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献皇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关羽自知孤穷，乃西保麦城。孙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才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斩之，遂定荆州。
吕蒙白衣渡江，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轻己”，加上他们的后勤工作老出问题，害怕关羽回来收拾自己，于是坚定地投降了。
孙权称赞吕蒙“子明（吕蒙字）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
读书以后，吕蒙非复吴下阿蒙，境界上来了一大块，从一介武夫，成长为一名军事家，筹略奇至，我认为还不止这些，吕蒙还是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吕蒙至江陵，在争取民心、分化关羽前方将士方面，政策得当，措施得宜。另外，“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居功不傲，做人规矩，谨慎恭敬如此，这都是在主子那里得高分的举措。
关羽最后败走麦城，遂使湖北的这个小城成了从胜利走向失败地方，成了人生低谷的象征，成了中国的滑铁卢。
关羽死的时候，是汉中王刘备帐下前将军，爵位是汉寿亭侯，顺便说下，汉寿亭侯，不是汉代的寿亭侯，而是汉寿这个地方的一个亭侯（封地为乡一级），比关内侯（没有封邑）稍高一点。
但是后来，围绕关羽的一场造神运动在中国开始。关公崇拜成为一种“亚宗教”。
查了一下，好像最早给关羽升级的是宋徽宗，他先封关羽为“忠惠公”，再封“崇宁真君”，又封“昭烈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宋徽宗处在外患不已的时代，对能够独当一面的勇将有心理需求，为什么挑选关羽？应该还是三国故事有民间基础。另外徽宗信道教，关羽也就荣膺“真君”。
元代关羽继续称王。“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到了明代，万历神宗皇帝朱翊钧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羽称帝了。
到了清代，外来的清朝政府，对树立宣传关羽形象，可以讲兴趣高涨，坚持不懈，遍布城乡的关帝庙多为清代所建，现存关羽老家也是锐圆哥的老家山西运城解（当地音hài）州的天下第一关帝庙，是在康熙年间大规模重建的。到了清代晚期，光绪皇帝给了关羽史上最长的封谥：“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都是很牛的字眼，数一数，多少字？
其实字多了没什么意义，反而妨碍传播，关公精神简单地说，就是最前面的“忠义”二字，后面的都是“忠义”导致的结果。皇帝们表彰关公，看中的其实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忠”，忠是硬道理，也是硬指标。但是皇帝们也知道，光唱“忠”这个主旋律，没有一点商业化包装，还是没有收视率，没有在民众中的广泛传播，典型榜样有什么用？皇帝们永远不需要向榜样看齐，因为这活太累太不自在。要让老百姓接受，不得不俯下身来，照顾一下老百姓的关切，于是再加个“义”。
“义”是什么？字典，“辞海”“百度”“维基”的解释都不错，但锐圆的理解最达要害，“义”就是“守望相助”。这是在无助的社会，在自私麻木的环境，老百姓应对生存安全风险时的最低要求，有困难和受欺侮时，有人搭把手，有人说句公道话，这都是义。在熟人社会，“义”成了相互之间的需要和要求，不帮熟人的忙，这叫不够义气。
关羽对刘备（通过《三国演义》和民间传说的故事）体现的，一方面是做臣子必须拥有的品德“忠”，还有就是对熟人的责任和义务。桃园结义拜把子这种行为，就是把熟人拉近为亲情关系，同时是一种契约，大家要兑现相互之间义务相助的承诺。“义”包含着这样的基本原则，那就是表面上和金钱和利益无关，是一种人情交换。
在中国农村，“义”有很实的民间基础，村东张三盖房子，全村的壮劳力可能都会援手，在这一刻，体现了一个社区温馨美好的一面，但是，此后，张三就有了“人情负债”，他必须在今后以同样的方式补偿别人。“义”表面上脱离了金钱交换，用今天的经济学眼光看，是货币流通不足，是市场化程度不够。
《三国演义》特别是依据《三国演义》故事编创的关公戏，以非常民间非常通俗的形式，把关羽的忠和义都作了形象的阐述，特别是《华容道》，非常肯定地确立了“回报人情”的重要性。关公义释曹操，是对曹操一系列“够意思”的“够意思”回报，这种人情交换在这里甚至可以超越对君主的忠。《三国演义》用“天意”来掩饰关公对刘备利益的背叛，这种价值观，是在“硬道理”之下体现了人性柔软美好的一面，是在君君臣臣，莫非王臣莫非王土的僵化政治道德体制下，给民间价值观留下了一个可以容身的空间。
中国历代的政治、法律，对国民个体权益的保护是非常差劲的，无助是中国人最多经历的也是最担心的。皇帝和政权能带给老百姓的最多最大的好处是所谓的天下太平，免于战乱。在日常生活层面，天灾人祸，老百姓是不能寄希望于皇帝和政府的，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家族、宗族和熟人圈子。对皇帝带来的“天下太平”，老百姓要用“忠”来报答；对熟人圈子带来的帮助，我们要用“义”来报答。别人帮助了，不忘记必回报是“义”；看到熟人有困难，主动伸出援手，则是更具积极意义的“义”；再扩大到对陌生人的帮助，则是“见义勇为”，是更高层次的“义”。
这种道德双轨制的建设，有了关公这个形象代言人以后，变成更有效，更普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离开熟人圈子的中国人，对“义”的需求越发迫切，这就是关公的形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原因，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就有关公崇拜。
关公崇拜源于国人深刻的无助感。这是一种现世的需求，和终极关怀无关，这也是中国本土宗教或亚宗教的一个共同点。中国老百姓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根深蒂固的，拜神拜佛拜关公，都是求神佛解决现实的困难或可能发生的危机，求医求子求平安，先许个愿，下个定金，等神佛保佑帮助实现了愿望，然后再用整猪整羊或塑造金身来还愿，这种和神佛就现世问题的交易，体现了中国农民乃至全体国民狡黠、现实和崇尚交易的商业精神。
在山西出生的关公，在广东沿海地区的粉丝更多，特别是小商小贩，店铺多有关公的神龛，关公在这里更多的被当做“财神”来供，这里面的逻辑是，关公讲义气，守承诺，民间信誉是财富的前提条件。在香港警匪片里，经常出现警察和黑社会都给关公上香的镜头，因为这条战线的同志，都有“不被出卖”的心理要求。
现在，关公在他的老家，和其他古代名人圣贤一样，成了旅游资源，成了为经济唱戏搭的舞台，体制内的小文人正在用拙劣的文字让“关公文化”和“建设小康社会”搭上关系，附近的农民则在兜售各种款式的关公造像，年纪大的人也许会在邻家的红白事上看一场关公戏，山西晋南的蒲剧和陕西的秦腔，在这里都有观众。有人说，中国自五四运动割断了传统崇拜，改革开放又消解了红色崇拜，搞市场经济应有民主体制和法制精神，又不能成为新的信念，一切都被搬下神坛，中国人没有什么可以崇拜信仰的，头上三尺，没有神明，只有污浊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