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熟人在这十年间已经飞黄腾达，爬到了社会阶梯的高层。另一些人则相反，贫穷落魄了，在偏远的瓦西里耶夫岛上艰难度日，朝不保夕。这些人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不过他们都接受妈妈的邀请，出于旧日的情谊，“pour cette pauvre chère Lise”法语：为这位可爱又可怜的丽莎。，前来参加晚会。
客人来了一大堆，不过流品很杂。客人之中有一位部长夫人及其女儿（部长本人指1861至1881年间的俄国陆军部长德·亚·米留金。答应在晚会结束之前过来一下，不过这话没有兑现）。也有年纪很老、头发秃顶的德国显贵，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我只记得他极其可笑地咂巴着没牙齿的嘴唇，老是吻妈妈的手，一边连连说：“您的母亲，她很曼（美）。女儿当中没有一个这么曼（美）的！”
有个奥斯特泽伊省的破产地主，待在彼得堡想找个肥缺而不得。有许多可敬的寡妇和老处女，还有几个年老的军校毕业生，是我祖父过去的老朋友。一般地说，大部分来客是德国人，循规蹈矩，拘泥古板，平庸乏味。
姑妈们的住所很大，不过由许多窄小的斗室组成；小房间里摆满了大量难看又无用的物件和小摆设，是两个做事认真的德国女人在漫长的、守身如玉的一生中搜集起来的。由于宾客众多，兼以点了无数蜡烛，室内窒闷异常。两个穿黑色燕尾服、戴白手套的侍仆用托盘分送茶、水果与甜食。我母亲过去十分喜爱京城里的社交生活，如今生疏了，内心虚怯，惴惴不安：我们家晚会的一切事宜是否都合规矩？是否显得太老派，外省习气？她过去的女友们是否发现她压根儿落伍了，和她们的上流社会脱节了？
客人们彼此之间毫无关系。大家都很无聊，不过，作为有教养的人，乏味的晚会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他们甘心顺从自己的命运，甘愿忍受这份苦恼。
然而可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落到这样的社交场合会怎么样，是可想而知的了！他的外表与身躯就和所有其他的人截然不同。他自我牺牲精神发作，认为应当穿上燕尾服。可是这套燕尾服穿在他身上又难看又别扭，整个晚上使他心里直冒火。他从跨进客厅门槛那一刻起就开始生气。像所有神经质的人一样，他来到陌生人聚会的场所，便感到懊恼又难堪。到场的人越是愚蠢、卑琐，他对之没有好感，这种难堪的感觉就越强烈。他显然很想把这种感觉所激起的怨气对着什么人发泄一通。
我母亲连忙把他介绍给客人们，可他不向人家问候，却含含糊糊地嘟哝些什么，好像发牢骚，还拿背脊对着人家。更糟的是他立即表现出完全占有安纽塔的意图。他把她带到客厅的角落里，显出他决不让她离开那儿的劲头。这自然违反了上流社会的一切礼仪；而且他对待她的态度也远远不是上流社会的风度：他拉住她的手；俯在她的耳朵边跟她说话。安纽塔本人显得挺尴尬，母亲可是按捺不住了。她先试着“委婉地”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他的举止不当。她从旁边走过去，好像不是故意的，朝姐姐喊了一声，想派她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安纽塔正待起身，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其冷淡地阻止她：“不，等一等，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呐。”
这时母亲已经完全失去耐心，发火了。
“对不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她是家里的女主人，还得招待其他的客人哪，”她非常生硬地说，把姐姐带走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勃然大怒，犟在角落里，固执地不吭声，恶狠狠地环顾所有的人。
客人之中有一个人从最初一刻起他就特别憎厌。此人是我们家舒贝尔特方面指阿·伊·考西奇，当时是总参谋部的上校，后来是国务院的成员。（根据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的回忆录手稿确定。见斯·雅·西特拉伊赫在书中所作的注解。载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与书信》，页467）的一个远亲，一个年轻的德国人，某近卫军团的军官。他被认为是个十分出色的年轻人，英俊，聪明，又有教养，受到上流社会的欢迎——这一切都恰到好处，并不过分。他的追求功名也做得既体面又庄重，恰到好处，并不是厚颜无耻地急于飞黄腾达；他善于投人之所好，但不会露骨地谄媚奉迎，卑躬屈膝。他在姑妈家遇到表妹，以亲戚的权利追求她，但也很有分寸，没有做得让人家对他侧目而视，只是让大家知道他“有这个意思”。
正如这种情况下经常有的那样，家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合适的、有希望的未婚夫，但大家都装得好像根本没料到有这种可能的样子。连我的母亲单独和姑妈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只敢用一言半语或暗示去接触这个微妙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要一看到这位英俊高大、踌躇满志的人物，立刻就会恨得发狂。
年轻的胸甲骑兵，姿态优美地坐在扶手椅上，把他那条式样摩登，紧紧地裹住修长、匀称的双腿的长裤的美妙之处整个儿展览出来。他向我姐姐微微俯下身子，肩章轻轻晃动着，给她讲什么可笑的事情。安纽塔因为刚才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那一段插曲，神情还挺尴尬，脸上挂着有点儿刻板的、应酬的笑容（她的英国家庭女教师刻薄地称之为“温柔的天使笑容”），在听骑兵说话。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瞥见这一伙人，头脑里形成完整的恋爱关系：安纽塔蔑视、憎恨这个“德国佬”，这个“踌躇满志的无赖”；父母却想把她嫁给他，千方百计替他们牵线搭桥。整个晚会自然是为此而举行的！
设想好这一层恋爱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信以为真，气愤至极。
那年冬天风行一时的话题是谈论英国一个教会人士出版的把正教与新教作比较的一本小册子。不知道指什么书。在俄籍德国人的社交界中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一接触到这个话题，谈话便会活跃几分。妈妈自己是德国人，她说新教徒比正教徒优越之一是他们念福音的时间较多。
“难道福音是为上流社会妇女写的？”一直死不吭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开腔。“喏，那上面写着：‘上帝先创造丈夫和妻子’，还有：‘人抛弃父母，迷恋妻子’。瞧，基督是这样理解婚姻的！可是，一心只想把女儿安排得幸福些的天下母亲，对此会说什么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异常慷慨激昂地大声说了这番话。按照他的习惯，他激动的时候浑身蜷缩起来，说话像射击一般。影响是惊人的，所有斯文有礼的德国人都一声不吭，睁大了眼睛瞪着他。过了片刻，大家才猛然醒悟自己受到奚落，一下子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把窘状掩饰过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拿凶狠的、挑衅似的目光环顾所有的人，然后又躲在角落里，直到晚会结束没说一句话。
当他下一次又来登门拜访我们时，妈妈曾经试图待他冷淡些，好让他知道她在生他的气。可是，由于妈妈是个秉性异常善良、温柔的人，她对谁也不会长久地生气，更何况是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的人，因而他们立即又成为朋友，一切如常了。
但是安纽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打从那个晚会之后，不知为什么完全改变了——好像他们进入了生活的新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失去对安纽塔的仰慕之情；反过来，她也出现反对他、嘲弄他的意图。他这方面，在对待她的态度上开始暴露出异常的神经质和好挑剔；他开始要求回答，他不在我家的那些日子里，她是怎么过的；凡是她曾经流露过若干赞赏意思的人，他一概对他们抱着敌意。他上我们家来的次数并没有减少，相反的，也许来得更加频繁，待的时间也比以前长，尽管所有的时间几乎都在与我姐姐的争吵中度过。
在他们相识的初期，我姐姐在等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访的那些日子里，她总是摒弃一切玩乐，谢绝任何邀请，有他在房间里，她总是谁也不去理睬的。如今则是完全变了。如果他来的时候我们家里正好有客人，她就矜矜然动也不动，继续招待客人。有时候，人家请她去参加晚会，而那天本来约定是他来看她的日子，于是她就写信给他，表示歉意。
次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的时候已是怒气冲冲。安纽塔装作没有看见他心绪恶劣的样子，拿起手工活儿做了起来。
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怒不可遏；他往角落里一坐，阴郁地一声不响。我姐姐也一声不响。
“别缝了！”到临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会耐不住性子，从她手里夺走活儿，说。
我姐姐顺水推舟，双手操在胸前，但是仍不开口。
“昨天晚上您到哪里去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怒气冲天地问。
“参加舞会去了，”我姐姐淡然回答。
“跳舞了？”
“那还用问。”
“跟堂兄弟？”
“跟他跳，也跟别人跳。”
“您开心啰？”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审问。
安纽塔耸耸肩膀。
“没有更好的消遣，跳跳舞也开心的呀，”她回答，又拿起活儿做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默默地瞅了她一会。
“您呀，真是个空虚无聊、爱吵嘴的丫头！”最后他下定决心说。
如今他们的谈话常常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
他们之间经常进行激烈争论的话题是虚无主义。安·瓦·考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从很早的青年时代起在信仰方面就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十六岁左右她与一个彼得堡来的教会中学学生相识，这个学生显然是最初推动她去埋头研究先进思想的。她开始对进步刊物（《现代人》、《俄罗斯的话》、《警钟》）感兴趣，阅读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的严肃的书籍。其中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称为《生活生理学》的显然是德·格·里尤伊斯的《日常生活生理学》（1861—1862年俄译本）以及格·特·鲍克尔的《英国文明史》（1862—1863年俄译本）。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时常继续到半夜以后，两人越说火气越大，在剧烈的争论中各人说出来的观点远远比他们所持的真的观点偏激得多。
“如今的青年人全都头脑愚钝，思想不开阔！”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候直叫嚷，“对于他们，涂过油的靴子就比普希金更可贵。”陀思妥耶夫斯基模仿当时进步评论者对普希金的带有几份轻蔑的态度。（见本书页307注①）皮萨列夫、安东诺维奇，在某种程度上，连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也都对普希金的创作评价过低，认为他是“形式上的诗人”，而不是内容上的诗人。比如，杜勃罗留波夫看到普希金的创作的“主要不足”在于“缺乏明确的倾向和严肃的信仰”，没有发现他的性格中的“深度与力量”。（《杜勃罗留波夫》，第3卷，页362；第4卷，页130）
“对我们的时代，普希金实在过时了，”姐姐不动声色地说，她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比亵渎普希金更使他怒火万丈的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怒不可遏，有时拿起帽子就走，激动地宣称与女虚无主义者争论毫无用处，今后他决计不再上我家的门。不过第二天他自然又来了，像什么事情也不曾有过似的。
正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我姐姐之间的关系明显地恶化的时候，我和他的友谊却一直在增长。我对他的景仰与日俱增，完全受他的影响。他自然觉察到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很是受用。他常常拿我给姐姐作榜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说出一种深刻的思想，或者颇有才气的、和因循的旧道德正好针锋相对的怪论，姐姐会突然之间装得不解其意；我欣喜得眼睛发亮。她却有意要惹他发火，拿庸俗陈腐的道理去回答他。
“您的心眼儿小，而且丑恶！”这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焦躁起来，“您的妹妹就不同！她还是个孩子，可她多么了解我！因为她富有同情心！”
我高兴得满脸通红，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让人把我剖开，借此向他证明我是多么了解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没有向姐姐表示仰慕之情，像他们相识初期那样，对这一点，我在内心深处甚至感到满意。我自己对这种感情很觉羞耻。我责怪自己，这好像是对姐姐的某种背叛，我不自觉地跟自己的良心做着交易，竭力想以格外的温顺和殷勤向她赎取我这隐秘的罪过。内心尽管在谴责，可是每当安纽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依旧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喜悦。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称我为他的朋友，我居然极其天真地相信我同他比姐姐同他更接近，我更了解他。连得外貌上他也是赞扬我而贬低安纽塔。
“您以为您长得很好看，”他对我姐姐说，“但您的妹妹将来会比您漂亮！光是她的脸庞就比你有韵味，又有一双茨冈人的眼睛！您呢，您不过是个长得还算标致的德国姑娘而已！”
安纽塔轻蔑地一笑置之；我则喜滋滋地把那时闻所未闻的称赞我容貌美的话全都听了进去。
“说不定这是真的，”我对自己说，高兴得心跳都要停止。不过有一种想法又使我极度不安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表示偏爱可别惹恼了姐姐才好。
我很想确切地了解一下，安纽塔对此作何想法？等我长大成人后是否真的会很漂亮？后面一个问题我尤其关心。
在彼得堡时，我和姐姐同住一间卧室，夜里脱衣就寝时我们常常谈些体己话儿。
安纽塔照例站在镜子前面梳她那浅栗色的长头发，夜里她把头发编成两股辫子。这件事挺费时间，她的头发很浓，像丝一般，她不胜爱惜地用梳子梳着。我坐在床上，衣服已经脱掉，两臂抱着膝盖，考虑怎样开始我感兴趣的谈话。
“今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的事儿真可笑！”临了，我开了口，尽可能地装得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