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我写的就是这一些，他会说，“让我看看您的日记。”昨天我也是无意中提起，说是我在写他，他很鼓励我写，于是我就写一写关于他的情况。
他早就喜欢安娜·尼古拉耶夫娜了。他甚至对我说过，约莫八年前，有一个时期，他不知为什么老是忘不了她的眼睛。他在我家遇到她之后，把我拉到一边，指着她，问道：“这位夫人是谁？”我说，“这是恩格利加尔德，您不是认识她的吗？”他回答说，“是的，是的，我认识。您知道我要跟您说什么吗？她一定是个非同一般的贤妻良母。她有孩子吗？”“有。”“丈夫在哪里？”“被放逐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流放在外。”他当天晚上就和她恢复交往，上她家去，她颇引以自豪，这使特鲁勃尼科娃及一伙人玛·瓦·特鲁勃尼科娃、安·尼·费洛索福娃、奥·阿·莫尔特维诺娃、恩·符·斯塔索娃及其他人都是俄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这些人的关系见费洛索福娃及卡梅涅茨卡娅的回忆录。施塔肯施奈德在六十年代初和特鲁勃尼科娃、费洛索福娃、斯塔索娃等人过从甚密，对她们的运动助以一臂之力。（见《日记和笔记》中的回忆录：《关于鼓励妇女参加劳动协会成立与过早的结束》及《妇女运动史片断》）六十年代末，施塔肯施奈德由于观点改变，她对她们的态度也开始改变。关于斯塔索娃，她写道：“我嫉妒她，我对她感到惊奇，但要学她的样，我却不能够，因为我没有信仰。”（《日记和笔记》，页400）这里从“特鲁勃尼科娃及一伙人”等等的语气中也透露出对特鲁勃尼科娃及莫尔特维诺娃的恶感。大为妒忌。后来在莫斯科，在普希金的纪念活动中，他时常顺便上她那里去关于1880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恩格利加尔德的会面，见《书信集》，第4卷，页145、159、162、164、167。在有关1881年《作家日记》的笔记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亲手写下了她在彼得堡的地址。（《书信集》，第4卷，页423），昨天看见她就说：“我有预感，我会在这里遇到您。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怎么会这样。我一边到这里来，一边想：我要见到安娜·尼古拉耶夫娜了。然而我并不知道您已经从巴黎回来了呀”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出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是个非同寻常的贤妻良母，他的料事如神甚至也遭到人家的嘲笑。她确实是个体贴的母亲，关切的母亲，甚至太关切了至于说到丈夫，那么，她对他的冷淡是他自己的过错。最终她还是没有能够跟着他到乡下去；为了孩子的教育，此外，也为了谋生，她得住在城里。她和他的交接从来不曾中断过，还经常从微薄的进款中抽出钱来买了点心、小吃、酒给他寄去，而她自己的生活却过得很清苦。
其次，如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她身上也看错了的话，那么，我会一面打量他，一面心里想，他可能是向来看错人的了。他，正如他的妻子说得非常确切，他理解最高的真实。一般说来，他了解人的心灵，但是关于伊万与彼得，他因为神经质和敏感，始终有可能搞错。并且对同一个人，他可能会觉得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另一个样子。
在这方面，连波隆斯基那样心不在焉的人，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也看得比较清醒。
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会突然发现您身上的某一特点，准确断定这特点在您的心灵中的地位，但是，一般的现象，您出现在他面前时的情况，却可能给他不正确的印象。他的敏感和对上流社会的无知——不是对人的无知，恰恰是对所谓上流社会的无知，——在这方面有重大的影响。波隆斯基对上流社会比他了解得多，因此，不管他性格如何，欺骗他就比较难。
波隆斯基也是客人之一，特鲁勃尼科娃和莫尔特维诺娃也来了。我担心，这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不要让特鲁勃尼科娃扫兴才好，作为十二月党人的女儿，她生来是欧洲和法国革命的崇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十分阴暗的色彩描绘她们和欧洲的未来。
我不能不满意地指出，若干时间以来，好像是从去年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脾气已经明显地变好了。现在他已经很少突然之间斥责什么人了，不再像以往那样板着脸坐在那里不跟邻座搭话。六天以前，可怜的人又突然癫痫发作，他还感觉到发作的后果，头脑里晕晕乎乎，心情烦闷，内心歉仄，正如他所说的，也正如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最后部分所写的。不过，谢天谢地，现在他发作的次数比较少了，一年才两三次，发得也比较轻。只是最后一次发作过以后他还休息得不够，他得赶紧工作，所以他好长时间都感觉不适。他又高兴又自豪地——使我又惊又喜——对我说，他收到斯特拉霍夫当礼物送来的列·尼·托尔斯泰给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托尔斯泰在信中以极欣喜的词句对斯特拉霍夫谈到《死屋手记》，称这部作品是绝无仅有的作品，甚至认为它高于普希金的作品。指托尔斯泰1880年9月26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很兴奋地评论《死屋手记》。（《托尔斯泰》，第63卷，页24；《托尔斯泰纪念馆文集》，第2卷，页259，圣彼得堡，1914年）
题解：
叶莲娜·安德烈耶夫娜·施塔肯施奈德（1836—1897），彼得堡著名建筑师安·伊·施塔肯施奈德的女儿。文学界和艺术界的著名代表人物经常在她的家里聚会。她从1855年起记日记，从六十年代开始越来越经常地采取写回忆录的形式，不过每隔一定时期又恢复写日记。她聪明，观察力敏锐，见多识广，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时代画卷和同时代人的肖像。六十年代初期，施塔肯施奈德热烈同情革命民主主义者、先进的青年大学生、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参加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斗争；她和彼·拉·拉夫洛夫友善，认识著名的妇女运动活动家恩·弗·斯塔索娃、安·巴·费洛索福娃。
七十年代，由于观点改变，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特别看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把他当作“生活的导师”，而较少地把他当作作家。她在六十年代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七十年代他们重新恢复交往，陀思妥耶夫斯基定期去施塔肯施奈德家，和她书信来往。（见《书信集》，第4卷，页62、182）1879—1880年间，他去看望她特别勤。这些拜访反映在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的日记中以及1884年动笔而未写完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中。除此以外，叶·安·施塔肯施奈德还几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因为他参加过为赞助星期日学校而举办的朗诵会，因为《当代》的被禁。（叶·安·施塔肯施奈德的《日记和笔记》，页269—270、281、332）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造访施塔肯施奈德家，还可参阅弗·米库利奇的回忆录：《与作家们的会见》，列宁格勒，1929年。
1880年的《日记》片断及未完成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残稿是根据伊·恩·罗扎诺夫编辑与注释的《叶·安·施塔肯施奈德，日记和笔记》，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页423—424，426—435，437—441，454—465刊载。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叶·安·施塔肯施奈德
真是怪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完苦役流放回来，这件事在彼得堡竟悄悄地过去了。
喜欢谢甫琴科的人远远地超过喜欢他的人。比如，谢甫琴科在巴沙榭大厅初次露面时，人们是怎样对待他的？人们又是怎样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谢甫琴科几乎被欢呼声哄得昏倒；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勉勉强强鼓了几下掌。见本书页597注①。就连我也没有把他第一次来我们家的确切日期记在日记中。我只记得，我们在楼下接待客人的那阵子，也就是1861年以前，他几乎每星期六都来，1861年，我们的客厅已经设在楼上原先的儿童室里了。那时候他说话、讲故事就已经很风趣，不过他晚年给人的那种影响，当时却还没有。这一点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那时社会踏上进步和文明的道路，还吃得很饱，还有大量的精神粮食的储存。经过二十年的路程，到了七十年代，忽然置身在荒漠中，没有粮食，又饥又渴了。
他讲了许多西伯利亚的情况，讲到服苦役，流放，但是我无法转述他的故事，现在我记不起来了，再说他讲的故事和《死屋手记》，和《作家日记》中的某些内容混在一起。不过有一件事情，不知为什么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他服完苦役，被遣送去流放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异常幸福。他和其他人一起徒步行走，但是他们遇到一队运缆绳的大车，他就搭乘这种运绳的大车走了几百俄里。他说，他坐在又硬又不舒服的缆绳上，头上是碧空蓝天，周围一片空旷辽阔，空气洁净，心里一股获得自由的感觉，他一辈子从来没有那么幸福过，从来没有觉得心情那么舒畅过。
1862年我们离开彼得堡，迁到伊万诺夫卡，一直住到1866年底，只在圣诞节期间才偶尔去一次京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上我们家来，我们偶尔在波隆斯基家或其他人家里遇到他。他丧妻，又第二次结婚，到国外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864年4月16日丧妻，1867年2月15日第二次结婚，两个月后去国外。七十年代初，他回国，这时，他的热烈崇拜者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波克罗夫斯基得知他从前是经常来我们家走动的，就说服我重新和他交往。波克罗夫斯基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施塔肯施奈德的兄弟在大学里的同学，所以施塔肯施奈德在六十年代初就认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9年6月15日给施塔肯施奈德的信中提到波克罗夫斯基的名字。（《书信集》，第4卷，页63）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住在远处，生活穷苦，住的是一幢很古怪的房子，究竟是石头的，还是木头的，现在我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有一条怪模怪样的楼梯，然后是一条露天的回廊通往他家。不知是谁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喜欢有古里古怪的楼梯和过道的房子；这幢房子也是那种样子。我胆怯，可是他却极其亲热地接待我，倒好像我去拜访给了他什么面子似的，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还说他记得我，记得我们家所有的人，甚至还记得十年前我穿的什么衣服，他说他很高兴重新来往。
就这样，由于波克罗夫斯基，我们重新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往，而且交往越来越密切，没有中断过，直到他去世。
这是个奇怪的人物，使一些人高兴，使另一些人恼火。所有渴望真理的人都会为了这一真理而向他靠拢；他的文学界的同行几乎都不喜欢他，除了少数人是例外。
人们过去说，现在继续在说，他对自己想得太多。可我敢大胆地肯定说，他对自己考虑得太少，他没有充分认识自己的价值，对自己的估价不够高。否则的话他会比较高傲自大，比较平静，不会那么容易激动，脾气乖戾，他会比较讨人喜欢些。高傲是内心的。
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但是他不可能没有感觉到他的精神力量，不可能没有看到他的精神力量在别人身上的反映，尤其是到了他的暮年。这就足以使他多想想自己了。然而他极不想到自己，否则他说了粗话就不会那么愧疚地望着别人的眼睛，就是粗话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说出来。他是个病人，爱耍脾气，说粗话就是出于耍脾气，而不是由于高傲自大。如果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仅是个普通人，并且也仍旧是那样的病人，那他大概同样会耍脾气，有时候也会讨厌得叫人受不了的，但现在人家不会去注意这一点，因为连他本人人家也不会去注意。
有时候他甚至比任性还过分，他凶狠，他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话，刺伤人家，但他不是高傲自大的人，也不会有高傲自大的表现。
我们家来过另外一个很会高傲自大的人，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那就是驰名欧洲的屠格涅夫。
他会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尽管他从来不对问他身体可好的妇女说：“跟您有什么相干？莫非您是医生？”这话是对安娜·巴甫洛夫娜·费洛索福娃说的。——施塔肯施奈德注但是他的沉默本身就会使人恨不得地下有缝钻进去。我记得有天晚上在波隆斯基家，他也在那里，还有一个在铁路上做事的富翁，另外还有几个年轻人，不是上流社会的青年或纨绔子弟，而是些有见识的人，屠格涅夫怕他们，不喜欢他们，但在他们面前还是并拢双足行礼。为了在他们面前表现一番，他整个晚上都用傲慢不逊的、厌恶的态度对待那个在铁路上做事的人，给人家难堪，全不顾及那人是他的朋友的客人，为此波隆斯基整个晚上如坐针毡。而铁路上做事的那个人倒是专程为屠格涅夫而来的，不了解正在玩弄的把戏，几次恭而敬之地、诚心诚意地找屠格涅夫搭话。可屠格涅夫每次都不正面看他，三言两语地回答人家又把脸扭开。
我们大家都很难堪、尴尬，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向受到屠格涅夫的狂傲行为伤害的人表示关切，比对其他情况下受侮弄的人还要关切。
后来我们得知，在巴黎的时候，没有这些“有见识的”青年人在场，屠格涅夫整天在这位铁路上做事的富翁家里度过。对待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应该这样，在另一个地方又应当那样，这个人讲话可以打断，那个人说话就不可以，待人接物这一套细微差别，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