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皇帝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
郭后既废，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恽说太子曰：“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辞位以奉养母氏。”太子从之，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藩国。上不忍，迟回者数岁。六月，戊申，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彊，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彊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
袁宏论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统，一民心也，非有大恶于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兴汉业，宜遵正道以为后法。今太子之德未亏于外，内宠既多，嫡子迁位，可谓失矣。然东海归藩，谦恭之心弥亮；明帝承统，友于之情愈笃。虽长幼易位，兴废不同，父子兄弟，至性无间。夫以三代之道处之，亦何以过乎！
郭皇后既废，太子刘彊“意不自安”。太子是一种危险的职业，“意不自安”是一种莫名的恐慌，不少人会有这样的心理经验，预感到危险即将到来，但什么时候真的来却不知道。这时就会发现，等待危险比危险到来更痛苦更难受。
在这场不动声色的接班人更迭斗争中，刘秀和重臣皆未出场。只有郅恽前后忙活。
郅恽这个人我们认识，就是前次把刘秀挡在城门外的城门官。这位老兄其实相当有来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坐过王莽的牢，王莽想杀他却又不敢杀，因为他是经谶方面的专家。郅恽是高级幕僚人才，帮助不少人立了大功，但他自己却“耻于军功取位”，后来到京师做城门官（东城门候），还是地方举孝廉把他推举上来的。皇帝外出游玩回来晚了，郅恽明知皇上叫门，他故意不开。郅恽熟知周亚夫故事，也摸透帝王心理，以讲原则形象，引起了刘秀的格外注意。果然，郅恽由此不做门官了，做了太子的老师。做官要想出位露头，要敢于在关键时刻给上司留下深刻印象，甚至不惜用“得罪”上司的举动。“深刻印象”是日后飞黄腾达的前提条件。
太子刘彊意不自安，刘秀不可能不知，但刘秀做事“以柔道行之”，让他亲自动手把儿子撸下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聪明的人都是阴坏，刘秀先让刘彊意不自安，料其心理即将崩溃，郅恽于是上场。不敢说郅恽是得到了刘秀的授意，但他们君臣二人在心智上练过推手，对方的心思不用动脑筋也能猜出三分，郅恽动员太子刘彊主动辞位。
凡是读过中国书的人都知道皇帝禅让和太子辞位是什么意思，压迫自己的是父亲，是皇帝，是父皇，再大的委屈也无处诉说，再大的愤懑也无从反抗。废太子的心情，真的还不好体会。
东晋史学家袁宏认为：太子非有大恶不可移也，刘秀废掉刘彊从大原则让讲是不对的，但是，刘彊下课以后非常谦恭，刘庄上位以后非常友爱。既然人家兄弟之间谦恭友爱，父子之间感情无间，这不就是回到上三代的境界了吗？这样的话，刘秀这样做也没什么错啊。
司马光遇到这样的事本来是要发表评论的，但是袁宏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也就直接引用免得费事了。
中国人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只看结果，不问过程。刘彊刘庄兄弟后来没有抡起钢刀斧头那是没错，不过要说他们谦恭友爱恐怕也不靠谱，兄弟遇到这种事，越客气越生分，但不管怎么样，废立太子没有引发严重后果，刘庄上台后，也算是创造了“永平之治”。
刘秀更换太子后，马上就提拔太子的两个舅舅阴识、阴兴抓实权，并让他们辅导太子，后来，并有意让阴识担任地位崇高的太子太傅，为以后外戚辅政做好了准备。
刘秀死后，在明帝一代没有出现兄弟相斫、外戚专权的局面，完全是决定于个人的人品，没有一丝制度性的保障。刘秀中兴以后，在帝国制度层面，没有作任何的改进，迅速地将自己创立的帝国纳入了过去的轨道，刘秀终结了王莽，也终结了战国秦汉以来制度创新的欲望和探索精神，从治天下退化为防天下，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逐步僵化。作为思想者的士大夫，已经在权力的压迫下丧失了原创能力，上三代也好，天人感应也罢，都渐渐从限制皇帝滥权向恭维皇帝转变，因为是刘秀，所以他换太子是“以三代之道处之”。除了皇帝有权主导话语权以外，其他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变着法儿地演绎皇帝的话语和决策，除了恭维和涂饰，再找不到任何新鲜刺激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