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同上）
不知道为什么，王允在《三国志》中无传，王允传列《后汉书》，与《陈蕃传》并在一卷。陈蕃也有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机会，可惜功亏一篑，王允亦然，《后汉书》作者范晔将他们并在一传，倒是颇有意味。
当时，天下乱形已现，王允面临的无疑是一个烂摊子。要拨乱反正，必须得有铁腕人物，否则在没有正常秩序的情况下，朝野乱哄哄一团，国事再作拖宕，那就救无可救了。不说王允的出身资历，不说他过去和宦官集团作过殊死斗争，就是眼下智除董卓一事，王允的威望可以说一时无比。我们可以作一个对比，粉碎“四人帮”以后，要拨乱反正，什么声音都有，如果不是老邓压得住台，恐怕中国的转型不会那么顺利。
国家渴望真正的权威很久了，可惜的是，王允在处理董卓旧部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贻误良机，遂使朝局陡然直下，王允自己也身死宵小之手。
当时的局面是这样的：京师长安，有吕布禁卫，董卓旧部凉州兵驻扎在长安周边，在广泛的外围，就是所谓十八路反董同盟的势力。有一些州牧在董卓时期态度暧昧，如刘虞、陶谦等，董卓一倒，他们应该会旗帜鲜明地支持王允。当时的局势很微妙，从小范围看，凉州兵威胁着长安，从更大范围看，凉州兵又处在吕布所部和关东势力的夹击之下。王允称：“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也。”这不是自夸，以王允领袖朝廷的地位和过去的人脉，他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袁绍、曹操等都得买他的面子。所以对凉州兵只要政策和策略得当，这个心腹之患是可以消除的。
对付董卓旧部，有上中下三策：上策一纸诏书，宣布只追究董卓一人，余皆赦免，由车骑将军皇甫嵩这个老资格的军头率领，分散各部，或屯或遣，先让他们远离长安，然后视情况徐图之；中策就是把牛辅（董卓的女婿）、李傕、郭汜等凉州将领找个由头请来喝酒，抓起来杀掉，然后解散、安置其部属；下策就是按吕布的建议，干脆将凉州兵集中起来尽皆杀之。总之，不管怎么样，或抚或杀，总得有所行动，不能让凉州兵老是沉浸在惶恐之中。
王允所谓的“皆吾徒也”是远水不救近火的，当时可以依赖的武装力量只有吕布。王允“以剑客遇布”，对吕布素来轻蔑。吕布号称飞将，虽然不是凉州嫡系，但在凉州军团也不是全无影响，吕布所率的部属，有原来丁原的人马，也肯定有董卓所配备的凉州系、并州系的人马，再加上朝廷随扈的警卫力量，虽然掺杂不齐，却也不是毫无战斗力和威慑力。吕布后来也曾纵横一时，手下也有不少人才，后来一直是一支众所公认的强悍力量，据此反推，吕布是一个能带兵打仗的优秀将领，而且也颇能用计，不是那么幼稚可笑。
吕布比曹操小十岁，比刘备大四岁，但是在《三国演义》以及戏曲、年画等文艺表现形式中，永远是一个轻佻的公子哥形象，嘴上没毛，有勇无谋，吕布在一定程度上被漫画化了。吕布在政治上没有方向，有奶便是娘，其实这也不算什么错误，在乱世中，他定位做一个职业化的雇佣军首领，也是形势所迫，也是一种生存方式。
且不管后来怎么评价吕布，当时吕布先是建议王允尽杀董卓部曲，后来又建议用董卓的财物班赐公卿、将校，这两个建议都是必行而且可行，王允若按吕布的建议去做，起码不会比阴沟翻船更惨更遗憾。吕布一生只认刀子和金子，尊重实力和财富，所以以己推人，知道这两样东西绝对有效，偏偏王允书生意气，呆气上升，智慧下降，因人废言，失去了先机。
王允本来想大赦董卓部曲，可是书呆子劲一上来，又矫情起来：这些人各为其主，跟随董卓，是天经地义的，本无罪过，今天给他们大赦就等于说他们过去有罪，这不是更加重他们的疑心了吗？
再说董卓的旧部，在朝廷不赦不抚的情况下，惶恐不能自安，蔡邕一死，他们更加疑虑重重，李傕等派使求赦，王允呆气十足：“一年之间岂可两次大赦！”（每年春天有一次例行的大赦）。
到了如此地步，王允还有最后的一次运气，那就是李傕等当时已经准备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来个鸟兽散。不料，有一个人一席话，把这帮散兵游勇又重新纠集起来，他们发一声喊，杀奔长安，汉帝国就此继续沉沦以至不复，王允先生安邦定国的宏愿和自己的生命也就此一起灭亡于乱兵刀下。
《后汉书·王允传》论曰：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王允正倒是正了，只是正得有些呆了，“以谋济”三个字，他是忘得干干净净。当时策划图谋董卓的机灵劲，不知道去哪里了。可能是陡然大权在握，胜利冲昏了头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