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
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適（通“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上从之。春，正月，诏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
主父偃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从之，徙郡国豪杰及资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轵（zhǐ）人郭解，关东大侠也，亦在徙中。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杀人甚众，上闻之，下吏捕治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
在任何时代，都有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都有官家和百姓的矛盾。毛泽东说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
有矛盾怎么协调？怎么处理？怎么才能防止矛盾激化？或者通过激化矛盾寻求彻底的解决，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关于正确理解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值得我们经常研读。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有三个层面：一是皇帝和诸侯王的矛盾；二是朝廷和地方政府或地方官的矛盾（汉帝国中央和郡县的矛盾还不是很厉害）；三是中央集权和地方豪强的矛盾。
诸侯割据，这句话有两层理解，一种是因诸侯而割据，一种是因割据而诸侯，汉代是前者，后世不搞分封制了（明代除外），郡县行政长官和驻军长官势力膨胀，也会形成没有册封的“王侯”。
处理这个中央与分封诸侯的矛盾，主父偃的办法比晁错的办法好。晁错的办法激化了矛盾，引发了七国之乱，虽然削藩如箭在弦，不得不削，但晁错说七国削亦反，不削亦反，则过于绝对。换种削法也可能不会反、没法反。
主父偃的“推恩令”，也就是反垄断拆细法，取得了很好效果，如果说贾谊、晁错从思想认识上发现了分封制度的弊端，那么到了主父偃才是在组织措施上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汉初，是培育郡县首长权威的时期，中央要靠郡县首长和诸侯、当地豪强作斗争，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并不严重。后来才多有地方官特别是军事长官尾大不掉的问题。
在帝国时代，中央与地方豪强的矛盾，也是很激烈的。地方豪强，在张春桥的文章里，被称为“封建主义土围子”（有别于欧洲的城堡），春桥同学的定义还是相当准确的，豪强的土围子是封建主义的，这个没讲错，但是我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把皇帝称为“封建皇帝”，却有点不大对头。皇帝是专制皇帝，不是封建皇帝。中央的政体是皇帝专制，这和诸侯分封以及豪强封建是有矛盾和冲突的。
诸侯也罢，土围子也罢，都是封建的，都有消解专制君权的作用。春桥同学把散落的“土围子”和中央集权的皇帝搞成了一家人，都姓“封”，其实是不对的。这一点是他的历史局限。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把“封建土围子”当成了“自治”的单元，以为“自治”是民主的星星之火，从欧洲的历史经验看，封建确实是更容易演进为市民社会，也有利资本主义精神的传播。但是中国的基层封建和欧洲的基因不同。
中国自古讲究治不下县，也就是自古以来，皇权或者说官家的治理只到县一级，不设乡政府（人民公社），也不搞村委会（生产大队），把基层的治权全部交给了当地的宗族，实行的是所谓自治。这种状态要说是宗族治理大概还能成立，要说这种状态是“自治”，恐怕就有些拔高乡绅的作用了。实际上，皇权对乡村的直接管理，非不为也，力所不逮也。一直到当代，党支部建在村上，才完成了中央对乡村的全面管理。
欧洲的封建城堡演变成了联邦城市，其间的自治精神又怎么融入现代的民主宪政，确实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在中国，地方豪强（乡绅、宗族）“自治”，既无法派生出民主的元素，同时又和大一统理念和中央集权有矛盾冲突。这种尴尬的境界，导致了乡村政治不能正向发展，所谓地方豪强和乡绅政治一直有劣质化倾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能成为所谓的中央政权的统治基础，很容易倒卷为一种恶霸政治和黑社会政治。
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地方贪官和地方恶霸才是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所以他们拥护中央集权和圣明的皇帝，因为只有皇帝和钦差大老爷才能压制贪官和恶霸。皇帝和小老百姓是有利益共同点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这也是帝制几千年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父偃策划了一次移民工程，让天下豪强聚之茂陵，我们不太容易想象他们是怎么操作的，把有钱人集中到皇帝的陵园附近搞新农村或新城市建设，怎么实施呢？这个新特区是用来拱卫陵园还是把这些对政权不满的人集中起来，培养掘墓人，我们不得而知。
轵人郭解（在《史记·游侠列传》里有详细的正面的介绍）也在移民的范围里，他为了避免离乡背井，找到了大将军卫青替他说情。郭解能搬动地位显赫的卫青说情，反而让汉武帝对这位民间大侠产生了兴趣。汉武帝疑惑道：“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不贫”不是简单的有钱，而是有钱有势，凡是和帝王家争夺势力的势力，皇帝都不敢掉以轻心。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这种现象，在今天的农村仍然存在，你向恶霸只是不小心盯着看了一眼，他还没有说什么，他的打手和走狗就会上来打你，不管你是记者还是窑工。
“土围子”里面会产生土皇帝，他们的做派和皇帝一样，如果有差别，只是管的地面小点，因为地面小，更封闭，所以更不讲道理，更恶劣，更不顾忌舆论的评价，更肆无忌惮，当然也谈不到历史责任和政治伦理——中央帝国有时候还知道不能太无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