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几次低声说：“叫孩子们来。”我去叫了来，丈夫向他们努起嘴唇，孩子们吻了他，按照医生的命令，立即离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凄戚的眼光目送他们。临终前两小时光景，他又喊孩子们来，他吩咐把《福音书》给儿子费佳。
白天，有许多各色各样的人来我们家，我没有出去照应。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也来了，他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谈了一会儿，费奥多尔低声回答他的问候。
将近七点钟，我们家的会客室和餐厅里聚集了许多人，等待着科什拉科夫，他七点钟光景要来看望我们。突然，毫无任何明显的原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颤抖了一下，在长沙发上微微欠起身来，一股血又把他的脸染红了。我们开始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放上冰块，可是吐血没有止住。大概是这时候，迈科夫偕妻子又来了，好心的安娜·伊万诺夫娜决定去找恩·普·切列普宁医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失去知觉，孩子们和我跪在他的床头哭泣，使劲儿熬着不大声痛哭，因为医生预先讲过，一个人留下的最后感觉是听觉，任何破坏寂静的声音都可能延缓弥留状态，延长垂死者的痛苦。我握着丈夫的手，感觉到他的脉搏渐渐地越来越微弱了。晚上八时三十八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永恒之国去了。恩·普·切列普宁医生赶来只能摸到他的最后几下心跳。
悼念亡友亚·谢·苏沃林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骸已经安放在坟墓里，你们将会把这几行文字浏览一下。我不能不一次再次地讲到一个人，他的死深深地震动了不仅仅我一个人。我努力在寥寥数行中表达出使我激动过的感情，这寥寥数行文字本星期四将会告知读者我们全体俄罗斯人的损失。然而语言是无力的。
人们认为他的病没有什么要紧。和他的年龄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上去显得年轻很多，那么灵活，富有生气，容易激动，充满了思想，很少想到安逸。至于他会因什么动脉破裂而死，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过。我知道，生这种病的人常常是会痊愈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受过的震荡太大了，所以死神迅速召他去了星期一，鼻子出血，随后是喉咙吐血。他着急了，但那是神经性的焦灼不安，等到危险过去，不安也就随之消失。我们都是神经质的人，我们的身体构成恰恰也适合于这种转换变化，有助于我们活下去。再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对这种事应当是习惯了的，因为他一生中经历的坎坷困顿实在太多了。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吃尽癫痫症的苦头，这病给他的荆棘丛生的生活道路增加了许多苦难。童年时代他发生了一件可怕的、痛苦的事情，难以忘怀，结果患上了癫痫症。显然是指父亲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农奴打死一事，见本书页111注①。最近几年这种病发作次数少了，病势似乎缓和了，但还是由于工作的紧张，由于悲伤，由于生活的坎坷，由于俄国生活风习与俄国文学界的风气中大量存在的残酷无情而经常发作。他常常感觉到病的来临，开始受到难以述说的痛苦；病发作时，心里不由得产生死的恐惧，隐隐的痛苦的恐惧，犹如一发而系千钧，经常悬在这个不幸者的头上。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死的，也许明天就死，但这是普遍的情况，不会使我们感到害怕，或者只是在某一危险时刻才使我们担忧。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则始终存在这种危险，他似乎一直处于死的前夕：他打算做的每件事情，每样作品，心爱的思想，呕心沥血而完全在头脑里成形的心爱的形象，——这一切都可能因为一下打击而中断。除了一般的疾病，一般的死亡可能性之外，他还有他自己的独特情况，特殊的病；这种病发作的时候是那样吓人，要习以为常地泰然处之，几乎不可能。抽搐而死，昏迷而死，在五分钟内死去——经常处在这样的威胁之下，要能像他那样工作，这是需要有强大的毅力的。
从这种生活转入另一种神秘莫测的生活中去，他经常受到这种威胁的影响，他形成了一种对死亡的惊惶的恐惧心理，他的病正好代表了可怕的死。发作过后，他变得异常活跃，多嘴多舌。有一次我遇到他时他正好刚发过病。他坐在自己那张小小的桌子边，在给自己装纸烟，我觉得他挺古怪——好像喝醉了酒。“别奇怪，”他看着我说，“我刚发过病。”星期一，他感觉到自己情况不妙，也有—种类似的神情，他立即想到死，很快就要死了，死的准备工作要赶紧做。他做了忏悔，受了圣餐。把孩子们叫来，——男孩和女孩，大的女孩十一岁，——跟他们讲，在他死后他们应该怎样生活下去，怎样爱母亲，要诚实和勤劳，要爱穷人，帮助穷人。吐血之后，他极度虚弱，头垂在胸前，愁眉苦脸。但是夜里他的体力恢复了。星期二过得很好，死的念头又置之脑后。规定他要完全安静养病，在这种情况下是必需的。但是按本性他是个不肯安静的人，头脑是经常在工作的。一会儿他等待死亡，迅速的死亡，近在眼前，他作安排，为家属的命运操心；一会儿他又有了生机，便进行思考，渴望着未来的工作，讲到孩子们怎样长大，他将怎样教育他们，多么光明的前途在等待这一代人，他们在自由的生活中可以做多少事情，他们将会多么幸福，他们将使许多不幸的人转向幸福和快乐第三天来临。从早晨起他又觉得很好。他一定要自己穿袜子，任什么劝说和提醒他安静休息的话都不管用。他坐在铺上，开始穿鞋。这是小事情，不过生这一类的病，一切都取决于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他一使劲儿，又引起吐血，吐了几次血。他变得越来越惊慌，越来越忧伤。将近傍晚时，他情况恶化。七点钟开始大出血，他失去知觉，约一个半小时以后，他已不在人世了。
我看了斯特莱毕托娃彼·安·斯特莱毕托娃（1850—1903），女演员。太太演雨果的戏，扮演威尼斯女演员一角，她死在情人手里，她忘我地与自己的情敌们一起为他准备幸福。雨果的戏剧《昂杰罗》。死亡以真实的形象出现在生活中，不是在舞台上，——人是这样死去的。我为这种表演所震惊，回家去，在前室迎接我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了的消息。我急忙向他家奔去。时间已是半夜过后。我的感觉如何自然跟谁也不相干，但是，要准确转达许多人的感想有时候往往不能撇开自己。你知道你在往不幸走去，你知道不幸存在，感觉到它，看到它，可是仍旧存在某种怀疑，抱着某种希望，模糊的、古怪的、令人不安的、难于置信的希望。也许他没有死呢，也许是人家骗我呢，应当亲眼看一看才相信，才确信。这不是好奇心，恰恰是我们固有的求生的本能和对死的厌恶。真想把确信友人死去的时间推迟一小时，一刻钟。这时候你无能为力，头脑里的思想乱作一团。
我奔上楼梯，楼梯上站着三四个人，互相隔开若干距离。他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似乎觉得他们想对我说什么话。门口还站着一个人，高个儿，红头发，穿一件长长的厚呢子外衣。等我去拉门铃，他突然恳求道：“请替我推荐一下吧。那边有棺材匠，但他们不是真正的棺材匠。”说着，这个人跟在我后面溜进了前室。“走开，走开！”“劳驾您说一声吧！”“不是说过了吗，我会说的。走开吧。”替我开门的人和棺材匠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将来你死了，你家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种人也会挤破门的，我情不自禁地想，同时疑团消失，死神确实跨进这家人家。我走进昏暗的会客室，朝灯光幽暗的书房瞥了一眼一张长桌子，铺着白布，放在屋角落的斜对面。桌子左边，靠对面墙边的地板上放着稻草，四个人跪在地上，围着不知什么东西利索地忙碌着。但听得像是擦东西的声音，水的溅泼声。一件白忽忽的东西放在地板上滚来滚去，或者是他们把那东西翻来翻去。不知什么东西微微抬了起来，好像是人。是的，这是人。他们拉开他的两手，在替他穿衬衣。他的头垂了下来。这是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他的头。他活着吗？他们在拿他做什么呀？他为什么摊在草堆上？服苦役的时候，他是这样睡觉的，就躺在这样的草堆上，还认为这好比柔软的床铺。我完全不明白。这一切仿佛在我眼前闪动，但我的眼睛离不开这一群古怪的人，他们在那里手脚利索地忙碌着，好像一伙贼在收藏赃物。我的身后突然响起号啕痛哭声。我回头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在哭，于是我自己也痛哭起来那四个人把尸体从草堆上抬起来；死人的头往后仰；妻子看到这情况，突然停止号哭，奔上前去把头托住。他们把尸体抬到桌上放下。这只是一个人的躯壳罢了，这个人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上帝保佑你们千万别看见我所见到的可怕景象。什么色彩，什么语言都无法描绘这番景象。现实主义的追求真实只应当限于一定程度，以免在心灵中引起恐惧、诅咒与绝望应当谈谈人的心灵，不谈他的躯壳这不，他活着。他站在摆满了书的书架旁，说：“您有好多旧书。您有没有一本《车马店》，我在找这本书。这是一部好小说。”
我和他一起坐下，闲谈起来。那是在他去世之前大概十天光景。他来印他的《日记》。限时限刻的工作使他着急。他说，还要写两印张才达到既定的数量，这一想法使他丧失了斗志。写《卡拉马佐夫兄弟》搞得他筋疲力尽，写完后他也没有休息过，他指望着夏天。埃姆斯往往增强他的体力，不过去年因为参加纪念普希金活动没有去埃姆斯。
我的桌子上摆着冈察洛夫的“四篇评论”指冈察洛夫的《万般苦恼》一文。，其中有论《聪明误》的文章。我说，艺术作品的真正评论家是作家—艺术家自己，他们常常产生非常难得的想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说了，他也曾想在《日记》中谈谈恰茨基，谈谈普希金、果戈理，还想开始写他的文学回忆录。他对恰茨基没有好感。恰茨基太自高自大，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丝毫没有一点善心。莱彼季洛夫倒是心胸豁达。回想一下恰茨基的第一次出场吧。白费了那么多时间，还自以为姑娘已不再爱他。他自己把她忘记得干干净净，到国外寻欢作乐去了，自然是搞搞恋爱，来到故乡，无聊，于是以玩弄旧情来刺激刺激自己，苏菲娅与他见面并没有欣喜若狂，这使他勃然大怒。下面还有。苏菲娅昏倒时，他让她闻闻醋，用手帕扇扇她的脸，说：“我使您复活了。”他这话说得很是当真，带着严厉斥责她忘恩负义的味道。可是我们这里的人看待苏菲娅过分严厉，而看待恰茨基则过于宽容：他用独白博得我们极大的好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就提到恰茨基，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373。我顺便问他，为什么他从来不写剧本，而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却有那么多绝妙的独白，这些独白会产生惊人的效果。
“我对戏剧有一种偏见。别林斯基说过，真正的戏剧家应当二十岁就开始写作。这话我牢记在心里。我一直不敢动笔。不过今年夏天我打定主意要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段情节改编成剧本。”
他讲了一段情节，开始发展为戏剧情势。
那天晚上他谈了很多，开玩笑说他打算在《日记》上发表财政方面的文章，尤其是大谈而特谈他喜爱的题目——论缙绅会议，论沙皇对人民的态度犹如父亲对孩子。谈论他最喜爱的题目时，他具有一种说服人的特点：言谈之中含有一种亲切的味道，它会往心坎儿里钻，使心灵敞开。这一回他也是这样说话。照他的意见，我们这里可以有充分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的，这一切都用不着任何革命、限制、条约。充分的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他补充说：“充分的自由。出版物审查——这难道是出版自由？这毕竟是作践自由。自由一旦和法庭连在一起也会走向片面，走向歪路。让人家都畅所欲言吧。我们比其他民族更需要自由，因为我们的工作更多，我们需要充分的真诚，以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称宪法是“太太”，他使大家相信，他到过俄国各地，有机会和农夫谈过话，他们都是这样来叫宪法的。还是在纪念普希金活动那天，他向我口授了一首关于这位“太太”的小诗，其中一句诗他放在今天出版的《日记》上：“人民又被戴上镣铐”见1881年《作家日记》。（《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424）。他的看法是首先应当问问人民，不是同时去问各阶层的人民，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单单只问问农民。我反驳他说，庄稼人什么也不会说的，他们连陈述自己的愿望都不会，这时他热烈地说了起来，说是我错了。首先，庄稼人都能说会道；其次，在大多数情况下，庄稼人大概会派有文化的人去参加这个会议。有文化的人将不会替自己说话，不会谈自己的利益，而是讲农民的日常生活，人民的要求，——诚然，他们是有局限性的，然而他们能够在这局限性上提出使人民根本摆脱穷困和愚昧无知状态的广泛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