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常听说人家责怪陀思妥耶夫斯基傲慢，待人态度轻蔑，不仅对他不大熟悉的人如此，连对他早就认识并且相当熟悉的人也是如此。人家说，他在街上经过似乎故意不理睬熟人，在家里遇到他们，人家向他致意，他也不搭理，有时对他早就认识的人，他还常常问：这个人是谁？这种情况也许确实有过，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因为傲慢或自命不凡，而仅仅由于不幸的疾病，这种情况多半出现在发过病之后。凡是看见过这种病经常发作时的厉害的人，看见发过病以后好几天还有影响的人，他就会明白，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候连很亲近的人也不认识。我就记得有过这种情况。我住在巴甫洛夫斯克的时候，有一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知为什么傍晚时来看我。我们喝茶。我女儿刚给他端上茶，他突然一跃而起，脸色发白，身子摇晃，我费了好大劲儿把他拖到沙发旁，他抽搐着倒在沙发上，脸孔扭歪。他瑟瑟发抖。过了一刻钟，他苏醒过来，什么也不记得了，只是嗓音低哑地问道：“刚才我怎么啦？”我竭力安慰他，请他在我处过夜，可他毅然拒绝，说是他一定要回彼得堡。为什么要回去——他记不起来了，只知道一定得回去。我要派人去找马车，可是他连这也谢绝了。他说：“我们最好还是步行到车站，这样可以使我恢复精神。”我们出来，天已经相当黑了。我的寓所坐落在喀尔宾大道的路口上，所以我们得穿过整个公园，这个时刻公园里几乎没有人影了。还没有走到所谓谢特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停住脚步，大声说道：“我要发病了！”周围寂无人影。我让他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他坐了约莫五分钟，幸而没有发作。我们继续往前走，可是，刚走到离皇宫不远的往斯拉维亚卡河上的小桥去的阶梯旁，他又站住了，拿浑浊的眼睛看着我说：“发作了，马上要发作了！”这时我们只好在长凳上坐了十来分钟。在我们走到车站之前，这种情况又有过两回。到了车站，我派看守到别墅去叫他的亲戚，那人立即赶来，送他到彼得堡。第二天，我去看望他，他很衰弱，好像生过一场病，起初他不认识我。我想，他自己料得到，人家怀疑他傲慢实在是冤枉了他。
根据其哥哥的叙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小时候就是个神经质的、极其敏感的孩子，后来一定是病的发作使他更加敏感和容易激动。我觉得，病的一次次发作甚至对他的创作特性也有巨大的影响。如果他所创造的人物大部分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和心理刻画的准确性，尤其是后来的作品，人物身上有着某种病态的幻想的烙印，如果他们是像透过彩色玻璃似的披上幻影般的奇异色调而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么，这一切，无疑是受到他的不幸的疾病，从西伯利亚回来后特别发展的疾病的影响，就像他本人的性格受到影响一样。我相信，已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密朋友们，多年来对他有深刻了解的人，会同意我的看法的：他身上有时表现得很明显的不爱说话和粗暴生硬，完全不是因为傲慢或自视过高的缘故。
文学家们演戏彼·伊·魏恩贝尔格
从基金会文学基金会是1859年底成立的资助穷困文学家和学者的基金会的非正式名称。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会中的活动情况见《书信集》，第1卷，页314—316。一成立我就是该会的成员，因而我自然而然地热烈同情该会的目的和活动。由于同情该会和文学家也是从协会的角度出发，我考虑为资助基金会举办一次文学家演戏，也就是尽可能争取多一些作家参加演出。
那时，我经常与“德鲁日宁小组”“德鲁日宁小组”大部分是自由主义派的作家（安年科夫、鲍特金、皮谢姆斯基、费特、屠格涅夫、列·尼·托尔斯泰及其他人），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围绕着亚·瓦·德鲁日宁所形成的作家小组。德鲁日宁是文学基金会的倡始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基金会的活动。接触，当时文学界的所有头面人物常在那里聚会。我与皮谢姆斯基特别接近，他除了巨大的文学才能以外，还拥有巨大的演剧才能，凡是看过他演出的人都这样说。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热烈赞成，于是我们着手准备。决定演两个戏，先演《钦差大臣》，再演《结婚》。当然，首先要找到演员，我们一起商定，皮谢姆斯基演市长，我演赫列斯塔科夫，然后我开始物色人选。
所有的“大”文学家——最希望的是他们来参加演出——以极赞许的方式对待我筹办的事情，可是却很少有人愿意积极参加担任较为重要些的角色。在这以前，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过登台的机会，现在谁也不敢作初次尝试；连屠格涅夫也不敢，他一生中曾经多次演过戏，可现在不知为什么连得在他的《外省女人》中扮演伯爵也不愿意，我们准备把这个戏和《结婚》放在同一晚上演出。关于屠格涅夫参加业余演剧活动见屠格涅夫的《书信集》，莫斯科，1961年，第2卷，页284；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的《日记与笔记》，页115—116；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的《文学回忆录》，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1年，页137—142；《屠格涅夫与萨温娜》文集，彼得格勒，1918年，页68—69。他朗读这个角色非常出色这个小组中唯一的一位作家表示了极大的决心，甚至热烈的愿望来演戏的——不光上台，而且确实进行表演的——竟是不久之前回到彼得堡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1859年12月回彼得堡。，对于认识这位作家的人，特别是后来了解他的人，这件事无论如何是很奇怪的。“好事情，很好的事情，我要直率地说，甚至是很重要的事情！”他兴奋而带着点儿慌乱地说。事情还在筹备中，他有两三次跑到我这里来打听，是否一切准备就绪。当然，皮谢姆斯基（没有他的意见我什么也不敢决定）和我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充分的自由挑选角色，他毫不犹豫地选了邮政局长西贝京一角。
他说：“这个角色，不仅在果戈理的戏剧中，而且在俄国的所有剧目中，都是一个高度喜剧性的角色，并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我不知道怎么去对付，但我要怀着极大的喜爱非常努力地去演好它”
这样，邮政局长一角就决定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演。可是其余的角色怎么办呢？最要紧的是怎样安排其他的“大”作家呢？如果考虑到我搞这次活动的宗旨，他们不参加，义演就不成其为义演了。于是我想到请他们扮演先去见赫列斯塔科夫，后来又去见市长的没有台词的商人们。对这一邀请大家一致表示赞成，于是我这儿一下子出现了一群什么样的商人：屠格涅夫、格里戈罗维奇、迈科夫、德鲁日宁、克拉耶夫斯基及瓦西里·库罗奇金！请想象一下导演的自豪心情吧，有这样的“配角”听他调度！不过商人中间有个阿卜杜林，他有不少台词要说，可是我的“配角”中谁也不愿说。于是我写信给莫斯科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他回信说：“好的，我很高兴扮演阿卜杜林，不过你们先排练吧，我将在最后两次排练时赶到”奥斯特罗夫斯基同意扮演阿卜杜林一角的信见《奥斯特罗夫斯基全集》，第14卷，莫斯科，1953年，页75。后奥斯特罗夫斯基因病未能参加演出。阿卜杜林一角由弗·阿·科尼扮演。这样一来，作家所写的剧中人物我一个不缺了，还有区警察局长一角由刚开始写作的文学家，就是以亚蒙斯·西史金的笔名在轻松的幽默刊物上写过东西而稍微有了些名气的斯尼特金亚历克赛·巴甫洛维奇·斯尼特金（1829—1860），作家，《读书文库》撰稿人。来扮演（呜呼！他为演这个戏牺牲了性命，因为演出时着了凉，得了热病）关于斯尼特金之死，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0年5月3日写信给女演员阿·伊·舒贝尔特表示遗憾。（《书信集》，第1卷，页294）；市长夫人一角由著名女演员伊林娜·谢苗诺夫娜·考妮（过去叫桑杜诺挂）担任；其他角色都在会员中分配停当。
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很出色的演戏才能，——很久以后彼得堡的公众才知道他还是个出色的朗诵家。我想，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晚年认识他的人，谁也想象不出他曾经是个喜剧演员，而且还是个巧妙的喜剧演员，善于引人发出纯粹果戈理式的笑声；陀思妥耶夫斯基演的西贝京除去少数无关紧要的地方之外，是完美无缺的，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伊·谢·考妮演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也很绝；还有，我敢大胆地说，本地大学生洛维亚金扮演的奥西普一角妙在颇有独创性；我所见过的为数众多的奥西普（有一回我甚至同马尔蒂诺夫搭档，我演赫列斯塔科夫，他演奥西普）中，只有萨多夫斯基普·米·萨多夫斯基（1818—1872），演员。堪与洛维亚金媲美。
至于我本人，那么，扮演赫列斯塔科夫使我回想起一段与之有联系的往事，就是在排练有这个角色的戏时，演员们对台词处理有不同的意见，这一段往事我以为还是有点儿意思的。
到现在为止，我看过许多人扮演的赫列斯塔科夫，也看过演得最好的，亚历克赛·马克西莫夫演的赫列斯塔科夫，——所有扮演的人，即使是对角色极其细心地“精雕细刻”如舒姆斯基的，表现早饭后撒谎那个场面总是使我纳闷，据我的意见，他们都演得完全不符合作者把赫列斯塔科夫安置在这一场面中的情景，不仅内心活动不符，连外部表现也不符。我看见过的所有赫列斯塔科夫，谈到自己任职的衙门时，多多少少总是提高嗓门，但是到了独白的结尾，他们的声音开始衰弱，说话的兴致——本来就不大——渐渐低落，变成半醉的瞌睡蒙眬状态，市长只好向着几乎已经陷入瞌睡的人说“大大人”这句台词。如上所说，我从两方面发现这样表演是不对头的：从内心方面，赫列斯塔科夫——正因为他是赫列斯塔科夫——既然自以为是司长，有三万个听差供他使唤，又看到人家在卑躬屈膝地洗耳恭听，他必定越来越狂妄，因而这时完全不可能进入半睡不醒状态；从外部表现方面则是因为在这段独白的结尾，“元帅”这个词儿说了一半的地方果戈理本人作了情景说明：赫列斯塔科夫“滑了一跤”。静静地坐在安乐椅上的人怎么可能滑跤呢？市长惊恐万状，在一个几乎要睡去，而且分明是喝醉了酒而几乎要睡去的人面前，连两个字的一句话都说不清楚，这样的惊骇自然吗？有鉴于此，我作了不同的舞台调度：在“对不起，我来不过我已经”等等这句台词念过以后，我带着威胁口气提高声调，过了一会儿，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继续说下去，威胁的口气越来越重，摆出气焰嚣张的大官儿的架势，因而“滑了一跤”，不过没有摔倒，因为市长和几个官员赶紧上前去搀扶很可能演出不符合我的构思（演员们经常如此），但构思是清清楚楚的。皮谢姆斯基在第一次排演时就充分肯定我对这一场面的理解，只对几个纯粹的外部动作提出了意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高兴，——现在我以满意的、自豪的、我认为是有理由自豪的心情回想起这一点。
他神经质地说：“这个赫列斯塔科夫是带有悲喜剧之庄严的赫列斯塔科夫，”看到站在这里的几个人脸上有一种困惑不解的神色，他继续说：“真的，真的，悲喜剧的！这个词儿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他正是这样一个自欺自慰的英雄——一点不错，是英雄，赫列斯塔科夫必定是个英雄，而且必定在这种时刻才是！否则他就不是赫列斯塔科夫！”
这次演出以后过了许多年，每当我们见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屡次回想起这个场面，说恰恰应当以这样的情绪和声调来演但是我并不满足于搞文学的人的评论；我想知道专家们，也就是演员们的意见，于是我去找马尔蒂诺夫，我不仅器重他的高度的天才，还看重他的极其灵敏的批评感觉，我经常与这位伟大的演员进行亲密无间的闲谈，我很信服他的意识，他的评戏，正如他对待角色创造的严肃认真、反复思考的态度一样，我是很信服的。不过，我要顺便指出，有一种相反的看法流传得相当广泛，那就是认为马尔蒂诺夫是个不自觉的创造者，舞台艺术的一切理论观点他都不熟悉，他的表演马马虎虎，差强人意，如此等等。
我事先没有告诉马尔蒂诺夫，我高度重视他对我（以及所有其他人）的表演的意见，我主要是想了解他对我所理解的撒谎一场戏有何看法。几年前，在马尔蒂诺夫还没有到哈尔科夫来以前1855年5、6月间马尔蒂诺夫在哈尔科夫巡回演出。这一年魏恩贝尔格积极参加了业余戏剧演出。（见《哈尔科夫省公报》，1854年12月4日，第48期），那时刚大学毕业的我，和作为“票友”的他合演过《钦差大臣》的第二幕，对于总的表演性质他是比较赞赏的。我只要求他来看一次我们的演出，指点指点，提提意见。马尔蒂诺夫很认真地看了，幕间休息时提出些意见，作了纠正，一般说来完全满意，但在第三幕之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我说，吹牛这一场戏你们为什么让赫列斯塔科夫这样动作呢？”
“怎么样，亚历山大·叶甫斯塔弗耶维奇？”
“有点儿特别我觉得”
“不对头？”
“怎么对您说呢？有点儿怪演出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有戏剧性这种手法，您是从别人那里搬来的，还是您自己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