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皇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
诏楚王玄行天子礼乐，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丁丑，卞范之为禅诏，使临川王宝逼帝书之。宝，晞之曾孙也。庚辰，帝临轩，遣兼太保、领司徒王谧奉玺绶，禅位于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宫。癸未，迁太庙神主于琅邪国，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诣姑孰劝进。十二月，庚寅朔，玄筑坛于九井山北，壬辰，即皇帝位。
天下一乱，就有人做皇帝梦。
泰山地区有一个叫王始的人，纠集了数万人，自称太平皇帝，并“署置公卿”。泰山当时属南燕的地盘，南燕的桂林王慕容镇把他抓了起来。在北洋时期建党是可以的，但是在北洋之前随便称帝是不可以的。王始要被砍头了，临刑前有人追问他父亲兄弟的下落，王始回答：“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他的俩兄弟可能被封为征东王、征西王之类，故有此答。他老婆一看气伤了肺：“你都快要被砍头了，还是这个口气。”王始从容答曰：“皇后不知，自古岂有不亡之国！朕则崩矣，终不改号！”
这叫：“砍头不要紧，只要帝号真；杀了朕一个，老婆太后升。”
做皇帝的诱惑太强了。桓玄于是决定过一下皇帝瘾。
桓玄，字敬道，又叫灵宝，这是因为他出生前有异象，流星坠地，他妈吞了二寸火珠，呵呵，有皇帝命的都有篡改老爹DNA的事情发生。
桓玄从小就是小胖墩，他爹桓温很喜欢他，死后以他为嗣。桓温死时桓玄只有七岁，叔叔桓冲抚摸着桓玄的头，指着奔丧的一大帮人说：“这都是你爹的老部下。”
红二代都有高度的政治使命感，政治泪腺也特发达，桓玄看着爹的部下泪流满面。桓玄以雄豪自处，到哪儿都坚称“我爹是桓温”。士族共和虽然没有搞政治清洗，但也讲究风水轮流转，所以桓玄开始也没被重用，下基层做了义兴太守。桓玄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红二代的接班意识要多强有多强。
桓温死后，桓家以桓冲为代表，居处长江上游，荆楚之地遂成了桓家的根据地，或者叫势力范围。桓冲死后桓玄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朝廷任命的荆州刺史殷仲堪对小桓不得不敬惮之，这叫为官不得罪巨室，桓家已经上了“护官符”，外放荆楚做官的都得明白才行。
王恭、殷仲堪和司马道子父子的矛盾等于激活桓氏的力量，桓玄遂“潜有意于功业”，王恭死后，他的势力集合于桓玄旗下，孙恩之乱又让朝廷无暇东顾，这让桓玄渐渐有了问鼎的野心。
史书记载中，桓玄是一个色厉内荏的家伙，刚从江陵出发的时候，“虑事不捷，常为西还之计。及过寻阳，不见官军，意甚喜，将士之气亦振”。
问题是桓玄的对手司马元显比他更加色厉内荏，两军相遇勇者胜。桓玄和司马元显两位红二代相遇，更内荏的一方迅速崩溃。桓玄抓了司马道子，杀了司马元显，控制了朝廷，桓玄先称楚王，后来干脆做起了皇帝，国号楚。
史书称桓玄登基后“好行小惠”、“好自矜伐”、“心常不自安”，这些不恭敬的记载和评述其实很好理解，一个没有正当性的政权和领导人，他不论做什么，都也会被“不怀好意”地解读，同样一件事，可以解释为“好行小惠”，也可以解释为“关心群众疾苦”；可以理解为“好自矜伐”，也可以理解为“有人君气象”；可以解读为“心常不自安”，也可以解读为“谦虚谨慎”……从动机看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真相，因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别人的动机很多情况下外人是很难搞清楚的，即使用排除法确定他的动机也只能是这样，那又能怎么样呢？
评价政治人物，不要看动机而是要看结果，就像药品不要看广告而是要看疗效。邓小平都说过，制度好，坏人也得办好事；制度出了问题，好人也经常办坏事。
先摆事实后讲道理，不要先讲道理后摆事实，拿道理来统领事实。所以，真比善、比美更重要，有真相才有真理。没有真相，真理就严重不靠谱，不要轻易相信先验的真理，同样，也不要轻易相信无端的诋毁和指责。
东晋到了安帝时代，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或势力，已经没有“X与马共天下”的兴致了，司马家已经臭大街了。政治权威都是一点点丧失的，过了临界点，就是一副空架子，只要有人敢打捅，就有土崩瓦解之结果。
桓玄只是不具备开创新王朝的能力，而并不是不具备推翻司马王朝的资格。司马王朝已经从里到外烂透了，南渡之初，尚有“民族主义”的旗号可打，及到司马道子父子时期，司马家排斥了“士族共和”的模板，也就等于自绝于历史。
孙恩暴动和桓玄篡夺终结了东晋，同时，他们也为刘裕上位清除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