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元皇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
初，太子少好经书，宽博谨慎；其后幸酒，乐燕乐，上不以为能。而山阳王康有材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阳王为嗣。上晚年多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阝贵铜丸以擿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山阳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史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鼙鼓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笑。
及上寝疾，傅昭仪、山阳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进见。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
……
壬辰，帝崩于未央宫。
班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汉孝元皇帝刘奭先生二十七岁登基，在位十六年，一共活了四十二年。人生苦短，对于皇帝更是如此，《康熙大帝》的片尾曲唱道“真想再活五百年”，倒是道出千古帝王的心声。
《汉书》作者的父亲班彪借用“外祖兄弟”对汉元帝作了评价，班彪的“外祖兄弟”做元帝的侍中，是皇上身边的工作人员。这类人在领导身边，身份不高，权力不小；职务不大，见识不少。
在领袖身边的工作人员是怎样评价汉元帝的呢？
他们说，元帝“多材艺”，参加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笃定拿冠军，他几乎会玩所有的乐器，音乐理论素养也很高，起码比一般评委的高，“少而好儒”，和余秋雨这样的学者在一起，搞不好谁辅导谁。元帝还有一手好书法，这个恐怕书法协会的都比不过他。
元帝在打击乐方面造诣更是不得了，别人玩打击乐用鼓槌，元帝则用弹指神功，用铜丸敲击鼙鼓，铿锵有节。自元帝死后，这个功夫就失传了。后来，张艺谋导演《十面埋伏》，借用了这一段，让帅哥刘德华抄袭仿效了一次。
元帝毕竟不是文艺工作者，而是一位政治工作者。他在政治上的造诣相比音乐来说，差得比较多。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评价说：元帝好用儒生，他的四位宰相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均为儒生。——这是对元帝人才路线的总结，要说这也不是什么问题，甚至是优点，总比用大舅子、小舅子要好很多。
元帝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就在“牵制文义，优游不断”。
“牵制文义”就是被文义牵制，就是毛主席批评过的本本主义。毛主席批评本本主义时，说延安的知识分子“言必称古希腊”。其实“言必称古希腊”未必是坏事，怕的是言必称“春秋大义”。
“牵制文义”对于教授学者来说，不过是学问做不通、难以达到一流高手而已，对于皇帝来说，麻烦比较大。元帝他爸同时也是他的前任宣帝刘询同志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少而好儒”没有错，关键是以后要“知儒”，学问最讲究“通达”，武功讲究打通任督二脉，都追求了无滞碍的境界。没有通，所以就会犯本本主义的错误，犯凡是派的错误。元帝牵制文义，就阻碍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因为本本和实践有出入，有矛盾，靠本本不能体察到人心和人性。所以，元帝内心一直有矛盾，造成了他政治性格中最大的缺点：“优游不断。”
有“优游不断”，也有“寡谋少断”，还有“多谋寡断”以及“多谋善断”，谋与断是领导者面临的经常性问题，谋是策划，断是决策，自己少谋可以请军师、请外脑，但是“断”则非本人不可，这个权力不能假借于外。元帝读儒家的经典读晕了，影响了判断力，所以很多决策就不能做，只好拖着，好人不能用，坏人不能去，还有很多人是好是坏还分不清，结果是“孝宣之业衰矣”。“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元帝看起来是个好人，不暴虐，不奢侈，但是优游不断，不履行领导人必须作决策的义务，导致国家政治走向下坡路。
有一句话叫“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还有一句话叫“慈不掌兵，义不理财”，还有什么“防微杜渐”、“壮士断腕’，都在强调领导者决策时必须雷厉风行。替别人想得多了，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权力人格厚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