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回忆录》选德·瓦·格里戈罗维奇
进工程学校即工程总校。见本书页40注①。的头一年，于我是颇为苦恼的。直到如今，离开当时已经半个世纪以上，回想起来还不无痛楚之感。这与其说是由于校方对学生的森严的纪律、步法操练和枪法操练，以及由于课堂上艰深的功课造成的，倒不如说是由于当新生的缘故，因为要跟他们同屋居住，同室睡觉。很难想象，在公立学校，并且还是军事学校，居然会存在一些只有最野蛮的团体中才会存在的风气，而且还根深蒂固。校方不可能不知道这类情况。应当这样看：校方认为恶劣风气是不可避免的，便眼开眼闭，主要只关心表面上的正常无事，只要上级机关对校方满意就行。
全部学生，或者叫学员，以区别于武备中学学生，共一百二十人。我在校时，三分之一是波兰人，三分之一是波罗的海沿岸省份的德国人，三分之一是俄罗斯人。高年级两个班的学员早就是些剃胡须的人了，他们大部分时间独来独往地生活，只在万不得已时才与其他人接触。新生在年纪比较轻的高级班学员那里实在没有好日子过。从进校第一天起，新生便得到小松鸡的外号——这个名称大概是从松鸡一词来的，当时军人称文官就叫松鸡。当时的风气就是把小松鸡当作贱民看。尽可能地考验这些人，侮辱这些人，被看作是特别光彩的事情。
新生站在那里，不敢动一动；老生走过去，以挑衅的口气说：“您，没出息的小松鸡，大概开始喝酒作乐了吧？”“您哪我什么也没干”“说得倒好，什么也没干瞧我的！”接着是用手指狠狠地弹一下鼻子，或者把他的手扳到肩膀后面去，无缘无故地饱以一顿老拳。或者：“喂，您，小松鸡，叫什么名字？
到三号房间去，把我床边的一本练习本拿来！快点，要不，小心挨整！”在新生的床上倒水，在他的领子里浇一勺子凉水，在纸上倒墨水，逼着他舔干净，逼着他说下流话，老生发现他们把妈妈的娇儿搞得狼狈不堪时就认为是天大的乐事。
在教室里准备功课的时候，等值班军官一走开，两个教室之间的门口就放上桌子，新生们必须手脚着地从桌子底下爬过去，爬到另一边就被几股皮子绞成的鞭子噼里啪啦滥抽一通，打到哪里就是哪里。而且，遇上这样令人憎恨的暴行还千万哭不得，躲不得。医生的儿子К，和我同时进校，刚想用拳头抵挡几下，他身边立即围拢好大一帮人，把他毒打了一顿，他只好让人家抬进校医室；幸亏人家教他说是自己碰在教室的楼梯上撞伤了。他若是照实说了是怎么一回事，那他大概要付出重大的代价。
凡此种种都发生在公立学校里，对每个学生都严厉苛求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使他们经常战战兢兢，犹如大祸临头。为一点最无辜的过失，如领子或纽扣未扣上，就被罚关禁闭，或者背上背囊，手持枪械，在门口罚站几小时。
学校里有一间办公室，与连长费莱的住宿房间相连；办公室里经常坐着一个军士文牍员，名叫依古姆诺夫。学生时常走进办公室去看看，有没有信件，有没有亲人来访。费莱偶尔出现在门口，立即用手指着进去的人，用瞌睡蒙眬的声音说：“依古姆诺夫，把他记下来！”依古姆诺夫执行命令，于是到了节假日，进办公室去的人就得无缘无故地留在学校里。
责怪校方纵容学生胡闹无疑是不公平的。不应当忘记，当时校方受到的威胁比我们学生大，承担的责任也更大；关起门来在学校里胡闹，校方是眼开眼闭的，如同我已发现的那样，只要学生在下述时刻一切都做得道地就行：在街上遇到军官，向他举手敬礼，一个不漏；外出证挂在规定的第二颗纽扣与第三颗纽扣之间；当勤务兵或者交接班时表现出色，参加五月的检阅式时个个精神抖擞。应当说，校方对休息厅里发生的情况是毫无所知的，不知为什么，校方很少去留意那里的情况。那里除了虐待新生之外，还出现其他理应受到谴责的场面；常常唱淫秽的曲子，其中包括那首出名的《费尼亚》，结尾是叠唱：你呀，费尼亚，费尼亚，我的小浆果费尼亚！
每年复活节前夕，文牍员依古姆诺夫身穿制服，纽扣扣得严严的，微微侧着沉思的脸，走进休息大厅。他在大厅正中央站住，等学生围上来，他朝着手掌咳嗽一声，也不望望在场的人的眼睛，用低哑而又单调乏味的声音朗诵起茹科夫斯基的著名的诗：主显节的夜晚姑娘们拿纸牌算命茹科夫斯基的故事诗《斯维特兰娜》中的诗句。
朗诵完毕，依古姆诺夫一鞠躬，依然带着沉思的神情缓缓走出大厅。
每次这样聚会以后都收集到捐款签名，帮助依古姆诺夫，推派一个高年级学生去交钱给他。
学校的师生员工，民族不同，但感觉不出来，或者至少是反映出来的很微弱，几乎觉察不出。全体人员中普遍存在的森严的从属关系，各年级功课的深奥复杂，一部分是普遍的自尊自大，把民族的差异给磨平了。我在学校那个时期学校里是充满了自大感的。这种自尊自大建立在对其他军事学校的优越感之上，这种优越感就是在学校里不许体罚。这种优越感在相当大程度上提高了每个人的气派，造成他的骄傲自大。
向值班军官去告状，说老学生的恶劣态度，被认为是告密，当奸细。我在学校四年，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即便是这一次，与其说是根据事实，不如说多半似乎是根据猜测。有个比我早入学的学员，做了连长费莱的心腹，大家都怕他，一致不喜欢他。费莱对他一反其过去几乎从来不与学员说话的习惯，开始常常把这个心腹叫到自己的房里去；过了若干时候，这位心腹的肩膀上佩了军士的肩章，而这种荣誉通常是嘉奖在前线部队的特殊功绩和操行优良的。这种做法足以引起人们对他的怀疑；种种传说随之而起，四散传播，说那心腹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告密者罢了。我不记得对付他的计谋是怎么凑起来的，怎么酝酿成熟的，因为我没有参与其事。我只记得下述的一幕。有一天晚上，这位当了军士的心腹值班；他走过我们睡了六十个人的大房间，房间里有高高的洋铁烛台，里面灌了水，浮着蜡烛头，光线暗淡。
那心腹刚一出现，蜡烛火立刻熄灭；正等着这一时刻的几个人从床上一跃而起，用被子向他掷去，痛殴他一顿，打得他半死不活。在闹哄哄的呼喊声中，值班军官奔了进来；土豆儿四面八方朝他掷去，毫无疑问这是晚饭后预先藏起来的。军官喊道：“老天爷，我不是挨土豆儿砸，是挨枪弹，不过我不怕！”土豆子弹继续如雨点般飞来。军官跑去找连长；连长大概也吓得不敢露面，但是跑去喊校长夏林戈尔斯特。第二天早晨，叫全连人按小房间排好队；夏林戈尔斯特将军来了，照例先问好；可是大家不理他。继他之后，军事学校参谋长盖鲁亚将军迅速驱车来到。
他一边经过小房间，一边也开始问好，然而还是没有一个人应声。他大概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倔强的不服从行为，认为这是危险的罢课，所以他没有走到最后一间小房间，猛然转身，在校长陪同下走了出去。校长垂头丧气，嗒然若失。结果是全连人都被不定期地关在学校里。只是到了必须去营地时禁令才解除。
谈到欺压新生的野蛮风气，有件事至今还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不可不提一下。两个高级班的学员中有一个学员突然挺身而出保护挨打的新生，向那个欺侮人的家伙扑去，把他推开，力气用得好大，使那家伙跌倒在地板上。好几个人向见义勇为的保护人冲上去，但是他声明，谁第一个靠近他的身边，谁就得断几根肋骨。这一番吓唬的话可能会兑现的，因为他孔武有力。人围了一大堆。他宣布，从今以后谁也不准再碰一碰新生，他认为欺侮没有自卫能力的新生这种风气是卑鄙的，下流的；谁若要欺压新生，他就跟这个人过不去。这样做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这位勇士就是拉迪茨基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拉迪茨基（1820—1890），侍从武官长，1877至1878年俄土战争的参加者。，就是后来成了希普卡的英雄的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拉迪茨基。在庆贺他的筵席上，我向他致贺词，提到他青年时代的这一见义勇为的壮举。拉迪茨基的庆功宴在1878年10月19日举行，参加宴会的除军人之外，还有格里戈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谢切诺夫。（《声音》，1878年，第293期）
在我当时的同学中，也有后来出类拔萃的人，如：托特列边，康·彼·考富曼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考富曼（1818—1882），侍从武官长，军人，国务活动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的同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巴乌寇尔巴乌寇尔（1822—1889），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的同学，1888年起任交通部长…
新连长罗静男爵接替费莱，学校的风气跟着也淳和多了。
有一个星期天，我离开学校，想去拜望一下我从前的导师科·费·柯斯托马罗夫。格里戈罗维奇1836年1月起在柯斯托马罗夫寄宿学校读书，1837年1月10日进工程学校。费·米及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37年进该寄宿学校，1838年1月16日费·米被工程学校录取。我是早上去的，这时候他的弟子们还没有开始学习。他们是一群新人，仍旧有五个人左右。他们一下子高兴地将我团团围住；我成了他们最感兴趣的人物，我可以告诉他们学校里的生活情况，他们来年春天就要进那个学校了。
这群年轻人之中有个十七岁左右的青年，中等身材，体格壮实，淡黄头发，脸上的特点是面色苍白，带病态。这个青年人便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从莫斯科来。他哥哥没有参加工程学校的考试，到学员的工兵连工作，提升为军官，派往雷维尔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健康状况没有被准许参加工程学校考试；1838年6月起在雷维尔读书，并开始在工兵连任职。退职后，1847年底迁居彼得堡。任职。几年后从雷维尔回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退职，开了一家纸烟厂，同时翻译歌德的作品，写作剧本《老的和少的》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歌德的叙事诗《列那狐》译成俄文（《祖国纪事》，1848年，第2、3期；又见弗·齐尔蒙斯基的《俄国文学中的歌德》，列宁格勒，1937年，页477），还译了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读书文库》，1848年，第2、5期），译文均属优秀。在1848至1850年间的《祖国纪事》上，他发表了一系列自传性作品，1851年又发表喜剧《老的和少的》。，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流放回来后，米哈伊尔又当《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办的《当代》杂志（《Время》）时间要早得多，在1861至1863年间，后因书报检查停刊，1864年起办的《时代》杂志（《Элоха》），1865年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停办，那已经是他的哥哥去世以后的事了。（见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又参见《书信集》，第1卷，页396—403）杂志的编辑。
几乎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工程学校的第一天起我便和他接近。到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我仍旧清楚地记得，在青年时代的所有同学中，没有一个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使我马上喜欢了他，跟他形影不离。他起初似乎也以同样的感情回报我，尽管他生性拘谨，缺乏年轻人的开朗，感情不外露。在周围尽是陌生人的场合，他是很乐于碰到我这个熟人的，因为这些陌生的同学遇到有粗野无礼地向新生找岔子的机会总是不肯放过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那时就表现出孤僻的性格，躲在一边，不参加游戏，专心致志地读书，寻找僻静的地方；他很快就发现这样的地方，一直很喜欢去，那是在四号房间的一个很深的角落，有一扇窗户朝丰坦卡；休息时间总可以在那里找到他，而且总是捧着书本。
我的气质过分热情，性格又极其温和柔顺，我不仅依恋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完全接受他的影响。这影响，在当时应当说对我是极为有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发展在各方面都超出于我，他的博览群书使我惊讶。他提到的作者名字，我还从来不曾听说过，是新发现。在结识他之前，我和大多数其他同学只看专业教科书及讲义，这不仅是因为与功课无关的闲书禁止带入学校，也因为大家对文学普遍不感兴趣。
我确信，1837年普希金的去世，我们之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深感痛苦1837年5月，从莫斯科赴彼得堡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相约，“到彼得堡后，立即到决斗地点去，到普希金从前住过的寓所去，看看他去世的那个房间”。（1876年《作家日记》，《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69；又见本书页40—41），他在莫斯科的车尔马克寄宿学校时关于车尔马克寄宿学校见本书页34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
就读过普希金的作品；在伟大诗人的遗体搬出寓所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对学校大概也同样采取了措施：下令要尽可能把事件掩盖起来，并注意监视，使人们少去谈论。
后来我常常遇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求过学的车尔马克寄宿学校出来的人，他们的出众之处都是博览群书，有很好的文学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