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5—1897）是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土木工程师。1849年毕业于建筑专科学校，后在各地任建筑师。1890年退休，后来迁居彼得堡，不久去世。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最初于1875年动手撰写童年时代的回忆录。八十年代初写出二稿（写成给奥·费·米勒奥·费·米勒（1833—1889），文学史家。的书信的形式，原稿保存在文研所手稿部），供米勒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之用（见《传记》关于资料来源请先看本书页716缩略用语说明表。）。回忆录于1896年7月16日告成。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是著名的地理统计学家，俄国地理学会的学术秘书，他这样描述其父亲的回忆录：“它不以文艺性的描述见长，不涉及广泛的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仅作朴实易懂的叙述。”1930年列宁格勒版的《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录》的序言。——原注这篇回忆录十分详尽地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的家庭（小辈们在家中长大），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和几个哥哥求学的车尔马克寄宿中学，他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在彼得堡度过的为时不久的生活，他在建筑专科学校度过的几年；当时和哥哥的次数不多的见面以及若干友人。其余的完全写到他自己：他在外省的生活，在南方各地的新的会晤，他对人的观察与印象（全是些生疏的外人），仅在个别地方写到他和兄弟们以及亲属们在不同时间里为数不多的几次会面，在彼得堡，在莫斯科不论书中提到什么，其核心是他，而且仅仅是他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这是一本关于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的《纪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被作者当作他个人生活纪事中的其他有关人员一样，一视同仁地加以阐述。论血统，他们为亲兄弟，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在青年时代，尤其在童年时代，他们具有相同的生活兴趣。这篇纪事可以作为其后永远脱离狭隘的小市民阶层的那个人的传记材料，其主要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性格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情况下形成的？纪事中有极为详尽的答案。然而，至于他的内心生活，精神上的成长，他的心灵怎样对周围的环境作出反应，周围的人和事激起他的什么思想感情，这些问题在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这不在他的注意力的范围之内。这篇《回忆录》的短处在于此，长处也在于此。它的特点是那种“大事记式”的粗略、“朴实”的记述，对于作者所述是否真实，作者是否把回忆录中的主人公当作具有某种品质的人，对他的思想，他创作的作品，完全没有偏见这方面几乎不会有人去怀疑。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不把他兄弟的伟大意义放在眼里，对他甚至没有丝毫的崇敬的意思。他们是兄弟，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同样的人们中间，兴趣和理解水平仿佛也是相同的，可是内心方面，心理和思想方面，他们却相去很远。据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的看法，这一“特殊性”使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有可能对兄弟作“完全客观”的观察。此处，回忆录中表现出“作者的某些个性特点”：“水晶般的纯正，真实，准确，认真。”这些特点也使得回忆录“在研究作家的历史和生活的工作中用来确定各种事实资料时特别有价值”。他的女儿瓦尔瓦拉·安德烈耶夫娜，夫家姓萨瓦斯季扬诺娃（《家族纪事》，页174—175），也谈到过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的准确和认真仔细，这两个特点跟他的极其沉静的气质是十分符合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确认他和安德烈弟弟之间由于这种“特殊性”，只有某种“冷淡的”关系。他在1869年9月17日给迈科夫的信中写道：“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弟弟同我的关系相当疏远（尽管连极微小的不愉快都不曾有过）。”（《书信集》，第2卷，页214）1862年4月6日，他在给安德烈弟弟的信中写道：“我有一切理由爱你，尊敬你，没有一个理由忘记你。”（《书信集》，第1卷，页307）显然，他们互相感觉到在感情上是有些疏远的，如果不能不相信他们没有理由忘却的话。
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不仅是重要的，实际上几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的生平经历的唯一史料。这种独特的“家史”委实写得极其平淡，的确丝毫没有想要“组织一番”的奢望，更说不上来“解答”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了。回忆录表现了外省建筑师的特性，他大概主要是在外省城市造房子，计算单元的数量。
有意思的是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把他的《札记》（回忆录）分为单元。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是前面三个单元，其中尤以第一单元为最。
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最初是由他的儿子安·安·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930年以单行本出版。收在本书里的是经过删节的第一章至第三章。原文根据文研所手稿部保存的手稿重新核对过。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亚·伊·萨维里耶夫我冒昧地在《俄国旧事》上发表我的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的文章。当时他是工程总校的学生（学员），我在学校任值班军官，因而熟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并且与他友善。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38年通过会考进入工程总校来到我手下的，从他来校的开头几年到1843年由军官班高年级毕业担任公职，他在一切行为举止、兴趣爱好和习惯方面，都与其他的同学显著不同，是那么独特，另有一功，使大家一开头只觉得他古怪，不自然，不可理解，只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怀疑，但是后来当大家看到他的古怪于任何人都没有损害时，师长们和同学们对他的怪癖也就不再理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人态度谦逊，队列勤务和功课完成得无可指摘，不过很相信宗教，虔诚地履行东正教徒的职责。在他那里总是可以看到《四福音书》，茨舒盖的《Die stunden der Andacht》（《祈祷时刻》）以及其他书等。上过勃鲁埃克托夫神甫的神学课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要跟神学教师长谈。这些情况在同学们看来十分引人注目，故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修道士福迪这个外号可能同1838年刚去世的修士大司祭福迪有关。上流社会把福迪当作“非尘世的”、“谦逊的”圣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生性沉静，不动声色，对同学们的消遣娱乐似乎无动于衷；不论是在学校里每星期举行的舞会上，还是在“捉人，酒吧，打棒”的游戏中，或者在合唱团里，都看不到他。不过他倒是积极参加使其余学生感兴趣的许多活动。大家很快就喜欢他，常常听取他的意见或建议。不应当忘记，当时一百多人（一百二十五人）整个星期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军事学校里，没有生气，青年人没有沸腾的热情。当时的学校乃是一片特殊的小天地，有它自己的风气、习惯和规矩。起先学校里以德国派的人占优势，因为长官与学员中大部分是德国人。后来，到六十年代，绝大多数学员又是波兰出生的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时只好常常给这两种人搞搞调和。同学们蓄意要调皮胡闹（所谓反击啦，演搭桌戏啦等等），他善于加以劝阻。不过，他的威信也有无济于事的时候。比如，常有这种情况，他的同学对“小松鸡”（新生）态度专横，对校役勤杂工态度粗暴，这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成了这样的一种学员，他们严格遵循自己的almae mater拉丁语：哺育我们的母亲。这里指学校，学员们在那里度过青年时代。的规矩，以各种方式支持同学间的诚实和友谊，后来他们之间就终身保持了这种友谊。这是一个共济会组织，内部有誓词和誓约的约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反对对上司的逢迎献媚，看到阿谀奉承他是无法平静的，哪怕这奉承拍马能使某人摆脱困境或获致好处。根据他的平静的不动声色的脸容，可以猜到他的心情是忧郁的，这种性情也许是得之于父母吧。如果要求他坦率相告，那么他往往会用孟德斯鸠的话来回答：“Ne dites jamais la veritéaox dépens de votre vertu.”法语：永远也不要说有损于您的德行的真话。
我经常下工程总校的学员连队去，有可能考察连队内部的整个生活，跟学员们搞得很熟，经过短暂的观察，也熟悉他们的性格、兴趣和习惯。回想起久已过去的往事，我只能说，当时我观察属于我管辖的学员们，他们的思想品质和缺点，有许多是在他们后来的生涯中也依然保持着的。有一种品质，那就是学员们对他们求学过的学校的爱，对师长的尊敬和同学之间的友谊，并没有随着岁月而消逝。
共同生活了四年的青年人中间存在着这些品质，无论如何不能说这些品质没有改变。大部分青年由于性格的特点，由于所受的教育和教养，是很容易受共同的情绪、同学的情谊和当地的风俗习惯的影响的。但是也有不少青年，他们的思想气质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从青年时代到垂暮之年丝毫未变。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年轻时从外表上看来就像个老头子，与他在成年时期并无二致。他在青年时期就不能容忍他的年龄相若的同学们的风俗、习惯与观点。在一百多名同学当中，他找不到几个人是真诚地同情他，同情他的观念与看法的，他只在同学中选择一个别烈谢茨基便满足了。别烈谢茨基也是学员，不过是高年级的。这位青年为人谦逊，才气横溢，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也喜欢孤独，俗话叫作孤僻的人，独来独往（homme isolé法语：离群索居的人。）。我在值班时常常看到这两个朋友。他们经常待在一起，或是看《北方蜜蜂》报，或是看当时诗人如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维亚谢姆斯基的作品，或是看石印的、教授们的讲义。星期二，当同学们在普通跳舞训练课上跳舞，或者在练兵场上游戏时，可以看到别烈谢茨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朋友在小房间里踱步。夏天，他们在彼得果夫营地时也可以看到这种情景。除了队列课与专业课他们必须参加之外，两位朋友总是逃避上级的管教；全体同学在军官陪同下到“亚历山大”花园去散步，或者去洗澡，他们从来不去。同样，在向萨帕松喷泉的阶梯一窝蜂地冲去的人当中也看不到他们俩，如此等等。两个朋友夏天的学业与消遣和冬天时一样。
用不着特别的观察便可看出这两位朋友身上具有特别优秀的思想品质，比如，他们对穷人、弱者以及无自卫能力者怀着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烈谢茨基的这种思想品质在冬天表现得比夏天更多。比如，看到同学们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勤杂人员和小松鸡们（刚入学的学员），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烈谢茨基便用一切办法制止这种司空见惯的暴力，同样也用一切办法保护学校的看守及其他各种校役。学员们公开对抗和捉弄外语教师，尤其是德国教师的种种行径，常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烈谢茨基愤慨。利用他们在同学中间的巨大威信，他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烈谢茨基，或是制止捉弄教师的勾当，或是打消这种念头。只有那种突然发生的事情他们无法加以制止，比如，下课时发生这么一件事：学员奥骑在某德语教师身上，从被人称为西伯利亚的第四教室的敞开的门里冲了出来。这一桩恶作剧自然并没有不了了之。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烈谢茨基的裁决，肇事者被高年级同学狠狠揍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