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献皇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
春，正月，关东州郡皆起兵以讨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诸将皆板授官号。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冀州牧韩馥留邺，给其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俱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众名数万。豪桀多归心袁绍者，鲍信独谓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拨乱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虽强必毙。君殆天之所启乎！”
如果说灵帝时代的中央是一个错误的中央，但是它的合法性没有受到怀疑和挑战，起码在朝廷上下是这样。到了汉献帝时代，法统和合法性似乎成了一个问题。
尽管在当时没有人公开说刘协不具备继承汉帝的资格，特别是在第二年刘辩也被董卓杀害，皇族中与灵帝血统最近的莫过于他的儿子刘协。但是，刘协本人的资格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拥立他的人的资格上，董卓自作主张废立，在朝廷没有达成共识。
在献帝一朝，不论董卓时代还是曹操时代，朝廷以及地方官员们，在所谓的大是大非面前，都面临着空前的困惑：国君先为董卓所立，后为曹操把持，在朝廷的大臣要搞清楚自己是汉耶董（曹）耶？地方的割据势力，也要不停地辩解是效忠皇帝还是拥护权臣把持的朝廷。因为这两者在很多人看来是不一致的，中央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整个政治局面便变得波谲云诡，这是后汉至三国时代全体人民都比较晕菜的关键所在。
关羽在刘备徐州兵败后说什么“降汉不降曹”，固然有自欺欺人的一面，但是当时代很多人不能分辨帝国朝廷内部的复杂性确也是事实。
同样在朝廷做官，有人被认定是附逆的，如蔡邕，也可以被视为忠臣，如被董卓杀掉的人；在山东与董卓对立的诸侯，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人认为刘协代表着正统，虽然他是董卓所立，被奸臣把持，但并没有损害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董卓是董卓，皇帝是皇帝，所以进攻洛阳就是讨伐董卓，是解救皇帝这个人质，曹操当时是这样想的，坚决反对董卓废立的袁绍却另有想法。
袁绍最愿意把董卓和新皇帝混为一谈，他不愿意辨析他们之间的差异，他想利用董卓废立这个“程序上的不合法”，彻底推倒汉献帝刘协的合法性。袁绍后来又建议立刘虞为帝，我们可以主观推断他的主张是个过渡的想法，袁绍真正的想法也许和袁术一样，让姓刘的都靠边站，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
此时此刻，董卓做了什么，袁绍知道，大家都知道；董卓想做什么，袁绍知道，大家也知道。反过来，袁绍想做什么，董卓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就连他自己，有一个朦胧的目标，但究竟怎么样才能达成自己的目标，他也是且看且想。袁绍既不愿服从董卓把持的朝廷，又不敢过早暴露自己的野心，大张旗鼓、义无反顾地讨伐董卓，很可能真的就清君侧了，那么献帝刘协的地位就无可动摇了。这个结果，不符合袁绍自己的利益，所以他采取了让水继续浑下去的策略。作为关东义师的盟主，他坚定地掣肘了关东义师的行动。
天下所乱，一乱于董卓，二乱于袁绍。不论古今中外，在权威丧失、乱极思治的时候，手握军权的强力人物往往会忽然间众望所归，大家把消除混乱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军阀们身上，但是，无数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乱世里拿着枪杆子的人往往是神魔难辨。能够弭乱的人不作为，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一个“私”字作怪。天下不乱，野心家没有机会；天下乱得不够，野心家不能下手。所以，“养乱”成了袁绍这类人物自然的选择。
当世两个最重要的大人物相互之间发生了误判，董卓不知道袁绍虚张声势，袁绍不知道董卓色厉内荏，他们之间隔山打牛，没有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大决战，能量没有得到有效的释放，而是流转到其他势力手上，结果就是延续了社会的动乱，也培养了新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