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死后的一千多年里，很少有人议论过他的婚姻史。大约所有的人都认为，杜甫是跟原配杨氏夫人白头偕老的。换言之，杜甫一生除了杨氏夫人，没有娶过别的妻子。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忽然有一位王辉斌先生，提出新观点：杜甫于杨氏夫人去世之后，在夔州再娶一位卓姓女子。也就是说，他认为杜甫一生结过两次婚。这位王辉斌先生，从1991开始，多次撰文申述这一观点。他的主要推论依据，简单地说，有如下两点：
一是杜甫在公元766年到达夔州之前，杨氏夫人已经去世。做出这个推论的依据是，杜甫跟杨氏夫人结婚的时间，不应该是学术界公认的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而是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因为开元二十九年杜甫都已经三十岁了，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法令。开元二十二年，皇帝曾颁布诏书，规定男子十五岁女子十三岁以上应该结婚。元稹《杜君墓系铭》说杨氏夫人“四十九年而终”，按照开元二十二年结婚的时候她19岁计算，杨氏夫人应该死于公元764年左右。
二是杜甫作于夔州时期的《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一诗，有这样两句“理生那免俗，方法报山妻”，一改以往称呼妻子为“老妻”的惯例，用了“山妻”一语。这“山妻”就应该是杜甫续弦所娶的女子。
对于这个新观点，我所接触过的杜甫研究者，都是不以为然的。绝大多数人觉得不值得一驳，所以都保持沉默。当然也有人撰文予以辩驳，例如重庆市奉节县政协的李君鉴先生就曾经撰文，对王辉斌所提出的论据，逐一进行反驳。
单纯从学术论证上说，当然是后者更为可信。但是，毕竟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了，无论一方有多么强有力的证据，都很难让对方放弃其观点，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的意见。就是说，只要王辉斌先生愿意坚持，我敢肯定，没有人能够说服他改变主意。
作为杜甫研究者，我认为，杜甫是否再婚这个问题，当然可以继续研究，继续争论。但是，若是单从阅读杜甫诗集的感受出发，我愿意相信传统的看法：杜甫并未再婚。
杜甫到达夔州之前的诗歌作品，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诗圣是深深地爱着他的杨氏妻子的，他是一个恋家的男人。同时，我们基本可以肯定，他从来不在外边沾花惹草——至于参加别人携带妓女的冶游、宴饮活动，是那个时代常见的社交形式。
杜甫跟杨氏妻子相亲相爱的诗证很多，这里随手举几个：
安史之乱爆发后，公元756年，杜甫因为在长安找工作，准确地说是寻找做公务员的机会，一度被困长安。当时妻子儿女正在鄜州（今天陕西富县）妻舅那边。一个月夜，杜甫想念家人，写下了著名的《月夜》一诗。诗中后四句专门倾诉对妻子的思念之情：“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当时杜甫已经45岁了，用词还这么肉麻（后代一些道学家对此相当有意见），原因只有一个：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了。
公元757年，杜甫做了左拾遗后，从当时流亡朝廷所在地凤翔返回羌村看望妻儿。《羌村三首》的第一首，记录了夫妻见面的情景。傍晚初见时，“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深人静，儿女睡去后，夫妻二人是“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夫妻二人，因为重逢的喜悦，都不敢相信是真的见面了，谁也不愿意睡去。这是什么样的夫妻感情！
到达成都之后，因为得到一些在当地担任行政长官的亲友的帮助，杜甫一家在浣花溪畔结庐而居，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中，描写了如下两个生活片段：一个是“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一个是“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这样的生活情景，只有夫妻真心相爱的家庭才可能拥有。
在成都定居时期，有一阵子，杜甫为了躲避当地军阀的叛乱，只身到了梓州（今天四川三台县）一带。当地一位李姓州长官喜欢携妓冶游，泛舟江上，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舞。杜甫在参加过几次这样的活动之后，曾写信规劝这位州官：“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之二）。可见，杜甫是一个重视家庭、敬重妻子的人。