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
丁、傅宗族骄奢，皆嫉傅喜之恭俭。又，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喜与孔光、师丹共执以为不可。上重违大臣正议，又内迫傅太后，依违者连岁。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朱博与孔乡侯傅晏连结，共谋成尊号事，数燕见，奏封事，毁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又以丁太后兄阳安侯明为大司马、卫将军，置官属；大司马冠号如故事。
……
朱博既为丞相，上遂用其议，下诏曰：“定陶共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共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于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太皇太后语，至谓之“妪”。时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为公卿列侯者甚众。然帝不甚假以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成、哀之世，汉岂复有君臣哉！妇人而已矣。”（王夫之《读通鉴论》）
庙堂之上，最不幸的，有时还不是一地鲜血，而是一地鸡毛。
血流成河或可让政治焕然一新；一地鸡毛，婆婆妈妈，政治就沦入深刻的悲哀之中了。
小老百姓以为朝廷殿堂之上，所谈所议皆关乎国计民生，神圣庄严，其实，经常一不留神就是一地鸡毛，和村妇井台灶头一般。
历史堕落到家常琐碎时（没办法，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模样），这段历史中的政治家注定就是平庸的。这个时期的皇帝，已经不能梳理清楚姥姥舅舅家的家务事，被现实的利益捆绑住了思维和手脚，即使他天资聪明，也很难在他身上寄予期望，历史责任感，天下苍生，对他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
史书写到哀帝时，没有军国大事可以记载，能记载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傅太后利口嚣嚣，急切地抢夺王家的权势；二是摘引大臣们的上书，苦口婆心，唠唠叨叨。
哀帝时，三个奶奶级的人物相互争斗，她们分别是元帝的王皇后。傅昭仪和冯昭仪。傅昭仪后来居上，不免小人得志，直接称呼皇后王政君“老太婆”，对于冯昭仪，则采取了更为强硬的迫害手段，诬以巫祝之罪，直接动刀解决问题。三个女人，年轻时争宠，年老时争利，被奶奶带大的哀帝每天面临的只有家务事，没有国事。
王家辉煌时代，出了五位大司马，傅、丁得势时期，出了三位大司马。对于官僚阶层和一般老百姓来说，只有更坏，没有最坏，基本上没有正向的选择。官僚阶层整体而言成了蝇营狗苟的犬儒，一切向利看。
哀帝短命，没有假傅、丁以时间，如果哀帝刘欣活得长一点，傅、丁外戚集团羽翼更丰满一些，篡汉的则不是傅即是丁，轮不到王莽了。刘姓皇帝到了这里，已经不履行最起码的责任了。皇帝最起码的责任是：活的时间长一点，生个皇位继承人，成年的儿子多了，根据概率或许有一个像样的。王朝灭亡，多有一个现象伴随，就是皇帝的生殖能力越来越差，继位者多是抱来的婴幼儿。
高皇帝开国两百年，气数尽也。
我们透过历史的广角镜看一下：
公元前206年，汉帝国建立。
公元前49年，汉宣帝死亡，汉元帝即位，这个时候距立国一百五十五年。
公元前1年，哀帝亡，平帝即位，但政权已经控制在王莽手中，此时距开国已经二百零五年了。
史称汉亡，始亡于元帝，元、成、哀三世，执政总共近五十年，也就是说，汉帝国的颓亡，滑行了半个世纪，可谓是软着陆了。
再往上看，秦帝国从商鞅变法到秦二世，大约一百五十年，我们平常说秦帝国二世而亡，其实不准确，秦确立军国体制实际上有一个半世纪之久。从商鞅变法到汉宣帝时代，一共三百年，我们可以看成是秦、汉两朝前赴后继地完成一件历史工程：秦对上古的封建制度进行了革命，汉对秦建立的专制帝国进行了发展。三百年过去，创新的帝国制度颓态尽显，元、成、哀三代，不过是在展览帝国制度的所具有的本质缺陷而已。
上古太遥远，锐圆不敢置喙，自春秋战国以来，因铁器发明应用，原始的小国寡民状态势必难存，“天下定于一”遂为历史潮流。春秋战国至秦汉这一期间，中国元气充沛，创新精神一以贯之，确立了专制帝国体制。随着人口的繁衍，文化的僵化（全是儒家忠孝那一套），帝国体制的基因病逐步显现，汉末糜烂的过程，其实也是呼唤和酝酿创新的过程，如果我们以主观的眼光看历史，新莽体制应该说是响应了历史的呼唤。问题是，呼唤的是龙种，回应的是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