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成皇帝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
梁王立骄恣无度，至一日十一犯法。相禹奏：“立对外家怨望，有恶言。”有司案验，因发其与姑园子奸事，奏：“立禽兽行，请诛。”太中大夫谷永上书曰：“臣闻礼，天子外屏，不欲见外也；是以故帝王之意，不窥人闺门之私，听闻中冓之言。《春秋》为亲者讳。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始以恶言按验，既无事实，而发闺门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辞又不服，猥强劾立，傅致难明之事，独以偏辞成罪断狱，无益于治道。污蔑宗室以内乱之恶，披布宣扬于天下，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增朝廷之荣华，昭圣德之风化也。臣愚以为王少而父同产长，年齿不伦；梁国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丽；父同产亦有耻辱之心。按事者乃验问恶言，何故猥自发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过误失言，文吏蹑寻，不得转移。萌牙之时，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验举宪，宜及王辞不服，诏廷尉选上德通理之吏更审考清问，著不然之效，定失误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广公族附疏之德，为宗室刷污乱之耻，甚得治亲之谊。”天子由是寝而不治。
梁王刘立，是景帝的弟弟梁孝王的八世孙，这些王孙贵戚，属于标准的富贵闲人，生下来就是为了享乐的。我们都羡慕今天的大款日子过得舒坦，其实，比起当年的藩王来说，那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今天的有钱人很难像王爷那样无忧无虑，即使你丫可以做到无忧无虑，但你也不能无法无天。而那个时代的帝王后裔，某种意义上讲是无法无天的。他们只要政治正确，把中央哄开心，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管束。梁王刘立在享受生活之余，吃饱了没事干，议论朝政，“对外家怨望，有恶言”，这就有违政治正确的原则了，宗室子弟看不惯外戚牛气烘烘，心气高，酸水多，所以忍不住想说，一说就犯忌。
以言获罪，不仅老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有这个幸运，嘿嘿，皇亲国戚也有，在这方面，大家倒是平等得很。
中央派来的专案组来查梁王的案子，其实就是要从反动言论追查出思想根源。最后结案的时候，就得找一些经济、作风问题，以政治问题获罪，以经济作风问题结案，这个大家都明白，都知道不能摆在桌面上嚷嚷。
要查这些宗室贵戚的作风问题，就和在干部队伍里查贪官、在茅坑里找粪蛆一样，立竿见影，百试百爽。
这次查梁王刘立，材料有点猛，很黄很暴力。从这位小梁王电脑硬盘里，查出了艳照，这不算什么，关键有一位疑似是小梁王的姑姑。专案组的建议是：“立禽兽行，请诛。”
据说李自成当年为了整肃军纪，在自己的刀上刻字：“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中国人对比自己长一辈的女人向来是特别尊重的，说话不恭敬都不可以，何况和姑母那个。
专案组查明的可能是事实，但是不能以此立案和定罪。统治集团在清除自己内部的垃圾时，是有自己尺度的。问题永远是个人问题，个人的错误和罪行是要和组织择清的，即使全部是个人问题，也要考虑这些问题会不会让老百姓产生联想。凡是能联想到这是组织的问题，这是制度的问题，这时就不是个人问题了。太中大夫谷永同志给皇帝上疏，把这个问题阐述得很清楚，啥叫政策水平，谷永同志的文章就叫政策水平。锐圆试着解读一下：
首先，不论公私，有一条原则，“不窥人闺门之私，听闻中冓（gōu）之言”，男女关起门来做什么，说什么，别人不能窥视，更不能强迫展示，不能作为呈堂证供，这是人权。相比之下，捉奸在床是既无聊又违反人权的。老公或老婆堵门捉奸，警察抓嫖客妓女的现行，都是陋习，应该坚决摒弃，要不会妨碍和谐社会和伟大复兴。谷永同志这条讲的不是一般有水平，而是相当有水平。
其次，他说：“《春秋》为亲者讳。”仅从字面理解，这句话也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某些问题上，在一定条件下，为亲者讳，或为普通人讳都是必要的。
第三，谷永按照锐圆一贯倡导的“三常主义”对小梁王进行开脱。意思是以小梁王的条件，年轻美女大把，犯不着和自己的“父同产”乱来。以常情来掩盖不近人情的龌龊事，比较厚道。
第四，谷永同志知道，查这类案子，专案组的同志们情绪比较高涨，难免“有所迫切”。
最后，谷永同志建议，选派政策水平高的同志再查，他们去查，结果肯定不会是这样（主题先行了嘛）。复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以广公族附疏之德，为宗室刷污乱之耻，甚得治亲之谊”。总之，不管是不是事实，反正定性为“宗室污乱”是绝对不可以的，社会影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