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皇帝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
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仓令奚涉罪，下狱死。帝以三公连职，策免大司空窦融。
广平忠侯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惟愿陛下慎无赦而已。”五月，辛亥，汉薨；诏送葬如大将军霍光故事。汉性强力，每从征伐，帝未安，常侧足而立。诸将见战陈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吏士。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则引道，初无办严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谨质，形于体貌。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故能任职以功名终。
匈奴寇上党、天水，遂至扶风。
帝苦风眩，疾甚，以阴兴领侍中，受顾命于云台广室。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兴叩头流涕固让，曰：“臣不敢惜身，诚亏损圣德，不可苟冒！”至诚发中，感动左右，帝遂听之。
太子太傅张湛，自郭后之废，称疾不朝，帝强起之，欲以为司徒，湛固辞疾笃，不能复任朝事，遂罢之。六月，庚寅，以广汉太守河内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
刘秀得人亦不得人，云台二十八将，为小说家之滥觞，纵观建武一朝，有功臣无名臣，有名臣无治臣。关键是皇帝太过强势，三公文臣上有强势皇帝，右有功臣悍将，没有什么空间施展治理的才能，这一点感觉不如前汉多矣。
三公不但无权，而且动辄得咎，一不小心，就在史书上写出三个字“下狱死”。
刘秀竟然天才地想到让三公“连职”，有如小民之保甲，创造了一种高官连坐制度。
对于功臣宿旧，刘秀采取捧杀的方法，给勋爵，给地位，不给实权。死了以后，“送葬如大将军霍光故事”；活着的时候想“如大将军霍光故事”，绝对免谈。
吴汉打仗勇猛，但经常纵兵杀掠平民，但只要处处表现出对皇上的忠心质朴，这些都不是过错，生前死后尊荣备至。鬲（gé）侯朱祜为人质直，崇尚儒学，打仗时愿意受降，以攻取城池为本，不以取人首级为功，严禁部下掳掠百姓，结果他在圈子里并没有人缘，“军人乐放纵，多以此怨之”。
一到关键时刻，皇帝用人的价值观就体现得十分清晰，刘秀可能患有高血压（风眩），经常头痛头晕。有一次，他感觉不好了，就把国舅爷阴兴找来，让他代替吴汉任大司马，这就是专制皇帝家天下的本色，什么崇尚道德，什么任人唯贤，什么五湖四海，到了要命的时候，能想到的还是大舅子小舅子，不管他们品德资历才能如何，最核心的只有两个字“亲近”。
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从一方面看，刘秀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称职的、优秀的皇帝，他能够把刘邦开创的大汉江山重新接续起来，确实了不起。清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刘秀推崇备至，在这位明代遗民眼中，刘秀差不多就是古今第一的好皇帝了。从另一方面看，后汉二百年，虎头蛇尾，从开国伊始就走在下滑通道上，前汉出现过的种种弊端，后汉一个不少地重新再来一遍，而且要创造性地增加新品种，比如宦官专权。问题还不止此，汉帝国再次崩溃以后，给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是长期的分裂和战争。我们不能让刘秀为以后的历史灾难负责，但是，也不能说他一点责任也没有。
后汉朝廷对儒家学说进行了低级化、工具化改装（谶纬），一句“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可能让刘秀和他的子孙们对拥有皇权更具自信心，更少敬畏感，他们的治理水平不仅没有超越前人，甚至每况愈下。
前太子太傅张湛，在郭后刘彊被废以后，称病不朝，刘秀强起之，让他做大司徒，张湛还是不干。张湛这种做法，是颇有古风气节的，后汉号称“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梁启超语）。但这样忠心于旧主和职守的行为没有得到刘秀应有的尊重。
我们再看看，刘秀聘请博士桓荣为太子少傅，赐以辎车、乘马。桓荣于是举办了一个大型Party，把他的学生都喊来，把皇上赏赐的车马印绶展示出来。桓荣兴致勃勃地给学生们讲：“今天你们老师我得到的，都是在故纸堆里淘换出来的，所以，你们要努力啊！”（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这样的话，只有今天学术商品化时代的专家教授才能说出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