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既然如您所说，您的安尼娅不是个卖弄风情的无聊女子，而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她为什么不会爱上您的艺术家呢？他穷困，有病，这有什么呢？难道能够仅仅凭外表和为了财富而相爱吗？在她这方面，又说得上什么牺牲呢？既然她爱他，她就会感到幸福，永远不该后悔！”
我热烈地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激动地看着我。
“您真的相信她会真诚地爱他，而且一辈子爱他？”
他沉默了一会，似乎在犹豫。
“请您暂时把自己当作是她，”他声音发抖地说，“设想这个艺术家就是我，我承认，我爱上您，请求您做我的妻子。您说，您会回答我什么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脸上流露着这样的惶惑不安，这样的内心痛苦，使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不是普通的文学谈话，如果我给他个支支吾吾的回答，将会给他的自尊心以致命的打击。我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激动的脸，对我来说如此可爱的脸瞥了一眼，说道：“我会回答您，我爱您，我将一辈子爱您！”
在这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说了许多充满爱情的温柔话语，我不转述了，因为这些话语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我被我的巨大幸福所震惊，几乎为它所压倒，很久都不能置信。我只记得，几乎过了一个钟头，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我们的未来的计划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回答他说：“这会儿难道我能商量些什么吗！我觉得幸福得要命！！”
我们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我们的婚礼什么时候才能举行，我们决定在这之前除了我母亲，谁也不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答应明天上我们家来度过整个晚上，他说他将会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我们的见面。
他送我到前室，关怀备至地替我戴好风帽。我已经准备出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用话把我留住：“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现在我知道钻石藏在哪里了。”
“难道你想起梦来了？”
“不，我没有想到梦。不过我终于找到了钻石，我要把它珍藏一辈子。”
“您错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笑了。“您找到的不是钻石，是一颗普通的小石子。”
“不，我确信这一回我没有搞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告别时已经以很认真的神气说。
十三
在那幸福的三个月里，我们什么没有谈到啊！我仔仔细细问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童年，青年，工程学校，政治活动，流放西伯利亚以及流放回来“我想了解你的一切，”我说，“透彻了解你的过去，了解你的整个心灵！”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乐意回顾他的幸福又平静的童年，怀着热烈的感情讲到母亲。他特别爱大哥米沙和大姐瓦莲卡。对几个弟弟和妹妹则印象不深。我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爱好，我觉得奇怪，从他的回忆来看，他在青年时代没有认真地热烈地爱过任何一个女人。这情况我是以他过早地开始过精神生活来解释的。他整个儿沉浸在创作中，因而私人生活就退居次要地位。后来他把全部心思投入政治事件，为此而受到那么残酷的惩罚。
我试探着问起他去世的妻子，可是他不喜欢去想到她。有趣的是在以后我们结为夫妇后的生活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绝口不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只有一次在日内瓦是例外，这一次的情况我在适当的时候交代。
他无可比拟地乐意回忆他的未婚妻安·瓦·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我问他们的婚事为什么会吹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道：“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优秀的妇女之一。她聪颖绝顶，思想开阔，有文学修养，还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这是个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的姑娘。可是她的信仰和我的正巧相反，她又不可能放弃她的信仰，——因为她太率直了，因此我们的结合未必会幸福。我让她收回她的诺言，衷心祝愿她会遇到一个和她思想一致的人，跟他在一起她将会幸福！”在苏·瓦·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瓦·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关系是另外一种情况。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终生都和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保持着最良好的关系，把她当作忠诚的朋友。
十五
在新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快乐氛围中，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知怎么忘记了《罪与罚》的结束工作，却依旧在写小说的第三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尼·亚·柳比莫夫*的信件中对长篇小说第三部及“尾声”的写作进程有详细叙述。（《书信集》，第1卷，页444—447，448—449，450）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柳比莫夫（1830—1897），莫斯科大学物理学教授，政论家，1864—1882年间为《俄国导报》的编辑及撰稿人。十一月底，当《俄国导报》编辑部来讨小说的续稿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想起它。幸好那几年的杂志很少有按期出版的，而《俄国导报》更是以脱期出名：十一月号拖到十二月底才出，十二月号拖到次年一月初，如此等等，因而，前面的时间还有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编辑部的信带来给我，征求意见。我建议他闭门谢客，干上两天到五天，然后，晚上到我家来照稿子口授，记录。
我们就这样做：闲谈个把小时，然后我坐在写字桌跟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在我旁边，开始口授，不时被谈话、玩笑和笑声所打断。工作进行顺利，《罪》的最后一部，将近七印张，是在四个星期内写成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让我相信，他还从来没有工作得这么轻松过，工作的成绩归功于我的合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情经常快乐而舒畅，给他的健康以有益的影响。在我们举行婚礼之前的整整三个月中，他的癫痫症只发作了三四次。这使我极为快乐，而且给我以希望：在更加平静、幸福的生活中，他的病将会减轻。后来果然如此：原先几乎是每星期发作，后来逐年减轻，次数也少了。癫痫症要完全治好是不可能的，何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从来不去治疗，他认为自己的病是无法治疗的。不过发病次数减少，病发得轻些，对于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大恩大德了。病症减轻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摆脱了那种真正可怕的阴郁情绪，这种情绪是每次发作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有时要持续到一个星期。至于我，则是不必流泪和痛苦了，以往这种可怕的病发作时，我在一旁总是流泪，痛苦。
我们的夜晚一向是快乐而融洽的，只有一个夜晚却过得完全出乎我们意料，风浪迭起。
事情发生在十一月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例七点钟来到我家，这次来他分外怕冷。喝了一杯热茶以后，他问我们家里有没有白兰地。我回答说白兰地没有，不过有上好的西班牙白葡萄酒，并且立即把酒拿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口气连干了三四大杯，然后又喝茶，直到这时身子才暖和过来。他这么怕冷，我感到纳闷，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谜底很快就找到：我有事走过前室时，发现衣架上挂的是秋季穿的棉大衣，而不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平常穿的毛皮大衣。我当即返回客厅，问道：“难道你今天没有穿皮大衣来？”
“没—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嗯嗯吱吱，“穿的是秋季大衣。”
“多么不小心！为什么不穿皮大衣？”
“人家告诉我今天解冻了。”
“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怕冷了。我马上派谢苗把棉大衣送去，把皮大衣拿来。”
“不必了，请不必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赶紧说。
“为什么不必呢，我的亲爱的？你回去的路上要着凉的啊，傍晚时天气还要冷。”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吭声。我继续坚持要派人去拿，于是他最后只好坦白了：“皮大衣没有了”
“怎么没有了？难道被人偷了？”
“没有，没有被偷，不过我不得不拿去典当了。”
我觉得好生奇怪。在我紧紧追问之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分明很不情愿地说了事情的经过。今天早晨，埃米利娅·费奥多罗夫娜来，请求救救她的急：支付一笔五十卢布的紧急债款。他的继子也来讨钱；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也缺钱，为此派人送信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头没有钱，于是他们决定把他的皮大衣拿到附近的当铺去典当，还起劲地说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天气暖和，继续在解冻，他可以穿几天秋季大衣，等拿到《俄国导报》的钱再去赎当。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亲戚们这种没良心的做法使我很愤慨。我对他说，我理解他要帮助亲戚的愿望，但我认为，不必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可能是生命。
开始时我说得很平静，但是越说我越气愤，越伤心。我完全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像个疯子似的说话，也不考虑措辞。我说明，他要对我——他的未婚妻负责。我让他相信，他若死了，我会受不了的。我哭泣，高声叫喊，号啕大哭，像歇斯底里发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难过，抱住我，吻我的手，求我安静下来。我母亲听见我号啕大哭，赶紧给我端来一杯糖开水。这使我稍微平静了一些。我开始感到不好意思，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赔不是。他像解释似的告诉我，往年冬天他也曾不得不五次六次地把皮大衣当掉，只好穿秋季大衣。
“这样典当我已经非常习以为常了，这一次也没有当回事。我若知道你会把这事情看得很凄惨的话，那我无论如何不会让帕沙把皮大衣拿去当掉的，”怪不好意思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劝我说。
十六
对于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喜爱的和主要的话题自然是我们未来的夫妇生活。
想到我将会和丈夫厮守在一起，参加到他的工作中去，我有机会照料他的身体，能替他挡驾，让他避开那些纠缠他、惹他生气的人，这些念头，在我的想象中是这么诱人；转而想到这一切又不能马上实现，有时候我简直要哭。我们的婚礼主要决定于跟《俄国导报》的事情是否办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准备圣诞节到莫斯科去，向卡特科夫表示愿意把未来的长篇小说给他。他不怀疑《俄国导报》编辑部有让他做撰稿人的意思，因为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在文学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也给杂志增添了许多新订户。关于《罪与罚》的巨大影响，见本书前文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页254—256），又参见阿·费·科尼*的《在生活的道路上》，第2卷，圣彼得堡，1912年，页96—97。
*阿·费·科尼（1844—1927），法官，社会活动家，政论家，1873年任彼得堡法院陪审团主席。问题仅仅在于：杂志社是否有多余的资金可以预付几千卢布，没有这笔钱我们无法安置新的家。万一与《俄国导报》洽谈不成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准备在《罪与罚》结束后立即着手写一部新的小说，大部分写好后，投给另外一家杂志。在莫斯科洽谈不成功有使我们的婚礼推迟一个长时间的危险，可能会推迟整整一年。每当我想到这一点，便产生深深的沮丧之感。
而且，受着债务牵累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必须自己向刊物去推荐自己的作品，所得的报酬自然要比生活有保障的作家如屠格涅夫或冈察洛夫少得多了。当时付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罪与罚》是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屠格涅夫同样在《俄国导报》上发表小说，得到的是每印张五百卢布。《俄国导报》编辑部给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的稿酬是每印张四百卢布，《烟》也是同样的稿酬。（见屠格涅夫1862年4月4日及1866年8月3日给卡特科夫的信）
最使人感到屈辱的是，由于债务没完没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急匆匆地赶着工作。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精心修改自己的作品，这对他是莫大的痛苦。批评家们往往责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小说形式驳杂，一部小说糅合了好几种形式，事件堆砌、芜杂，好些事件到结尾也没个交代。苛刻的批评家们大概不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在什么情况下写作。有时候，小说的头三章已经发表，第四章正在排版，第五章刚寄出，第六章正在写，其余的还根本没考虑哩。后来，有多少回，我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突然意识到“那么宝贵的一个思想被他写坏了”，纠正错误却没有机会，他真的陷于绝望了。
我为我的未婚夫的艰难的物质状况感到痛心，我以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不久的将来，一年以后，等我过了成年日，得到父亲在遗嘱里答应给我的房子以后，我就有可能以彻底的办法帮助他。
从四十年代末期起，有两大块地产（约两俄亩）是属于我父母的，分别坐落在雅罗斯拉夫街和科斯特罗姆街。一块地上有一幢两层楼的石头房子，就是我们目前住的；还有三所木头的厢房。另一块地上造了两幢木房子：一幢已给我姐姐做陪嫁，另一幢预定是给我的。把这幢房子卖掉，可得一万多卢布，我就打算用这笔钱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还一部分欠债。使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我成年之前，我什么也无法进行。我母亲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做我的保护人，可他断然拒绝。
“这房子指定是给安娜的，”他说，“到秋天，等她满了二十一岁给她吧。我不想过问她的钱财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