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选稿子从来不会错，“会有人看的！”说着就拿去发表了。瞧着吧，果然有人看。有一回他搞错了，大错而特错，很糟糕地、很不值得地错了，那就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斯契潘奇科沃村》搞错了，这篇作品确实差劲，但那是作者流放回来时带来的，《现代人》的编辑单凭这一点就该用它。中篇小说《斯契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年4月作于塞米巴拉金斯克，曾经寄给《俄国导报》，但是卡特科夫拒绝刊用。同年9月，这篇小说推荐给涅克拉索夫，他也否定。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吃惊，更使他伤心，因为他很想把它发表在《现代人》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的关系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形成的，和科瓦列夫斯基所述的略有出入（详情见本书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片断的题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气已尽。他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涅克拉索夫宣判说。结果搞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拿起笔，写出《死屋手记》及《罪与罚》作为回答。他只是亮出“所有的东西”。这一回涅克拉索夫的嗅觉不灵了。
这一可悲的事件还产生了可悲的后果。《现代人》自愿放弃本来可以为它的版面增辉的珍品，还不算是特别倒霉：它还可以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皮谢姆斯基及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丰富的作品中去挑选从1860到1866年杂志停刊，托尔斯泰与皮谢姆斯基没有在《现代人》上发表过作品，屠格涅夫发表过一篇《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1860年1月）。奥斯特罗夫斯基在这一时期确实与杂志积极合作。可是被苦役所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运，这个患癫痫的、心情抑郁、易动肝火、缩手缩脚的人的命运却从此起了变化，他的整个余生戴上了穷困和限时限刻干活的镣铐科瓦列夫斯基夸大了。为《现代人》撰稿未必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摆脱“限时限刻干活的镣铐”。而他还只刚刚摆脱其他的镣铐。
“既然这样，那我要自己办杂志了。”他打定主意。
他也错了。
在亲兄弟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帮助下，他筹集了一笔资金。他自己负责论战栏：攻击，回击，争吵，责骂。不过他把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和已经成家的兄弟的最后一点钱财全投在这件事业上，结果落得四处碰壁，欠债累累，一身要命的病痛，那是在西伯利亚得的，在编辑部里又发展了。他生气了，而他的论敌却笑了——笑声得胜了。萨尔蒂科夫给他的杂志《时代》起外号叫“裙子”，把编辑部的成员叫作“雨燕”在1864年七月号的《现代人》上，姆·安东诺维奇的《致雨燕》一文称《时代》为“裙子”；《现代人》1864年五月号上“文艺界花絮”栏里刊登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凄惨的往事》、《雨燕》。《现代人》还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一本杂志《当代》的编辑部比作“鸟儿”，因为《当代》在1863年一月号上刊登了弗·贝尔格的诗歌《鸟儿》。《时代》与《现代人》的论战见本书页253注①。，涅克拉索夫本人在《口哨》上登了几首诗讥讽“冷淡的雾”和“月亮上的居民”《冷淡的雾》是伊·魏恩贝尔格的文章，刊登在莫斯科的《雅曲娜神庙》杂志（1858年，第38、39期）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办的杂志无关，第一份《当代》是1861年1月起才开始出版的。在《〈当代〉颂歌》（出自涅克拉索夫的手笔，《口哨》，1861年1月，第7期）中以友好的、开玩笑的口气提醒新杂志那上面登的类似《冷淡的雾》的一些乏味的文章，据注释中说，这几篇文章断送了《阿捷涅伊》（《阿捷涅伊》出到1859年第8期便不存在了）。科瓦列夫斯基也（不很确切地）引用了这一节诗，但曲解了它的意思，以为是对《当代》杂志的挖苦。
至于《月亮上的居民》，《当代》第1期（1861年1月）曾刊登过斯特拉霍夫一篇文章叫《行星上的居民》论证其他行星不可能有生命存在。《行星上的居民》和《冷淡的雾》一样，是《口哨》与《火花》方面屡次揶揄的对象。，整月整月地登载在刊物上。
偶然间有一篇短文付型，评论冷淡的雾，口袋里忽然响起口哨声。
这时你就躺下去死吧，——《口哨》说道。
挖苦月亮上的居民的就更多了，甚至不看过文章就挖苦。后来他们果然写了，以证明月亮上没有任何居民。可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这些讽刺挖苦深感痛苦；在《现代人》的敌意可能不比月亮上的居民多的地方，他看到敌意的迹象。刚好在季刊出版前，印刷厂的一根轧辊断了；《现代人》的手也伸到这里，——轧辊是它搞断的！它不插手，轧辊不会断的！
“轧辊断的不单单是你们一家印刷厂，”人家竭力安慰他。
“轧辊会断的，说得是，可不是在快要出书的时候啊！这里恰恰在快要出书的时候！恰恰是在季刊收订之前。不，这儿不会没有《现代人》插手！不会！这我可是一清二楚！”
这时候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是又可怜又叫人心痛。他像一只被捕而还在呜呜反抗的野兽题解：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科瓦列夫斯基（1823—1907），诗人，小说家，文艺批评家，按所受的教育是采矿工程师。他是作家、旅行家叶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的侄子。
1853至1858年，他居住在瑞士与意大利，写的文章，一部分发表在1857与1858年的《祖国纪事》上，总标题是《意大利与瑞士风景线》；一部分从1859年中开始发表在《现代人》上，总标题为《癔病患者的旅途观感》。这些文章作者于1864年汇编成集子出版，标题是《旅行者的探讨：意大利及瑞士。旅行者与游记》（圣彼得堡，1864年）。集子受到读者与评论家的极为热烈的好评。
1859年回到彼得堡，科瓦列夫斯基在《现代人》、《祖国纪事》及《欧洲导报》上发表翻译作品与一些形式新奇的诗歌。1861年第2期的《现代人》刊载他的短篇小说《意大利一隅》，1864年的第11、12期上刊登他的中篇小说《脱离实际的人们》；1870年在《欧洲导报》上发表一些对艺术展览会的解说性文章。
科瓦列夫斯基有机会观察同时代的许多杰出的艺术活动家：屠格涅夫、费特、涅克拉索夫、格林卡及克拉姆斯科依。他写了回忆录《人生途中的会见》（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在第五章《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科瓦列夫斯基还写过一部自传性的长篇小说《生活的总结》，未完成。（《欧洲导报》，1883年，第1—3期）
本文根据帕·米·科瓦列夫斯基的《诗歌与回忆录》，圣彼得堡，1912年，页275—278刊印。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亚·彼·米柳科夫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们文学中一切稍微重大些的现象都产生热烈的兴趣。他特别关切地注视着刚开始写作的青年作者，当他发现某个青年作者有才华又热爱艺术，他十分欣喜。在我主持《火炬》杂志编辑部工作期间，每星期总有些撰稿人夜间在我处聚会，大部分是青年人。见本书页212—214。不过我的常客却是著名小说家符谢沃洛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克列斯托夫斯基，当时他刚离开大学，开始他的抒情诗的创作活动，以思想新颖、形式精致著称。有一次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朗诵了一个小剧本《莎丽姆斯卡雅·格吉拉》，情节类似谢米拉德斯基的一幅著名的画《女罪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完这一诗剧，向作者表示最亲切的赞许，以后屡次要求克列斯托夫斯基再朗诵。他还非常喜欢听克列斯托夫斯基朗诵抒情诗的未定稿，那是篇幅不大的抒情长诗中的一部分，总标题叫《春夜》。他很喜欢这些诗歌，有些章节他听过就记住了。第一次，克列斯托夫斯基不知为什么没有来参加我的例行的晚间聚会，陀思妥耶夫斯基晚饭后亲自朗诵了他的《春夜》片断：天哪，这里有多少浆果，多少成熟的草莓。
你记得吗，正好一年以前，我们无邪地在这里相会？
只是有一次在丛林里我们无意间遇到你的老舅舅。
以后他遇到我们，总是狡黠地微微一笑，眼睛瞧着你和我。
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社会和我们年轻一代的态度，大家从他的《日记》中都知道的。他始终愿意倾听年轻人的声音，鼓励他们，提出善意的意见帮助他们，却从来不曾为了猎取名声而讨好“新人”。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有一次，一个不相识的大学生来找他，不像是想要得到什么照顾的样子，只想对和蔼可亲的人倾吐一下他对宗教与道德的怀疑。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谈话以后，这位年轻人受到鼓励，精神焕发，眼睛里噙着泪水走了。这一类的事情似乎也不止这一桩。没有对年轻人的热爱，能这样影响他们吗？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孩子特别同情，不仅对他认识的家庭的孩子如此，即使对完全陌生的人家的孩子也是如此。我经常看见他十分关切地观察孩子们的游戏，了解他们的兴趣，倾听他们天真的谈话。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发现几个讨人喜欢的孩子的形象，如小头头格辽莎，这是毫不奇怪的。有一件事我难以忘怀，明确懂得凡是与孩子的兴趣有关的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很熟悉的。有一次，我把我亲眼看见的我们街上的一个小小的场面告诉他。有—年夏天的黄昏，我坐在敞开的窗口旁。一个牧童赶着几头牛，在我们屋前停下，用两俄尺长的喇叭吹出尖利的颤音，这种喇叭，凡是夏天没有离开市区的所有彼得堡的居民都是熟悉的。有个小童工，身穿粗花布长衣，光脚，走到牧童跟前，提出给他半戈比，让他吹一吹那乐器。牧童同意了，把喇叭交给他，告诉他怎么个吹法。孩子拿着这件怪模怪样的、他几乎拿不起的笨重的乐器。起先他腮帮鼓得像水泡，可是一点声音也吹不出，后来慢慢吹出虽然微弱但是相当尖利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孩子分明异常满意。在他摆弄这件乐器最起劲的时候，即当他忽然吹出很响的一声颤音，使几头牛一齐哞哞地叫了起来的时候，不知从哪里走过来一位警察，揪住孩子的耳朵，吼道：“你这淘气鬼，捣蛋！看我不揍你！”小家伙慌了，扔下喇叭，泄气地低着头跑了。
我把这件事讲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他快步在房间里走动，热情地说了起来：“这件事难道你只觉得可笑？这是一出戏，一出严肃的戏！这个可怜的孩子生在乡下，呼吸的是新鲜的空气，整天在田野里奔跑，跟顽皮的孩子们到森林里采蘑菇，采野果，看牛吃草，听鸟儿唱歌。可能他爸爸或者什么叔叔从割草的草场上让他坐坐大车，或者甚至让他骑骑马。孩子在乡下有一管笛子，也可能是芦笛，他就用他那孩子的小胸膛的全部力气吹笛子。现在人家把这孩子带到彼得堡，交给一个木匠或铜匠，让他学几年手艺，或者最好是说吃苦头，他就从大清早到夜里一直待在窒闷的地下室的作坊里，坐在对面不见人的浓烟和烟炱中，除了锤子敲打铜铁和小师傅的咒骂，什么也听不见。这是一座小小的‘死屋’，命里注定他要在那里度过多年的苦役生活，确切点说，是无期的苦役，正像西伯利亚的特别队。他的一切消遣唯有主人派他去买伏特加，往小铺子跑一趟，逢到晴天的休息日，他和其他苦役犯一般的小艺徒在臭烘烘的院子里懒洋洋地逛逛，还有就是他可以在大门口站上一阵，如果看院子的不撵他走的话。现在这孩子身上有了一点钱，他没有去买蜂蜜饼吃，也没有去买梨子克瓦斯喝，看到几头牛走来，牧童手上还有一支大芦笛。他已经听见笛子的声音。他不由得想要满足一下高级的、美感的要求，不管怎样，这是人人都有的天赋，于是他把最后半戈比交给牧童，让他玩一忽儿，真正只一忽儿，哪怕从他的被窒闷的作坊憋得慌的孩子的胸膛里只吹出几个短促的声音也好。多么大的满足！多么痛快的享受！他的喇叭响了，他亲自玩过了，母牛哞哞地叫了起来，——像乡下一样与他呼应。突然，城市的秩序与安静的维护者——警察抓住可怜的孩子的头发，夺走他的喇叭，吓唬他你体会一下吧，这里面有多少催人泪下的东西，这是一出什么戏！可爱的孩子，可怜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