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皇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
冯异遗李轶书，为陈祸福，劝令归附萧王；轶知长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报书曰：“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今轶守洛阳，将军镇孟津，俱据机轴，千载一会，思成断金。唯深达萧王，愿进愚策以佐国安民。”轶自通书之后，不复与异争锋，故异得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东十三县，降者十余万。武勃将万余人攻诸畔者，异与战于士乡下，大破，斩勃；轶闭门不救。异见其信效，具以白王。王报异曰：“季文多诈，人不能得其要领。今移其书告守、尉当警备者。”众皆怪王宣露轶书；朱鲔闻之，使人刺杀轶，由是城中乖离，多有降者。
刘秀平定河北以后，不仅有了强大的武装，更有了自己的地盘，有了这两样，也就有了登上最高位置的野心。
此是何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身边人能不识之？
“护军宛人朱祜从容言于秀曰：‘长安政乱，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朱祜是刘秀起兵时的部下，根正苗红，与高祖之夏侯婴、本朝太祖之汪东兴是一类人物，刘秀的队伍核心是“宛人”，次核心是河北诸雄，类似井冈山、延安，有核心班底，“五湖四海”才能放声大讲。刘秀对朱祜的进劝采取了装傻对策：“你敢胡说，小心我把你送到纪检委。”（秀曰：“召刺奸收护军！”）
河北诸雄中，最年轻、最亲近刘秀的耿弇，也私下劝刘秀另起炉灶。刘秀刚开始也装傻：“卿失言，我斩卿！”不料，耿弇非要把窗户纸捅破不可：“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
朱祜是亲近嫡系，话讲到了即可，刘秀骂过即过，双方不必捅破窗户纸，君臣之间一切尽在不言中；至于耿弇之流，后附刘秀，他们归附的是更始皇帝的大司马和萧王，是效忠刘秀本人还是效忠刘秀依然承认的刘玄，到了这个时候，必须明确。这层关系不捅破，再模糊处理，于双方都不利。
同样的问题，到邓禹这里，则又是一番情景。邓禹是刘秀在长安求学时的同学，也非常年轻，和刘秀分兵西入长安时才二十四岁，邓禹一开始投奔刘秀时，就表示要从龙附凤，刘秀只是“大笑”，没有装傻，对老同学老朋友再装就不合适了。
邓禹、朱祜、耿弇，前后劝过刘秀，刘秀的态度各有不同，对邓禹未置可否而大笑之，对朱祜虽厉声斥责而心不以为非，对耿弇则先矫情后交实底，凡此种种，足见刘秀心机之深。
刘秀先是“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始贰于更始”。后来则兵锋直指刘玄的大后方洛阳，公然“反叛”。
刘玄当初西进长安时，派刘秀靖平河北，派朱鲔镇守洛阳。刘玄也清楚，洛阳对自己最为重要，有洛阳在，北可以监视河北，西可以守护长安，所以刘玄给朱鲔留了三十万人马，这也证明刘玄不是懦弱不堪之辈。朱鲔是新市平林起义首领之一，但他的见识与张卬等莽夫不可同日而语，刘玄大封功臣为王，朱鲔以“非刘氏不王”拒之。新市诸将，张卬贼性难改，朱鲔颇有大臣之风，王常则最早看清刘秀比刘玄更具人主气象。虽然大家都是草莽出身，后来境遇各不相同，说明革命的早不等于结果就好。
李轶和哥哥李通，相信谶语：“刘氏当兴，李氏当辅。”急猴猴地撺掇怂恿刘縯兄弟造反，结果事有不密，害得自己的老爹及整个家族受到牵连祸害，及到刘玄与刘縯争夺大位之后，李轶看到更始刘玄得势，遂以此刘氏为当兴者，积极向朱鲔、张卬靠拢，参与策划了杀害刘縯的活动。李轶在刘縯刘秀这边，是原创时期的核心力量；在刘玄这边，是团结对象。这等重要的关节点看不清楚，就效忠傍人，说明李轶这个人机会主义思想太严重了，为了攀龙附凤，不惜伤害旧主子老朋友，人品大大的成问题，结果遭到了现世报。
李轶被刘玄留在河南，协助朱鲔守卫以洛阳为核心的大本营，李轶得罪刘秀至深，刘玄很清楚，让李轶监视刘秀，也算是用人得宜。
刘秀大将冯异，史称“大树将军”，他是在刘秀进河北之前入伙的，资格相对更老一些。刘縯被杀，刘秀不敢在旁人面前表露悲伤，唯独不瞒冯异，冯异和刘秀性格有相似处，都是含蓄内敛不形于色。战争中，诸将一有闲暇，不免坐在一起谈论战事，也不免谈论自己的得意之处，也不见得全部是给自己评功摆好，但即使如此，冯异也是找棵大树默坐一旁，从不参与讨论。这在刘秀看来，这是不自矜不自伐的高尚风格。评功摆好居功自傲固然是帝王家深忌，就是实事求是地叙叙功劳，自报一下业绩，也为帝王家不喜。自报业绩即使真实也有求功求赏之意，恩自上出，非为酬功，酬功即有平等交换之意在焉，帝王家不喜欢和任何人平等相处，这是中国庙堂之上的潜规则。
用人之际，刘秀不好直接反对大家以业绩说话，所以，亲自题词“大树将军”赠与冯异。我们读《史记》时就会发现，追随高祖打天下的诸将，在列传里都有详细的功劳记载，最典型如《曹参传》，杀几人，俘几人，攻几关，取几城，杀敌高官几多，职衔为何，甚至自己身受创伤多少，俱一一细载，战乱年代，统计工作居然做得这么好。由此可见，刘邦是“按市场经济原则”办事的，指标量化、业绩考核、公开评议、按功取赏，所以天下既定之后，奖金迟迟发不出来。刘秀的“历史进步”在于，在思想上拒绝功臣和自己等价交换，一切一切“简在帝心”，天下虽乱，但帝王的权威在加深，事实上的功绩和程序上的评议都不需要，只要有皇帝圣心独裁就行——中国的历史就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的。
话题拽回来，冯异作为先头部队和李轶率先相见。冯异给李轶写信劝降，李轶是个机会主义者，看到更始将败，原来“刘氏当兴”的刘氏，不是刘玄而是刘秀，现在天天涨停板的那支股票，正是当年自己大量拥有并抛掉的原始股“光武刘秀”，真是悔不当初。
李轶对冯异的劝降积极予以回应，不仅回信表示诚心，而且在行动上背叛刘玄，拒不支援其他友军，刘秀会接纳这样的回头浪子吗？
刘秀对老朋友李轶的评价是：“季文多诈，人不能得其要领。”人之所以不能得其要领，乃其没有要领也。李轶没有自己的做人准则，一切向富贵看，以投靠“当兴”者为准则，所以刘秀说：“看不透这个小子。”其实是看得太透了。
刘秀使了个阴招，故意把李轶的降书透露给他的顶头上司朱鲔，借刀计马上成功。
随后兵临洛阳城下，刘秀派岑彭劝说朱鲔投降。
朱鲔坦承：“刘縯是我参与谋杀的，得罪刘秀哥哥太深了，不敢降！”
刘秀指河为誓：“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在刘秀看来，杀老哥刘縯的，朱鲔是主犯，李轶是胁从；朱鲔与刘縯素无交往，无冤无仇，之所以杀其者，各为其主矣；李轶与刘縯是故交至友，之所以害其者，欲另投所谓明主也。敌人可以宽赦而叛徒绝不宽赦，赦朱鲔是不以私仇害公义，不纳叛徒李轶则是意在激励忠节。
邯郸不封王郎，洛阳封侯朱鲔，使阴招杀了弟弟李轶，对哥哥李通始终恩宠有加，帝王行事，自有其分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