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阳王更始元年（公元23年）
春，正月，甲子朔，汉兵与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赐，斩之，杀士卒二万余人。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引兵欲据宛，刘縯与战于淯阳下，大破之，遂围宛。先是，青、徐贼众虽数十万人，讫无文书、号令、旌旗、部曲。及汉兵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移书称说。莽闻之，始惧。
舂陵戴侯曾孙玄在平林兵中，号更始将军。时汉兵已十余万，诸将议以兵多而无所统一，欲立刘氏以从人望。南阳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刘縯；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縯威明，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召縯示其议。縯曰：“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不如且称王以号令，王势亦足以斩诸将。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必不夺吾爵位。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诸将多曰：“善！”张卬拔剑击地曰：“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众皆从之。二月，辛巳朔，设坛场于淯水上沙中，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于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
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须发，立杜陵史谌女为皇后；置后宫，位号视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
谶语先告一段落。接下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斗争。
中国人好内斗，看来这个评价是逃不掉了。
在外部敌人还强大的时候，要内斗；
当外部敌人开始衰弱的时候，还要内斗；
当外部敌人灭亡的时候，内斗继续升级，由曲折的变成激烈的。
由此看来“攘外必先安内”是凝聚了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啊。
上回说道，“刘氏当兴”容易达成共识，执政的王党不行了，下课；琢磨半天，哦，刘党有执政经验，就刘党吧。刘党风头虽然劲，但内部有派系，有刘玄派有刘縯派，两派要协调好立场才能应对共同的敌人——王党。
中国每逢乱世，参加造反的总少不了两大力量，一是农民起义军，二是地主阶级领导的割据势力，新史家这么定义，旧史家也基本上这么定义。一般的情形是农民起义军率先揭竿而起，然后总是棋差一着，让封建地主阶级篡夺胜利果实，这个现象锐圆在读到秦末楚汉时期就曾经讨论过，是所谓“革命的革命，割据的割据”。即使是农民出身的领袖成事，也会异化成代表地主阶级的力量，最后执政的领袖和集团，永远不能代表底层的穷人，即使他们曾经是穷人。
当时造反的绿林、赤眉是被定义为“农民起义”的（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凤、马武、王常、成丹啸聚绿林，称绿林兵；后三年，大疾疫，绿林军分散。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朱鲔、张卬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而舂陵兵则是地主武装，从组织形态看，农民起义是散落的农民集结起来的，具有随机性，一哄而起；地主武装似乎是谋定后动，组成人员是地主们的部曲佃户，相对于乌合之众的农民起义军，反而多了一些组织性纪律性。当然，最后决定造反队伍前途的，还是他们的领袖是否具备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
从传统的史书记载看，平林兵是主动改变自己的阶级属性的，他们推举和刘縯刘秀有同样高贵血统的刘玄领导自己。“舂陵戴侯曾孙玄在平林兵中，号更始将军。”（刘縯刘秀也是舂陵戴侯的后代。）“在平林兵中”这句话很有意思，刘玄进入农民起义军和《水浒》里的很多官吏、贵族上梁山一样，是政治败坏的结果。
刘玄为报私仇犯法，为了躲避搜捕，干脆加入了造反队伍。底层苦大仇深的农民造反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在最高统治者看来，虽然是社会危机，或剿或抚，终能平定，而一旦官员贵族也参加到革命的洪流中来，事情就复杂和严重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出现问题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政治败坏”，自己的肌体出现溃烂，往往是不可恢复的。“及汉兵（贵族地主武装）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移书称说。莽闻之，始惧。”王莽为什么这个时候害怕，因为这些旧的贵族地主势力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农民起义是“反饥饿”，地主造反是“要民主”，性质大大地不同了。地主武装不称自己是江湖老大，盗贼头领，而一色采取国家编制里的称谓，大家都叫将军，除了武装行动，还有宣传广告，主旨无非是“吊民伐罪”，造反发展到夺权，王莽焉能不惧？
新市平林下江以及舂陵兵小胜之后，聚在一起，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议成立联合政府，但有权力斗争，无不精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