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皇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
魏主珪将立齐王嗣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辄先杀其母，乃赐嗣母刘贵人死。珪召嗣谕之曰：“汉武帝杀钩弋夫人，以防母后预政，外家为乱也。汝当继统，吾故远迹古人，为国家长久之计耳。”嗣性孝，哀泣不自胜。珪怒之。嗣还舍，日夜号泣，珪知而复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将不测，不如且避之，俟上怒解而入。”嗣乃逃匿于外，惟帐下代人车路头、京兆王洛儿二人随之。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是个传奇人物，他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主要是学习引进了汉族的先进文化，全盘引进了汉族的政治体制，“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从部落政治向皇帝专制迈进，不知道这算不算也是走进新时代。
在中国的历史书上，少不了蛮夷宾服的报道，其实很多情况是蛮夷们主动地引进“好东西”，不像我们现在，口是心非，把普世公认的好东西当成洪水猛兽，这边讲是“好东西”，掉过脸来又鄙夷为“西方那一套”。
石勒愿意学习好东西，但是他没有汉武帝的运气，没有找到辅佐少主的霍光，找到的是欺负孤儿寡妇的石虎。拓跋珪也学习汉武帝，立了太子拓跋嗣，然后就赐死其母亲刘贵人，效仿武帝杀钩弋夫人，以防母后预政。看来只学皮毛搞形式主义大家都是无师自通。
娘死更觉舅舅亲，新皇帝想要让皇后家族预政，有的是办法。
皇帝专制的本质就是一切取决于皇帝本人的素质，一切预防措施、规章制度都无效。
拓跋珪杀了刘贵人，刘贵人的儿子拓跋嗣悲痛不已，拓跋珪决定亲自给儿子上课，讲讲权力比亲情更好玩的道理。小拓跋害怕喜怒无常的老子有什么不测的即兴发挥，于是离家出走。
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描述康熙的心理变化很见人性，或者说对权力人格有透彻观察。康熙刚做皇帝时，一直想认五台山出家的爹，但是后来体会到为君之乐，就觉得再把爹请回来做皇帝并不好玩，权力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拓跋珪还有一个儿子拓跋绍，这个儿子是他和自己的姨母贺夫人生的。这位贺夫人本来已经嫁人，拓跋珪见猎心喜，谋杀人家的亲夫也就是自己的姨父，娶了姨母，生下了拓跋绍。
拓跋绍是个恶二代，“凶狠无赖，好轻游里巷，劫剥行人以为乐”。但是越是恶棍，越对权力有亲近感，我爸是李刚不如我就是李刚。拓跋珪为了惩戒拓跋绍关押了他的母亲，十六岁的拓跋绍带着亲信，收买了宦官，半夜摸进宫里，准备救出母亲。谁知行动不密，遇到了拓跋珪的守卫，守卫们大叫：“有刺客！”也许是这样的叫声提醒了拓跋绍，干脆就响应守卫们的召唤做了刺客，拓跋绍乘乱杀了自己的父亲拓跋珪。
到第二天中午，宫门仍然紧闭。拓跋绍把大臣们齐集到宫门前，他打开条门缝，探出脑袋来，对百官们说：“我叔我哥还有我，你们拥护谁？”群臣愕然失色。
最后还是拓跋珪选定的接班人拓跋嗣回来收拾了这个搞笑的残局，是为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当时也才十七岁。
北魏政权没有例外地经历了“二代瓶颈”或“二代危机”，甚至可以说这个危机提前到了开国一代。拓跋珪本人就是前半截英武，后半截暴乱。伟大领袖神经错乱，不仅是广大劳动草民的灾难，也是领袖家庭以及亲信战友们的灾难。一个普通的神经病可以送医甚至可以关禁闭，而一个拥有生杀予夺权力的神经病，那就是从瓶子里溢出的魔鬼。
在现当代，暴戾的独裁者有国际社会制约，在古代，没有任何制约。如果列国并存，邻国的存在特别是相对政治修明或许是一种变相的制约，但这个从本质上不妨碍皇上为非作歹。这两天，新闻都在报利比亚卡扎菲的死亡信息，这位老兄死时肯定恨死了西方列国，这帮鸟国吃饱了撑的管老子的闲事，老卡恨只恨不能穿越，如果他穿越到中国的古代，以他的英明神武，自家皇朝也许能一世二世快乐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