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景皇帝后三年（公元前141年）
甲子，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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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赞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继以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辱焉。当此之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中国的治世，高品质的不多，顶级的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次级的有各种各样的所谓“中兴”，再下来就是勉强维持，余者就是乱世了。
观察这些治世，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是在王朝的初期，天下大乱之后，民心思定，统治者尚为清醒，殷鉴不远，不敢造次。
第二，大治都在越过“瓶颈时期”后出现，帝国度过了最初几十年不稳定时期，政权交接渐有范式。
第三，要出好皇帝，好皇帝在位时间要够长，最好是连续生出几个好皇帝，不出差劲的皇帝。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低概率的事情，所以运气占很大的比例。
所谓好皇帝，有两个重要指标：
一是能够广泛吸纳群臣的意见和建议，所谓可以纳谏，皇帝比较厚道，对臣下不苛责，不滥杀，动不动就打板子，砍脑壳，政治是不会清明的，也不会出现“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二是皇帝节用，统治团队不过分奢靡，财政平衡或有节余。
中国的治世是好人政治的结果，圣贤在焉，天下大治。圣人出是低概率的事，这是让我们时时感到气沮的，浑蛋高产，圣人存活率特别低，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只能徒唤命苦。
用现代政治的标准看，天下大治，我以为有两个条件就够了：一是最高权力受约束，不要瞎折腾，更不能残暴人民；二是公共开支受约束，只要不挥霍浪费，以中国人的勤劳和节俭，温饱问题早就可以解决了。
让皇帝受制度性的约束，翻完诸子百家，三坟五典，找不到理论，翻完二十五六史，找不到实践，这方面中国人没有想明白，简单来说就是空白。后来，西学东渐，中国人知道了“民主宪政”、“三权分立”，但仅仅知道而已，知道的是一套，说的是另一套，做的是再一套，专制权力就像那枚“魔戒”，人人知道它可恶，人人知道它肯定会祸国殃民，但是一旦有人戴上它，就会被迷惑，谁是那个能把魔戒投入厄运山火焰口的小矮人弗洛多？
传统的史家和我们一样，对过去的治乱都在做勤奋的思考，班固对文景之治的评价为历代史家所重视。他总结道：“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班固的评价，也着眼于“恭俭”二字。恭俭的结果是“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就有问题了。问题在哪里？还是摆不平农与商的关系。
好不容易国库充盈，有了钱皇帝做什么？一是奢靡挥霍，二是穷兵黩武，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小农大量破产。再细分析，一是皇帝的支出不能节制，二是财富更多地积累在帝王名下，民间资本的积累非常困难。对比欧洲，不论较早的城市联邦，还是较晚的封建领主，政府提供“保境安民”的公共产品，市民商人提供赋税，双方有交换的关系。这种关系或许不载之于明文法规，但也是一种规则，大家都基本遵守，如此，剩余的财富积累在私人手中，才有投资和增值。
中国的皇帝自己不做生意，也反对私人做生意；自己做生意，能产生官僚资本主义，垄断经营，中国早就崛起了；让老百姓也做点生意，作为皇家经济的有益补充，这样也可以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扩大一些社会统治基础。
历朝历代，人民对皇家的贡赋，多以实物为主，光转输就耗费很多民力，中央政府货币发行量始终不足，财富流通性很差，也不利于积累。
文景之治，我们看到的就是钱烂在钱库里，谷烂在粮仓里，没有流通。
景帝死时，逢大汉帝国建国六十五年大庆，经济增长很快，财政收入增长更快，一片太平盛世的模样。看一个民族和看一个人一样，不光要看他穷困潦倒的时候如何自强不息，也要看他富足的时候如何继续发展，“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这是传统的观念，怎么利用天下富足的良好环境，跃上新的轨道，脱离治乱交替的旧规律，开创长治久安的新制度，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