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纽塔到彼得堡去时立即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他上我们家来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约定的那天来了。我记得，我们怎样狂热似的等待他，在他到来之前一小时我们就已经在侧耳倾听前厅里的每一下铃声响。然而他的第一次拜访很不成功。按安·瓦·克鲁科夫斯卡娅的书面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5年3月初与她第一次见面。（见1865年2月28日她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载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与书信》，页329）
我的父亲，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对于所有文学界的人都很不相信。他尽管允许姐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但只是事出无奈，暗地里不无忧虑。
“记住，丽莎，你要担负很大的责任，”他送我们从乡下出来时，临行叮嘱母亲。“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我们上流社会的人。我们对他了解什么？只知道他是个办刊物的，过去是苦役犯。介绍起来好光彩呀！没话说的！对他要非常、非常小心才是。”
正因为这样，父亲严格命令母亲，在安纽塔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见面时，她必须在场，而且一刻也不要让他们两人单独待在一起。我要求客人来访时让我在场，也得到同意。两个年老的德国姑姑不时想出什么借口走到房间里来，好奇地打量作家，像是看什么罕见的牲口，临了她们竟然坐在沙发上，一直待到拜访结束。
安纽塔恼火了，她事先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初次见面作过许多幻想，可竟然在这么不成体统的情况下进行；她气呼呼地板着脸，倔强地一声不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于这样尴尬的局面，不好意思，很不自在；他置身在这些老太太们之间，又窘又恼火。这一天他显得苍老，有病，——不过他情绪不好的时候总是这样的。他一直神经质地捋着他的稀稀拉拉的淡褐色胡子，咬咬唇髭尖儿，同时他的整个脸孔不停地抽搐。
妈妈挖空心思要引起一场有趣的谈话。她堆起殷勤的、应酬的笑容，同时分明又胆怯又有点窘，搜索枯肠，跟他说说叫人愉快的奉承话，提个什么比较得体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短地回答，故意显出生硬的样子。临了，妈妈bout de ses ressources法语：心思用尽。，也不吭声了。坐了半个钟头左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拿起帽子，笨拙地鞠了一躬，没有跟任何人握手，就匆匆离去。
他一走，安纽塔奔回自己房里，扑在床上，号啕大哭。
“永远，永远搞糟了！”她抽搐着痛哭，反复这样说。
可怜的妈妈觉得自己无过而受责。她本想竭力让各方面满意，结果大家都生她的气，她感到委屈，也哭了起来。
“你这个人总是这样：什么都不满意！爸爸依你的意思做，同意你和你的理想人物相识，我听他的粗鲁言语，听了一个钟头，你还怪我们！”她责备女儿，自己哭得像个孩子。
总而言之，大家都心绪恶劣。这一次来访，我们企盼已久，事前又做了不少准备，却只留下一个极为恶劣的印象。
但是四五天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来我们家，这一回巧得不能再巧了，母亲和姑姑都不在家，只有我和姐姐在家，于是冰块一下子融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握着安纽塔的手，并排坐在长沙发上，立即一见如故地谈了起来。这一回，谈话已不像上次那么拖拖拉拉、勉强，从一个谁也不感兴趣的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上。此刻安纽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都急于要说话，笑嘻嘻地互相打断对方的话，开着玩笑。
我坐在那里，没有介入他们的谈话，眼睛却看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贪婪地把他的话都记在心里。我觉得他此刻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人，十分年轻，那么朴实、可爱、聪明。“难道他已经四十三岁了？”我心里寻思，“难道他的年纪比我大三倍半，比姐姐大两倍多？他还是个伟大的作家：和他在一起完全可以像和同学在一起一样！”我顿时觉得他是极其可亲可爱的了。
“您的妹妹真可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完全出人意料地说，虽然一分钟之前还在与安纽塔谈另外一件事，而且好像压根儿没有留意我。
我高兴得满脸通红；姐姐回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这句夸奖，详详细细地告诉他，说我是个多么可爱、多么聪明的女孩，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始终同情她，帮助她，我心里充满了对姐姐的感激。姐姐兴奋起来，一边极口赞扬，一边给我想出并不存在的种种优点。临了，她甚至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在写诗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确实早在童年时就写过诗。（见回忆她的家庭教师伊·伊·马烈维奇的《回忆录》，载《俄国旧事》，1890年，第12期，页641—642）在《童年回忆》（《乡村生活》的一章）中她讲到她从五岁开始作诗，十二岁时她深信她将成为诗人，尽管她在家庭女教师面前因为害怕，没有把诗写下来，只是记在脑子里。：“真的，真的，以她这个年纪，写得还真不坏！”说着，无视我的无力的反对，她跑去把我那一厚本的歪诗拿了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淡淡地笑着，当即从中选了两三节来朗读，又夸奖了一番。姐姐高兴得容光焕发。我的天哪！这时刻，我是多么爱她！我觉得，我真愿意为这两个亲切可爱的人而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
三个小时光景不知不觉地过去。前厅忽然响起铃声：是妈妈从商场回来了。她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们家里，帽子没脱，手上捧着买来的东西进屋里来，一边抱歉说吃饭稍微迟到了一点。
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么随随便便、单独和我们待在一起，她万分吃惊，起初甚至吓了一跳。她的头一个想法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会怎么说呢？”不过我们扑上去搂她的脖子。她看到我们那么快活，容光焕发，也就释然了。结果是她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要客气，和我们一块儿吃便饭。
从这一天起，他在我家完全成了自己人，由于我们在彼得堡逗留的时间不会太久，他开始经常上我们家来，一星期来三四次。
特别精彩的是他晚上到我们家来，家里除他之外没有旁人。这时候他很活跃，变得异常可爱、诱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受不了大呼隆的交谈；他只会独白，而且要在所有在座的人对他都有好感，并且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的情况下。如果这些条件具备，他可以讲得十分出色，绘形绘声，如浮雕一般，其他的人讲得这么好的，我没有听见过。
有时候他给我们讲他酝酿中的长篇小说的内容，有时候讲他生活中的场面和插曲。例如，我还生动地记得，他向我们描绘他被判处枪决的那个时刻：他被蒙上眼睛，站在一排兵士面前，等待致命的口令：“放！”——忽然鼓声响了，传来赦免的消息。关于自己生活中的这一插曲，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最值得纪念的事情在相识的第一天告诉过安·格·斯尼特金娜、瓦·瓦·季莫费耶娃。这同一插曲在长篇小说《白痴》中也有反映。（《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6卷，页25，69—71；又见1873年《作家日记》，《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38）
我还记得一件事情。我和姐姐都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患癫痫症，不过这种病在我们心目中充满了妖术般的恐怖，我们从来也不敢触及这个问题，哪怕只是隐约地暗示也不敢。使我们惊奇的是，他自己谈起这件事来，详详细细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他第一次发作。后来我听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在服苦役时受了笞刑后才得了癫痫。见本书页110—111及页111注①。这两种说法迥然不同；哪一种对，我不知道，因为很多医生都告诉我，这种病的患者几乎都有一个典型的特点，那就是他们自己记不得病是怎么发起来的，因此他们常常加以想象。
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他说，这病开始发的时候他已不在服苦役，而是在流放中。那时他孤独一人，接连几个月看不到一个可以与之进行合情合理的交谈的活人，使他极为苦闷。忽然，完全出乎意料地来了一个他的老同学陀思妥耶夫斯基讲的是谁无法查明。（我现在忘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叫他什么名字）。那正是基督复活节星期日的前夕。不过他们在见面的快乐中忘记了那一夜是什么夜晚，在家里坐着谈了个通宵，既没有发觉时间的过去，也不觉得疲倦，沉醉在谈话中了。
他们谈的是两个人看得比什么都珍贵的话题：谈文学，谈艺术，谈哲学，最后涉及宗教。
那同学是个无神论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相信宗教，两人的信念都热烈而坚定，各人相信自己的。
“上帝有的，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激动得不能自制，叫喊起来。正在这时候，附近教堂敲钟了，召唤人们去做复活节星期日的晨祷。整个房间的空气都震动了，嗡嗡地响。
“我感觉到天空落下来，落到地面上，把我吞没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我实实在在地理解了上帝，体验了上帝。是的，上帝是有的！——我喊了起来，——此外我什么也不记得。”
“你们，健康的人，”他继续说，“都想象不出什么叫幸福，就是我们癫痫患者在发作前一刹那所体验到的那种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白痴》中描写了自己发病前的感觉。（《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626）穆罕默德在《可兰经》中断言，他看见过天堂，到过天堂。所有聪明的傻瓜都以为他不过是个吹牛大王，是骗子。啊，不！他没有撒谎！他像我一样，确实到过癫痫症发作者的天堂。我不知道这种无上的幸福持续了多久，几秒钟，几小时，还是几个月，但是请相信我一句话，我宁愿不要生活所能给予的一切欢乐而要它！”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所特有的低低的、热情冲动的声音说了最后那句话。我们大家都坐在那里，像受了催眠似的，完全为他的话所吸引。突然间，我们大家都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他马上要发作了。
他的嘴神经质地撇着，整个脸抽搐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从我们的眼神中看出我们的担忧。他忽然停住话头，用手捋了一把脸，诡谲地微微一笑。
“别害怕，”他说，“要发病我总是事先知道的。”
他料到我们的想法，我们有点尴尬，不好意思，可我们又不知道说什么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离开我家。后来他说，那天夜里他果然大发作一次。
有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话挺实在，压根儿忘记了有小姐在场。他常常把我母亲吓得要命。比如，他有一次谈起他还是在青年时代就在酝酿的长篇小说的场面：主人公是个中年的地主，受过良好的教育，彬彬有礼，经常到国外去，阅读内容丰富的小开本书籍，买些绘画和版画。年轻时他饮酒作乐，不过后来收敛了，成了家，有了孩子，受到众人的尊敬。
有一天早晨他醒来，太阳照着他的卧室的窗户；周围的一切是那么整洁，舒适，美好。他觉得自己也是那么整洁，受人尊敬。浑身有一种满意而安适的感觉。作为一个真正的贪图享乐的人，他不急急乎醒过来，想把这种普通植物般的静止的舒适宁静状态再延续下去。
滞留在睡梦与清醒之间，他心里又重温着最近一次出国旅行时的种种美好时刻。他又看到落在慕尼黑美术馆里圣采齐利娅圣采齐利娅，教会认为她是音乐的庇护天使。的裸露的肩膀上的奇妙光束。他的脑海里也浮现出不久前刚看过的《论世界的美与和谐》一书中言之成理的段落。
正当令人愉悦的梦幻与感受达到最酣畅的时刻，他忽然开始觉得不舒服——不知是身体里面痛，还是心神不安。受过枪伤，身上有子弹多年未取出的人常有这种情况：刚才还好好的，一点也不痛，突然之间老伤痛了起来，于是痛个没完没了。
我们的地主开始思索、想象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身上一点也没有痛的地方；精神上也没有什么痛苦。可是心里却像几只小猫在抓挠，越来越乱。
他开始觉得他应当回想些什么，于是他就使劲儿去想，努力去回忆忽然，他果真回想起来了，而且那么真切，活龙活现，全身心感觉到那么强烈的憎恶，仿佛那件事就发生在昨天，而不是二十年前。然而二十年间从来没有引起过他的不安。
他回想起，有一天，狂饮了一夜以后，在几个喝醉酒的朋友的撺掇之下，他强奸了一个十岁的幼女。苏·瓦·科瓦列夫斯卡娅所转述的“在酝酿的长篇小说”里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预先说出了《罪与罚》中的插曲——斯维德里盖洛夫的梦，还有未写进《群魔》正文中的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在吉洪家》一章，《1926—1930年版全集》，第7卷）。
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到这里，我母亲就把两手一拍。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行行好吧！有孩子在这里呐！”母亲用绝望的声调恳求道。
我那时也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只是根据母亲的不满，我猜想那准是什么挺吓人的事情。
不过，妈妈和米哈伊洛维奇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母亲很喜欢他，尽管有时候她也不得不容忍他一点。
我们在彼得堡逗留的日子快要结束的时候，妈妈想邀请所有的熟人，举行一个告别晚会。她自然也邀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推辞了很久，但不幸的是妈妈终于还是说服了他。
我们的晚会搞得真没意思。因为我们的父母幽居在乡间已经十年，在彼得堡没有“自己的”真正交往的友人。故交旧友早已星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