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宗孝武皇帝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
初，帝既亲政事，威权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事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与帝以酣歌为事。又崇尚浮屠，穷奢极费，所亲昵者皆姏（qián）姆、僧尼。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
“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不论是文人史官还是平头百姓，对政治腐败黑暗的总结和概括总是那么给力，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和才华在这个领域表现得还是充分的，谁都不要和我们争。
包括皇帝在内的权贵，总是爱和宗教人士“胡羼（chàn）”——这个专用词是从《红楼梦》里抄来的，形容的是宁国府的法人代表贾敬。
孝武帝司马曜（也叫司马昌明）在位二十多年，在士族共和时代，皇帝有两个好处：一是被篡夺的威胁小一点，二是工作轻闲一点。琅邪王司马道子是司马曜的弟弟，琅邪王在东晋时期是品秩地位最高的王，往往也是皇帝的备胎王。这哥儿俩估计和贾府里的贾珍贾琏一样，什么都不分家。现在坊间说三种最铁的关系是：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领导干部之间，领导和下属之间相互交心、交底一般都是从同嫖开始——是不是因为相互持有了对方的“投名状”？
关于皇帝和僧、尼、道、姑以及各类“亚神仙”的关系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史学分支。
毛主席曾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中国的宗教，不论是原生态的巫祝，还是外来的佛教以及消化吸收外来经验整合而成的道教，却先后走上了“为专制皇权服务，与权贵糜烂生活相结合”的道路。
由于锐圆哥哥知识储备不足，无法说明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在中国博弈的情形，也不知道该和西方作怎样的比较研究，但是，中国专制权力的强大确实不是吹的。不仅管形而下，也管形而上；不仅管肉身，还要管思想。世俗权力无远弗界，所以庙宇道观都跑到偏僻的旅游景点了。
宗教在中国的权威性和纯洁性都比较差，宗教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善男信女在增加，另一方面毁僧谤道也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的佛教或道教从来也没有形成全国性或地区性的网络组织，他们不像天主教有全国的大主教甚至全世界的教宗，他们都是占山为王，自古名山僧侣多嘛，方丈在一座庙里就是土皇帝，实行的也是家长式管理，这种松散的宗教组织根本无法同世俗权力争风吃醋。看来宗教也需要组织，没有下线就没有销量，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
和中国皇帝打交道的不是类似西方教会那样的宗教组织，而是个别的宗教人士，这就客观上让宗教只能蜕变成御用工具，不管是正儿八经地解决人生终极关怀问题，还是解决万岁爷性生活障碍，统统都工具化了，也就是不能为“体”，只能为“用”。宗教人士既传播信仰又销售春药，宗教的地位在中国高档不起来，所以在中国信仰也和春药一样，只管一阵子，狂热完了后遗症特别严重。遍尝各种春药以后，绝大多数务实的中国人在绝大多数时期内就相信一个东西：钱。
司马曜司马道子小哥儿俩喜欢的姏姆，应该是成熟的女性宗教工作者或亚宗教工作者，她们的具体工作应该是性服务或性服务的指导培训——“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