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孝文皇帝前三年（公元前177年）
诏曰：“前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
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国。乙亥，以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夏，四月，城阳景王章薨。
登基三年，汉文帝抓纲治国初有成效。首先是权力基础已经相当巩固，重大的人事任免皆出于圣心，不必麻烦旁人操心了。陈平去世后，周勃复为丞相，转眼之间，周勃连丞相也做不成了，理由相当地冠冕堂皇：中央统一下命令，让“列侯之国”，就是凡有封国的王侯，都得到封国去，周勃不是绛侯吗？命令一下，也得下放。老周的封地在河东绛县，应该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新绛县，这个地方俺去过，在侯马市以西，产麦子。
周勃的丞相职位由灌婴继任，灌婴也是侯爵，为什么不之国？皇家的规矩就是这样，看人下菜，因人而定。灌婴在诛吕党时也有功劳，他的功劳就是消极怠工，左右观望。在这期间，文帝对国家军事管理体制作了一些改革：一，“罢卫将军军”（把国家的常规军事力量从长安撤出）；二，“罢太尉官，属丞相”。把太尉的职权也就是统帅军队的权力全部归于丞相，合将与相而一之。
“文帝罢卫将军军，不欲使兵之冗集于京师也；罢太尉官属丞相，不欲兵柄轻有属也；合将与相而一之，故匈奴侵上郡而灌婴以丞相出将。以是为三代文武同涂之遗制与！抑论之：罢卫军，罢太尉，未尝不宜也。天子者，不待拥兵以为威；假待之以为威，则固不可更授其制于一人。乃若合将相于一，而即相以将，则固不可。灌婴者，可将者也，非可相者也；其可相者，则又非可将者也。故三代之制，不可行于后世者有二：农不可兵，兵不可农；相不可将，将不可相也。”（王夫之《读通鉴论》）
文帝罢卫将军军，把国家的机动部队从首都撤出，这是一个有利于政权稳定的措施。而让将相合一从管理上则有些倒退：一是分工不细，上三代“文武同涂”是因为那个时候更接近原始社会，不要说文武同途，一介氏族族长把所有事务权力集于一身也未尝不可。第二，相权太重，行政军事权力集于一身，有利于滋生权臣。不过，反过来看，文帝此时对大局的控制已经有相当的自信，否则也不会这么做的。
从历史上看，相兼将与将兼相，情况还是有不同。而其中宰相的出身、资历也很重要。
宰相兼有军权，宰相如果是德高望重，尤其是参加过战争，做过参谋一类的工作，这种模式，军队的稳定性和忠诚度都能受到控制。宰相对军队有非比寻常的影响力和节制能力，又不亲掌军权，这样的结构对于皇帝来说，应该是最为理想的。
后世，为了防止军队谋反，除了皇帝亲自掌控军队以外，也想到了通过宰相和行政权力节制军权。如宋代，枢密院掌军权，但受宰相节制，明代亦然，在外带兵的督军，一般都领兵部尚书衔，名义上也受内阁的节制。一般而言，相权如能对军权有效控制，虽然军事政变的危险降低了，但也往往会使军力不振，武官的身份地位低于同品衔的文官，我们常说，县团级，县团为一级，但在文治时代，团长不及县长远矣。
开国之初或动乱时代，军人入相，也为常事。我们熟悉的曹操同学，掌控三军，但在朝廷的最高正式职务是丞相。遇到这样的丞相，皇帝的工作就绝对简单了，已然被架空了，身在高处，只要不晕眩就行。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老人家还说：“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读中国历史，要把这两句话时时记起。对于皇帝来说，没有朕的军队，便没有朕的一切，君权的基础是军权。
所以，我们在读《资治通鉴》时，要特别关注、琢磨军队是如何形成、如何控制以及如何影响历史进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