情”，对心爱的人自说自话，好像他或她还活着似的。不管这一切，他渐渐开始滥喝酒。这期间他把从前在莫斯科我家当差的使女卡捷琳娜收在房里。在他这样年纪，这种境况下，谁会特别去指摘他呢？凡此种种情况（父亲自己也意识到），迫使他把两个大女儿，瓦丽娅和薇罗奇卡，送到莫斯科的姨妈家去。瓦丽娅自1838年春天起就搬到那里去住，薇罗奇卡同时被送到寄宿学校去，那是路德新教的彼得保罗教堂办的学校，也就是瓦莲卡念书的地方。我最后一次在乡下居住期间，即1838年夏天，我一点也没有发现父亲的生活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尽管这只是我自己的观察。对了，父亲见了我可能有几分不好意思吧。不过到了深秋和漫长的冬天，他又只剩下孑然一身了。他显然嗜酒更深了，几乎经常处于不正常状态。春天来临，未见有什么好转。我们想到1839年5月27日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封信中写到收成不好，经管田庄开支浩大，天气干旱，“不仅有破产的威胁，而且还有完全挨饿的危险”。（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录》，页87—88）也就是父亲死前几天，他给费奥多尔哥哥信中的近乎绝望的话，我们也就了解他当时处于一种什么心情了！就在这期间，在切列莫什尼亚村靠近树林边的田野上，有一伙农民在干活，大约十至十五个人左右；可见事情是发生在离住所很远的地方！农民们在搞一件什么事情没搞好，也可能仅仅是父亲觉得搞糟了，他冒火了，开始大声呵斥他们。其中一个农民，比较粗鲁，拿脏话破口大骂，回击父亲的吼叫。接着，他骂了脏话又害怕后果严重，便吆喝道：“伙计们，揍死他！”这一声吆喝，为数达十五人的农民，一拥而上，自然顷刻之间就把他打死了！
所谓临时调查组的人员，立刻像一群老鹰似的从卡西拉县下乡来。他们的头一桩事情自然是摸清农民们为了把这件罪行隐瞒下去能出多少钱！我不知道他们定了什么数目，也不知道农民们一时之间从哪里搞来这一笔数字大概不会太小的款子，我只知道临时调查组得到了满足，父亲的尸体被解剖，结果说是他死于中风，遗体就葬在莫纳迦罗伏村教堂的墓地里。
父亲死去、安葬以后不到一星期（我现在记得是这样），奥尔迦·雅科夫列夫娜外婆就到达罗沃耶村来，姨父叫她来照看我们几个孤儿。外婆自然到莫纳迦罗伏村父亲的坟上去祭奠过，又从教堂拐到霍嘉英采夫庄院。霍嘉英采夫家的夫妇俩没有向外婆隐瞒爸爸之死的真实起因，但他们也没有建议外婆或其他近亲为此事提出申诉。举出的原因如下：二原文如此，没有一。，很难设想那个枉法的临时调查组会让人家去揭露它；复验尸体极有可能依旧是那个假的结论。
三，就算父亲被打死的案件真相能够彻底揭开，那么其结果也必将使遗属们彻底破产，因为几乎整个切列莫什尼亚村的农民都得去服苦役。
正是由于这些考虑——如果这件事还能有些考虑的话，父亲被打死的真相未被揭露，罪犯也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哥哥们知道父亲之死的真实原因大概比我早，但他们也未作声。我呢，当时还被认为是年龄尚小。
第三单元
迁居彼得堡进建筑学院之前住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处的生活
在秋天的苍茫暮色中，乘车经过彼得堡的著名大街——海滨大街、涅瓦大街和商队大街，给我的印象并不好，走进我哥哥1841年秋天安·米居住在费·米处。的阴暗低矮的住所更使我失望。当时哥哥住在靠近练马场的商队大街上，他从那里上工程总校军官班路很近。他租了一套寓所，有两间卧室，外带前室和厨房；不过这套房间不是他一个人独用，有一个同学阿道尔夫·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与他同住。托特列边住前室进来的第一间，哥哥住第二间，每个房间有两扇窗户，但房子十分低矮、阴暗，再加上甲虫牌的烟草的烟雾经常缭绕在天花板下，弄得房间上部经常烟雾腾腾的。我在暮色溟濛中闯进哥哥的寓所。第一次与费奥多尔哥哥见面似乎也不甚亲热。他对大哥比较关心，我起初甚至觉得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哥哥把我介绍给阿道尔夫·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他心肠甚好，对我颇有照应。两个哥哥关在自己屋里，把我撇在托特列边的房里。晚上睡觉时也是两个哥哥单独睡在自己房里，我睡在托特列边房间里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米哈伊尔哥哥逗留在彼得堡时期一直就是这样。他到雷维尔10月17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到雷维尔，是到纳尔瓦去了。去以后我才搬到费奥多尔哥哥的房间里去住，但毕竟没有享受到哥哥的同胞手足的特别关怀。
仔细想想两个哥哥当时以及后来对我的态度，我得到一种看法，他们持这种态度是因为怕我把自己看得跟他们一般大小，怕我会目无兄长，所以故意对我摆出傲慢的态度，当时我就觉得这种态度十分可笑，但毕竟使我跟他们疏远了。
我对彼得堡的最初印象是不好的。尽管涅瓦大街、海滨大街的美丽风光使我着迷，可是我作为真正的莫斯科人，看什么都有点儿疑疑惑惑，不肯遽然相信街上显现的美景，而行色匆匆的行人则使我颇为吃惊，和莫斯科人的庄重安详的步履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莫斯科人的庄重和从容不迫的气度。何况在街头度过两三个钟头，无论多么美妙，也无法补偿我在家里感受到的极端的苦闷。
米哈伊尔哥哥到雷维尔去了。费奥多尔哥哥一早就上工程学校军官班去念书了；与他同住的托特列边也上学去了；整个上午只有我一人在家。起初哥哥迟迟不肯指导我准备入学考试，寓所里也没有文学读物，我烦闷极了。后来我终于想出办法来，自己花钱到图书馆登了记，把书借回家来看。当时的月租是一个半卢布，此外再缴七个卢布的押金。从此我经常埋头看书看杂志。旧书当中，我按照哥哥的建议看了瓦尔特·司各特的全部作品。阿道尔夫·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的亲哥哥爱德华·伊万诺维奇经常来看他，爱德华后来成了著名的工程师，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希普卡指巴尔干山脉的希普卡山隘，在保加利亚境内，高1185米。1877年俄土战争时为争夺山隘曾进行过激战。的英雄，托特列边伯爵。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上尉，三十来岁，甚至还稍微出头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我听说，他在工程总校学完军士级技术员班的课程以后，由于某种原因未能进入军官班，却被派到一个什么工兵部队，在那儿一直做到陆军少将。所以，说实话，他也遇到这种反常的情况，尽管他后来成了著名的伟大的工程师，却还得算是工程学院的肄业生。
哥哥与阿道尔夫·托特列边同住的时间并不久。我记不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分开的，我只记得十二月间我生病时，我和哥哥已经单独居住了。后来，对阿道尔夫·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的情况，我一无所闻，他似乎年纪轻轻就死了。——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我生的什么病，现在我已经说不确切，——好像是我不知怎么着了凉，变成极严重的伤寒类热病，至少是我病了很久，最后终于失去知觉。哥哥尽心尽力地照顾我；医生每天来看病开方，哥哥亲自给我吃药。但这时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把哥哥吓了个半死，并且也是造成我的病痊愈得极其缓慢的原因。情况是这样：在我生病的同时，哥哥自己也在治病，使用一种外敷药水。有天夜里，哥哥一觉醒来，想起我该吃某种合剂了，迷迷糊糊地摸错了药瓶，把他的外用药水倒在匙子里给我喝。我接过来立即喝了下去，但顿时大叫起来，因为我觉得嘴里像火烧，五脏六腑也烧了起来！哥哥一瞧瓶上的标签，确信自己搞错了，悔恨得直揪头发，立即穿上衣服，跑去找那替我治病的医生。那位医生当即赶来，察看了哥哥给我误服的外用药的药瓶，开了一种解药，说这件事可能要耽搁我身体的康复。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出岔子，至于我的康复倒确实是给耽搁了，我和哥哥都确信是如此。
我的身体开始康复，这时又出了一件意外事——哥哥病了，只得住在工程总校的医院里。
从1842年年初起，哥哥觉得原来的住所不舒服，开始另外寻找房屋；经过长久的寻找，看中了伯爵胡同里普梁尼齐尼科夫家宅子里的一套房间，靠近弗拉基米尔教堂，我们于二月或三月间搬了过去。这套房间十分敞亮，看了很令人高兴，包括三个房间、前室及厨房。第一间是公用的，类似会客室，旁边是哥哥的房间，另一边是一间很小的然而完全独立的房间，归我使用。
有两个人相当频繁地到哥哥的住所来走动，这两个人于我是生疏的，后来我也认识了。
一是康·亚·特鲁托夫斯基关于特鲁托夫斯基见本书页63…当时是个挺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也在工程总校念书，比我哥哥低一年级，那时他还在军士级技术员班的高年级念书，经常来找哥哥。当时他的绘画就很出色，常常用普通的铅笔在一张小纸片儿上作各种练习；我这里到现在还保存着他的画，是当时在哥哥处作的，画的是一个背着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后来特鲁托夫斯基在工程总校的军官班毕业，立即放弃工程师的职位，进了美术学院，认真学习，后来达到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生的水平。自从1842年认识他以后，我没有再遇到过他，不过回想起来他总是很讨人喜欢的。他死于1893年3月17日。
二是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这个人是哥哥在工程学校的同学。这时他开始经常上哥哥处来，后来，我进建筑学校后，他似乎和哥哥住在一起。在我所写到的那个时期，德·瓦·格里戈罗维奇是个年轻人，二十一岁光景，与哥哥年龄相若。他是个生性快乐又健谈的学生。关于他，当时我知道下述的情况：他念到军士级技术员班高年级时，完全停止上技术课，集中心思埋头作画，比如，当奥斯特罗格拉特斯基讲课时，他静悄悄地画下老师的像。最接近他的教师和督察老师通过他家里的人采取各种措施无效以后，决定将此情况上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大公爵在报告上批示道：“与其做个蹩脚工程师，不如做个好画家。”下令让格里戈罗维奇退学。因而，1842年他已经穿上便服，并且似乎在美术学院专攻绘画了。他是个黑头发男人，个子很高，当时又非常瘦。那时他的极其出色的特点之一是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他所十分熟悉的人的说话声音。他是个大戏迷，能极其逼真地、自然地模仿当时各种演员的声音说话。经常是他一开始朗诵：在崩溃中的乱哄哄的世界上，我把爱女的坟墓寻找诗句出自奥鲍陀夫斯基根据意大利剧本改编的诗体剧《父女》。主角维利扬·达维尔施顿先生由卡拉蒂金扮演。
大家就不由地说：这是卡拉蒂金。或者，当他用唱歌般的声音咋咋呼呼地朗诵：俄罗斯的军队，燃烧着复仇的怒火，急急忙忙驰向敌人的驻地。
刚一发现敌人，便立即加快步伐。
然而密簇簇的利箭，犹如盛夏中下起冰雹，这箭雨——战斗的先驱，顷刻向我们飞来这几句诗出自弗·亚·奥泽罗夫（1769—1816）的悲剧《德米特里·顿斯科依》中的第一幕第二场，该剧本写的是莫斯科贵族的故事。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的诗句不确切。
于是大家都笑了，叫道：“托尔钦诺夫，托尔钦诺夫”他的模仿确实像得惊人！他能模仿许多曲调，学唱当时上演的格林卡的新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几首歌曲。
格里戈罗维奇一来到哥哥处，时间总是过得十分愉快，因为他滔滔不绝、一刻不停地讲戏剧界的情况，一般说来总是些有趣的事情。从我进入建筑学校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过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但是我对他始终怀着最愉快的回忆。这里我写到他的只是我所能觉察到的一些情况。这位杰出人物后来的成就与他的文学著作是全俄罗斯闻名的。
这里我还要提到哥哥处举行的三四次晚会，有几个军官——哥哥的同学前来参加，目的是打牌。我不知道后来如何，在军官生涯的初期哥哥对玩牌是很入迷的，况且打牌开始时只玩朴烈弗伦斯或惠斯特，不过晚会结束时总是狂热地玩班克或什托斯。朴烈弗伦斯、惠斯特、班克与什托斯都是纸牌玩法。我记得，在这样的晚会上我做总管，给全体客人斟茶，和听差叶高尔一起送到哥哥的房里去，他们在里面玩牌。送过茶以后总是上潘趣酒，给哥哥一杯或两杯。
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